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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安顺苗族女性服饰的符号象征意义研究
作者: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王萌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20-07-13 阅读:1093


摘要


苗族女性服饰绚丽多彩,其文学价值在中华民族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研究苗族女性服饰,有利于苗族文化的传承,增强苗族同胞的民族认同感和自信感。本文以贵州安顺苗族女性服饰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法探究安顺苗族女性服饰符号,探究安顺苗族女性服饰所体现的民族文化及文学价值。安顺苗族属于川黔滇方言支系,受居住地形及其他民族影响,安顺苗族又被分为十多种。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安顺苗族中人数最多的一种——“花苗”。

苗族女性服饰符号是苗族先民对历史文化的记录,体现苗族人民的民族文化、民族历史、宇宙观、价值观及宗教伦理观,也展示了苗族女性精湛的绣艺。

丰富多彩的贵州苗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女性服饰是探析其历史及文化的重要物品,苗族女性服饰记载着苗族人民的历史,向世人传递他们的讯息。本文将从传播学及符号学的角度,对贵州安顺苗族女性服饰符号研究,了解其所传播的内涵及意义。

关键词:安顺苗族,服饰符号,象征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学、人类学逐渐被人们重视,苗族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中的一大成员,必定会成为众多民族学者青睐的对象。随着苗学研究队伍的扩大,学术界形成了以苗族为研究对象的苗学体系,专门研究苗族的民族文化、服饰文化、经济社会,在苗族聚居的地区也建立了苗协会,在传承苗族文化的同时,传播苗学。随着苗学影响力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进入到了苗族研究领域,使得苗学成为一门显学。

贵州是苗学研究的大本营,身为贵州安顺苗族的笔者在这一研究议题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苗族服饰是苗族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毫不避讳地说,苗族服饰就是传播苗族文化的媒介,对苗族服饰符号的研究具有重要传播学和符号学意义。苗族是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但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千万年前,苗族文化在漫长的历史中不断积累、沉淀,通过神话故事及苗族教育将其文化传承至今,通过苗族女性服饰记录下来。

本文以贵州安顺苗族服饰符号为研究对象,分析苗族服饰符号的象征意义,从而初步窥探安顺苗族的文化心理、宗教伦理观念。通过对安顺苗族服饰的研究,可以了解安顺苗族历史、文学、生活习俗,传播安顺苗族文化,增强安顺苗族同胞的身份认同及民族自信,这对苗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起着积极作用。本文将从安顺苗族服饰符号的象征意义、苗族服饰的信息传播功能几个方面来分析探究安顺苗族服饰符号文化。



第一章 贵州安顺苗族简介:起源与分布状况

 

2017年,安顺市总人口约达300万人,汉族人口占大多数,布依族次之,苗族人口居第三位,除此之外,还有回族、侗族、彝族等四十九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39%。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安顺苗族人口达40.97万人,占全市人口的38.6%。

苗族具有千万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最早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众多研究成果表明,苗族源于古代的“九黎”“东夷”部落。涿鹿大战中,“九黎”部落战败,自此,“九黎”部落开始向西南地区迁徙,最终定居在西南大山深处,这些定居下来的人就是如今散布在西南地区的苗族同胞的祖先。据考古发现的文物揭示,安顺苗族至今仍尊“九黎”为首,以蚩尤为其始祖。唐宋时期,苗族人民大量迁入贵州,据资料记载,安顺最早的苗族是由湖北、湖南迁徙过来的,直到宋朝,苗族人才在安顺定居下来,开始了他们的农耕生活。古时候,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被中原人称为“蛮夷或“南蛮”。对中原人来说,苗族是一个神秘的民族,无论是史书还是现代影视剧,通常会将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神秘化。一些影视剧将西南地区的苗族聚居之地称为“苗疆”,把他们和神话故事、巫蛊之术及图腾文化相结合展现在观众眼前,当然,这样的展现并非无凭无据的,这与苗族人民的巫蛊之术、神话传说及图腾文化有紧密联系。

长期的战争使得苗族同胞们历经无数次迁徙,他们从黄河沿岸转移到西南地区大山深处,这一艰辛的历程是苗族历史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迁徙途中的所见所闻被聪慧的苗族先辈加以修饰,形成了苗族服饰创作的重要元素。苗族同胞迁徙过程中的事物被符号化,成为一个个具有意义的图形图案。据安顺市苗学会调查,安顺苗族大多为村寨聚居,安顺苗族同胞最多的当属平坝县马场镇的凯掌村,村中约有460多户苗族人,其次为安顺南马新村,汪家山村、镇宁县、轿子山镇等都是安顺苗族聚居之地。[1]

苗族是安顺市第二大少数民族,据《安顺府志》记载,安顺一带的苗族被称为“阿里苗”、“坝苗”、“熟苗”,属于川黔滇方言之普定土语系。[2]安顺苗族分散在不同村落,由于居住的地理环境不同,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诞生了大同小异的民俗文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政府识别并规范名称的少数民族有55个,其他的为未识别的民族。虽统称为苗族,但生活在贵州的苗族同胞分别有自己的服饰及语言。根据服饰、语言的不同,苗族可分为上百种,居住在贵州安顺的苗族主要分为“花苗”、“大花苗”、“青苗”、“白苗”、“歪梳苗”、“黑苗”、“红苗”等,他们有着各自的服饰样式及方言土语,不仅如此,安顺苗族同胞的称呼也各有不同,例如,镇宁苗族自称“蒙正”苗族,西秀区苗族自称“蒙”,歪梳苗自称“蒙自”,但在图腾崇拜及宗教信仰上,他们又同出一支。

据《安顺民族志》记载,安顺苗族主要聚居或杂居在城郊、山间、坝上及半山区等。随着安顺市经济不断发展,居住在城郊的苗族女性同胞受到社会变迁影响较大,她们的服饰颜色比较鲜艳,图案也更为新颖。苗族女性服饰已经开始汉化,它们所蕴藏的符号及象征意义解读也逐渐发生改变。

苗族的民族文化正如其女性服饰一样丰富多彩。贵州各地的苗族文化是没有固定模式的,苗族文化融入了大量的生活元素、信仰元素,居住在这里的苗族同胞们世世代代延续并丰富民族文化内涵,通过民族教化及服饰制作传承民族文化。苗族是通过文字来记载他们的民族文化的。安顺苗族服饰多为川黔滇型“安普式”,在安顺,苗族女性服饰样式约有30多种,大致都为上装短而宽,下装多为百褶裙,有便装和盛装之分,服饰颜色主要有蓝、白、青、红等几种颜色。[3]随着时代的变迁,安顺苗族同胞们已经没有明显的便装与盛装的区分,也添加了许多鲜艳的颜色。



第二章 安顺苗族女性服饰符号分析


 “符号”并没有统一的定义,美国哲学家、符号学先驱皮尔士认为:一个符号,或者说象征是某人用来从某一方面或关系上代表某物的某种东西。[4]符号本身就具有极为丰富的讯息意义。一种符号的出现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必定有其形式、指称对象及一定意义。贵州安顺苗族女性同胞服饰上呈现的符号均有其创作来源。

 

第一节     文化背景:自然崇拜、图腾崇拜

 

苗族是一个久居山林的民族部落,苗族女性服饰的创作来源于她们的生活,大自然及神话传说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苗族女性服饰上图腾符号的重要灵感来源。宗教信仰、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意识在苗族传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些意识在苗族同胞的服饰文化上都有所表现。

苗族同胞的宗教信仰是从“万物有灵”观念产生的,宗教信仰是一种自然崇拜,神鬼观念都是从原始的自然崇拜演化来的。在苗族所祭祀的神鬼中,有许多是自然界的现象和物体,例如“雷鬼”、“泉鬼”、“风鬼”、“古树鬼”、“神山”、“神石”等,这些存于大自然的现象和物体被苗族同胞赋予新的象征意义,并给予其重要的文化地位,这些被意义化了的物体在苗族的生活中产生影响,被苗族同胞世代相传,在苗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形成重要的精神寄托,苗族女性把这些物体记录的服饰上,既表达了苗族人对自然的崇拜又体现了他们神秘的民族文化的来源。另外,苗族同胞对龙存有极高的崇敬之意“接龙”、“安龙”等祭祀活动都体现了他们自然崇拜的民族色彩。在苗族服饰上,各种奇形怪状的龙纹被展现出来,这些“龙”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苗族同胞的意识中,有“善龙”与“恶龙”之分,[5]善龙是能让苗族人民世代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的吉祥之物,而恶龙则制造混乱,扰乱苗族人民的生活,基于这样的划分,龙纹在苗族女性同胞的服饰上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安顺苗族女性的服饰上,“善龙”一般呈现在盛装上,用金色线绣出,寓意吉祥;而“恶龙”的形状通常被扭曲,多以白色、黑色勾边,安顺苗族女性服饰上的“恶龙”通常被“限制”在几何图纹中,寓意苗族人民制服“恶龙”,接下来就会过上美好的生活。安顺地区的苗族人民还认为龙是一种吉祥的征兆,带来风调雨顺,护卫一年的平安,故安顺苗族通常会把龙纹勾勒在衣服的边缘,示意保护服饰中间的花草、庄稼、良田等。贵州铜仁地区的苗族同胞每年元宵节前都会进行接龙的民俗活动,他们将烟花向龙身上喷出,寓意洗掉一年的霉运,迎接新年的好运。

由宗教信仰和自然崇拜衍生出来的祖先崇拜也是苗族服饰符号的重要来源。在苗族悠久的发展历程中,“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的原始宗教观念不断引申和发展,形成了苗族同胞的祖先崇拜观念。苗族人民祖先崇拜第一层含义是指对“蝴蝶妈妈”、“姜央”、“枫树”等创造苗族人的祖先进行祭祀,以表尊敬和爱戴;祖先崇拜第二层含义是指对自己已过世祖先的祭拜。苗族女性将对祖先的崇拜绣在服饰上,刻画成蝴蝶纹、枫叶纹及花鸟纹,这就是图纹符号化的过程。

苗族同胞服饰创作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图腾崇拜,图腾是苗族女性服饰上最常见的图纹。苗族服饰文化上的各种图腾符号,是一部活的史书,这些符号所记录的是苗族同胞长期的发展历史。安顺苗族对图腾的崇拜来源于生活及历史,无论哪一支系,他们的图腾文化都大相径庭,但因为生活方式的不同,衍生出了不同含义的图纹符号。蝴蝶、几何、花草、飞鸟是苗族女性服饰上最常见的图纹,每种图纹符号的存在都有一定意义。安顺苗族同胞崇拜“蝴蝶”,源于苗族人民关于“蝴蝶妈妈”的传说,“蝴蝶妈妈”是古代苗族对人类和万物起源的一种解释。《苗族谷歌》和《苗族史诗》中均有提到苗族的祖先姜央与雷公、龙、象  、黄牛、水牛、虎、蛇 蜈蚣、月亮灯12兄弟是由枫树变成的“蝴蝶妈妈”所孕育的。另外,安顺苗族还崇拜“竹王”,在镇宁、紫云、西秀区交界处,居住着一支2.3万余人礼仪风俗都非常独特的苗族同胞,自称为“蒙正苗族”,是全国苗族130多个支系中唯一一支以“竹王”为图腾的苗族。他们坚信自己就是夜郎竹王的后裔,家家户户都用竹块束成夜郎竹王的人偶像祭供在堂屋楼上。成年男子一生中以请竹王、供竹王、竹王陪祭为三大重要事件。妇女为表示对竹王至高无上的崇拜之意,用两块竹片鬓在头顶上,体现出尊敬、崇拜之意。除此之外,安顺苗族对鱼虾图纹有特别的喜好,这主要源于鱼虾本身的特点及苗族人民发展的状况。由于大大小小的战乱和迁徙,古代苗族同胞们四分五裂,加之西南地区艰苦的生活环境,导致苗族族人越来越少,苗族先辈希望能养育更多的后人,壮大民族,期许有一天能够重回中原。鱼的繁衍能力较为强大,苗族女性同胞将鱼纹绣在自己服饰上,寓意多子多孙,世代延绵。

除了宗教崇拜、图腾崇拜及祖先崇拜,苗族女性服饰上的部分符号来源于苗族人民的历史写照。在苗族女性服饰的图纹构成及象征寓意上,如果说花鸟、蝴蝶、鱼纹、龙纹是她们的精神体现,那么几何图纹及水波纹便是她们的历史展示。苗族先民涿鹿战败后迁徙至江淮乃至五溪地区,无力问鼎中原。在历史长河中,为躲避战乱,苗族同胞们经历无数次的迁徙,从黄河下游南涉江淮流域,又从江淮西迁西南山地,他们从中原大地来到丘陵水乡,最后避居在大西南的大山之中。在安顺苗族女性服饰的衣边,我们可以看到五道平行的绣线,中间的绣线穿插着类似“圆圈”的图纹,五条绣线平行出现在衣服及裙摆的周边,相传,这五道平行的绣线是古代一位叫“兰娟”的苗族女首领,带领苗族同胞南迁之时的路线,她用彩线记事,记录迁徙途中的山川河流。在安顺、关岭地区苗族女性服饰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五条绣线,它们分别代表着苗族先祖迁徙时经过的五大难关——黄河、雾罩山、风雨关、长江、毒虫冲。[6]

作为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苗族历史文化的传承大多是通过口耳相传和服饰记录,他们所经历的事迹、所信奉的理念都一一呈现在其服饰文化上。语言学之父索绪尔认为:“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7]苗族女性服饰上所呈现的符号形式是一种“能指”,而这些符号所包含的深层含义就是下文要探讨的“所指”。


第二节   服饰图案构成及设计板式

 

生活是苗族服饰艺术创作的源泉,苗族人的生活方式给予他们创作的灵感,图腾文化和信仰、历史和生活习俗都是苗族女性同胞创作的元素,所以,苗族女性服饰被又称为“无字史书”,这是传承及传播苗族文化不可缺少的媒介。节日集会和婚丧习俗是苗族女性服饰艺术赖以生存的条件。正如对话是传播的源头,苗族女性服饰的“无字”艺术在社会活动时通过自身的符号样式向别人传递信息。也因为苗族同胞有着共同的信仰及认知,这场“无言的对话”才能进行,信息才得以传递。在《苗族服饰文化》一书中,将苗族服饰分为湘西式、安顺式、清水江式、黔中南式、贯首式与海南型。[8]

苗族女性同胞的服饰有其独特的设计版式,其设计不仅要最大容量的记录民族文化,还要达到适用、美观的效果。今天人们在安顺最为常见的是“花苗”这一支系,康熙《贵州通志》绘有一幅“花苗图”,大致与今天安顺地区“花苗”服饰相似。安顺“花苗”欲以马鬃尾杂人发以为髲,大如斗,笼以梳,裳服先用蜡绘花于布而染。[9] 

安顺“花苗”女性服饰被称为“蝴蝶衣”,将衣服穿在身上,两手张开,就如蝴蝶展翅一般,这种服饰交领对襟,前紧后松,腋下开衩,色彩多以红、青、蓝色为主,盛装为红,便装则是青、蓝色。[10]下装为百褶长裙,布料为蜡染布、蓝布或青布,裙边绣有花边,长裙经过折叠形成若干折痕。安顺苗族女性腰系白布长围腰,多由麻布制成,围腰周边镶着不同颜色的棉布绣品以作装饰,围腰下方挂三块银牌,银牌上各挂三条银链,银链与铃铛相接,穿着服饰的苗族女性同胞们走路时会发出清脆的铃铛声;她们服装上衣、围腰上纹样多为蝴蝶、鸟、石榴、稻穗以及各种花草。刺绣以平绣和绒绣为主,多饰于上衣的前胸、后背、前臂和后摆及围腰边缘。苗族服饰的各种装饰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不是随意的组合,这是苗族同胞以服饰来达成形式的固定,完成意义的坚守,使之成为族群认同的依据之一。[11]

现今,受安顺布依族服饰的影响,苗族服饰产生较大变化,贵州安顺、镇宁、紫云等地的苗族女性服饰与当地布依族女性服饰构成大致相同,均为上宽下窄,下着蜡染长裙,后束花腰带。

安顺苗族女性发饰不多,主要由枫木梳、黑色和深绿色的麻线、1.2尺的银链连接蝴蝶片相互缠绕而成。从发饰上,同样可以看到苗族同胞对蝴蝶妈妈的崇拜。

安顺“花苗”在盘头时,将枫木梳放置在头顶(斜放),用少量头发固定梳子两端,再将黑色棉线与枫木梳固定在头上,黑色棉线绕头形成固定的发型,将额头上留有的须发与两根粉色(或红色)毛线缠在一起,黑色棉线绕完后将绿色棉线沿着黑色棉线的形状继续环绕,过程中要注意棉线的整齐,缠完棉线后开始将银链从上至下连续缠绕,在绕银链时要将额前的发须收入棉线中,最后把银链尾端的蝴蝶片斜插在头饰的后端,所有工序完成后,还要检查是否有不规整或多余的须发。安顺苗族女性在家庭中也同男性一样参与劳作,所以安顺苗族女性的服饰除了美观作用还要适用于生活作息。苗族人通过服饰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历史文化,向世人传递自己的文化思想,通过苗族服饰,让族人产生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

人类是一种悬置在由他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12]贵州安顺苗族同胞通过服饰记录自己的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历史事迹、生活常态,向世人传达民族文化信息。詹姆斯?W?凯瑞提出传播的仪式观,他发展了英尼斯的传播思想,认为媒介是具有偏向性的,传播的仪式观偏向于时间,而这些偏向时间的媒介不易于远距离传输但能长久保存并传递后代。苗族服饰是苗族文化的传播媒介,通过这一媒介的承载,苗族文化得以在历史中代代相传,增强民族认同感。苗族女性同胞的服饰就是一种仪式。仪式本身不是什么事情发生在什么人身上,而是什么事情人们参与其中。[13]苗族女性服饰制作的过程是其服饰文化中的一个仪式过程。

正如宗教活动、祭奠仪式的各个环节,苗族女性服饰的穿戴过程可以被视为一种仪式。从头饰、服饰到穿戴完毕的注意事项,这一过程是对民族文化的一种回顾,也是一次信息的传播,通过这一环节,可以让苗族女性学习服饰穿戴步骤,传承民族服饰文化,增强苗族人的仪式感。


第三节    服饰材料及颜色搭配

 

苗族女性服饰对布料及颜色有独特的搭配方式。生活贫困及环境因素,上等布料在苗族同胞的服饰中很少见。在整个苗族体系中,服饰布料大多采用棉布、麻布、纱布等。苗族同胞们会花心思种上很多棉花,等到收成时将其经过一步步的工序,制成棉布。另外,他们还利用麻树制作麻布,待麻树成熟时,苗族人把麻秆割下来,削去枝叶,待其暴晒至黄色,撕皮水煮,去掉杂质晒干后就可以制成麻线,由苗族妇女加工后形成麻布。

安顺苗族同胞们所用的布料多为棉布和麻布。她们服饰多以棉布为主麻布为辅,上衣主要由棉布制成,加以各种图纹修饰;长裙也主要由棉布制成,用以遮挡长裙和上衣衔接的围裙则主要由麻布做成,腰带主要由麻线编织而成。近年来,许多丝绸、织物被苗族女性加工,加之苗族特有的图纹装饰,制为衣裳。为使服饰更加美观,聪慧的苗族女性们还从植物中提取各种各样的色素,制作不同颜色的服装,这一工艺技术就是现在著名的“东方第一染”——苗族蜡染。苗族蜡染以贵州安顺最为出名,但原来的彩色蜡染已经渐渐消失,现在多为单色蜡染。

安顺苗族女性服饰颜色具有传递信息的作用。安顺苗族女性服饰的颜色可以用来区分不同场合或不同身份。例如,在参加婚礼时,安顺苗族女性一般会穿上红色或粉色的衣服,这并不会与新娘子的服饰冲突,因为苗族女性在婚礼时候穿的服饰是有特殊符号和样式的。在苗族“跳花坡”、“六月六”、“四月八”等节日活动时,苗族女同胞们会穿上精致绣花的黑色、紫色或蓝色服饰,画上比平时更精致美丽的妆容参加民族文化活动。古时候的苗族女性在参加丧葬仪式时,多穿着深蓝色服装,各种装饰以简单为主,但是现在安顺苗族的丧葬仪式已被汉化,除必要事项,对服装已没有严格要求。在现代化进程中,安顺苗族男性的服饰开始退化,相比汉化的服饰的简单实用,苗族男性服饰显得更为繁杂和啰嗦,除大型的活动,几乎看不到苗族男子的服装。所以苗族女性服饰就成为继承和体现苗族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无论是设计板式、图纹样式或是颜色搭配,安顺苗族女性同胞的服饰无疑是其文化的画布。跨越千年的图纹及仪式,带给了她们创作的灵感,画下民族生活、集会、迁徙与发展的各个场景。就像纸是文字符号的载体,服饰就是苗族女性非语言符号的载体。苗族同胞们通过服饰记录,通过穿戴仪式,将苗族文化延续至今。苗族女性教化子孙后代,让他们在生活细节中认识民族文化,传承民族文化。



第三章 安顺苗族女性服饰符号的象征意义及信息传递

 

第一节    蝴蝶符号

 

苗族女性服饰是苗族文化的非语言符号,是苗族文化的载体,苗族先辈将所有历程记录在服饰上,最终使服饰成为苗族文化的“活化石”,成为她们背在身上的历史书。苗族女性服饰上的艺术符号种类丰富,又各自承载着不同的含义,这些符号,不仅起到美化苗族服饰的作用,还具有传播苗族文化的作用。

作为苗族女性服饰最常见的图纹之一,蝴蝶符号一直是苗族女性服饰的宠儿。无论是哪一个支系的苗族同胞,她们的服饰上都会有蝴蝶纹,这些蝴蝶被她们以不同的手法绣在服饰上,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蝴蝶纹来源于苗族同胞们的祖先崇拜与蝴蝶妈妈的传说。在安顺苗族的认知中,蝴蝶不仅仅是蝴蝶妈妈的象征,还象征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蝴蝶身着彩衣在天地间飞舞,与花鸟相伴,身姿轻盈。安顺苗族女性以蝴蝶纹装饰其服饰,首先是因为对蝴蝶妈妈的尊敬和爱护,其次是因为蝴蝶所携带的美好祝愿。苗族女性都希望自己能像蝴蝶一般美丽、自由自在飞舞在山涧河畔,享受大自然带来的舒适。在安顺苗族女性服饰上,有许多的蝴蝶图纹,一些是单只蝴蝶在采花,一些是成群的蝴蝶在花间飞舞,一些是几何纹构成的蝴蝶。据安顺南马新村苗族刺绣人杨氏介绍:苗族人对蝴蝶的喜爱,不仅是因为蝴蝶妈妈的传说,还因为蝴蝶本身象征着美好、自由自在、优雅的生活。安顺苗族女性还将多只小蝴蝶组合在一起形成大蝴蝶,这一图案主要放置在背部一块,表达了苗族同胞们团结一致,共为一体的民族认同。安顺苗族女性喜用蝴蝶纹,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蝴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这一特点与苗族先民渴望繁衍子孙、壮大氏族的理想十分契合。[14]

   不同的制作手法苗族服饰上的蝴蝶图纹呈现方式不同,手工刺绣的苗族服饰,其蝴蝶图纹偏向几何形式,苗族女性将大大小小的三角形或菱形拼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蝴蝶图纹,形象较为抽象;蜡染而成的服饰上携带的蝴蝶图纹较为清晰和生动。


第二节    花草符号

 

苗族女性服饰的创作灵感来于生活,经过战乱、奔波流离,苗族同胞最终定居在西南地区的大山深处。那些生活中遇见的花草也被苗族女性加以修饰运用到服饰中,起到装饰的作用。安顺苗族女性的服饰上花草图纹常被绣在衣襟、袖口、裙边和衣边,作为封口或边绣(图4)。安顺苗族女性服饰花草符号的使用主要源于她们对大自然的崇拜。从黄河沿岸迁徙到西南大山中定居,苗族同胞们在这个过程中历经千难万险,将在大山深处所见的花草绣在服饰上,表达了她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生活的向往。

 

 

在安顺苗族女性服饰上,花草符号与枫叶、蝴蝶结合在一起呈现,例如,作为衣服裙子的边绣时,苗族女性服饰上的花草图纹与几何图纹会交叉出现,最终各自形成直线,和其他符号构成服饰的衣边;作为服饰主体符号时,常将蝴蝶与花朵绣在一起,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画面。

 

第三节    鱼、虾及水波符号

 

苗族对于鱼虾符号的使用,有不同的来源。鱼虾及水波符号在安顺苗族女性服饰上占有的数量较少。这些图纹符号的来源有不同的说法。在《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一书中对苗族的鱼纹符号做出详细的解释,苗族先辈认为鱼的繁衍能力极强,他们希望苗族后人能够多子多孙、壮大氏族。

另外一种说法是苗族祖先在涿鹿之战失败后向西南迁徙,途径江淮、洞庭湖等地是曾暂住,后来被迫在此迁徙是为了纪念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便把在那里看见的鱼虾绣在衣服上。服饰上的水波纹也来源于迁徙说,记录的是他们曾经跨过的山川河流。


 

鱼、虾、水波图纹展现的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表现苗族同胞对生活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期盼。在安顺苗族女性服饰上,鱼纹并非不是单独出现,腰带上的鱼纹(图6)前后就有12个,在衣服或裙子上的鱼纹是成排出现的,这样的设计板式,表达了苗族人对氏族繁荣强大的期望。

 

第四节    几何图纹符号

 

几何图纹符号是苗族女性服饰上固定不变的符号。在安顺苗族女性的服饰上,可以看到许多由直线构成的图案。如上文提及的五条平行线,在安顺苗族女性服饰的衣边可以明显地看到(图8)。通过苗族女性的精湛绣工,这边几何图纹规整的排列在服饰上,与花鸟纹、鱼虾纹、蝴蝶纹相互照应,构成一幅幅意境优美的图案。

 


安顺苗族女性服饰上的几何纹符号多用来象征山川河流、田野、民屋楼房。在她们的衣领(脖子后背处)有一块类似梯形的布牌,据苗族老人介绍,这原本是安顺苗族的背牌,但受到当地布依族服饰的影响,背牌已经逐渐退化,形成了衣服上的一个重要部位。在她们的背牌(图9)上,多用几何图纹装饰,背牌四周用彩色布线隔开,再由四条封闭的线条逐渐向中间排列,四条线为一组,两组之间又相隔一组几何图形,有短线、圆形、菱形,安顺苗族女性服饰的背牌中间大多为花鸟纹、鱼虾纹,而古老的安顺苗族女性服饰背牌主要是几何纹构建的类似房屋、城墙的图纹。象征着他们曾居住的屋舍、曾生活的地方。在安顺苗协会编制的《安顺苗族》一书中提到,安顺苗族女性服饰衣背领上的方形图案传说是苗族的印章,衣背中间方图是城墙,腰间的放图下有一个圆与三角形的组合图案,这样的组合图纹视为皇宫,是苗族同胞们对家国的渴望,对阖家欢乐的期许。

 

第五节    鸟纹符号

 

苗族是一个信鬼好巫的民族,他们对自然的崇拜、图腾崇拜、对鬼神的崇拜都表现了他们的巫文化。苗族人对鸟的崇拜源于他们对现实的恐惧与绝望。环境艰苦、大自然无法预测的灾害,他们只能寄精神于超自然的力量,而鸟作为大字然中无拘无束的动物,它能自由在山林间来回必定有着超自然力量的支撑。所以,苗族人把鸟当作一种祭祀的对象,在大山之中,鸟还可以作为指引方向的动物。


 

鸟分多种,在贵州其他地区的苗族同胞服饰中,鸟是一种常见的动物。更有绣工精湛的苗族女子绣出了千鸟衣,而在安顺苗族女性的服饰上最常见的是报喜鸟(喜鹊)和鸳鸯。报喜鸟(图11)几乎在每一件服饰上都能看见,它象征的是美好的事物,是喜庆、吉祥之物。另外,鸳鸯经常被绣在嫁衣上,引用鸳鸯本身相亲相爱、不离不弃的寓意,象征婚后女方与丈夫的感情也会像鸳鸯一般。

安顺苗族女性服饰符号有传递信息的功能,在长期地传播中,服饰符号的含义逐渐成为苗族人民共有的认知。传播源于一场对话,在苗族活动中这场“对话”悄无声息的进行着,苗族同胞不断解读他们所看到的服饰符号的意义,获取有用信息。正因为苗族同胞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他们才能解读出服饰中图纹所象征的意义。



作为民族文化传播媒介的安顺苗族女性服饰

 

媒介是人的意识的延伸,[15]飞机、汽车是人体脚的延伸,同理,服饰可理解为人体皮肤的延伸。作为民族文化传承及传播的媒介,苗族服饰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艺术载体,苗族服饰是苗族同胞创作智慧的表现。

人们通过符号创造世界,并居住在这个被创造的世界中。同理,中国各民族正是生活在他们自己创造的“世界”中,拥有相似的生活方式、文化信仰、仪式感,他们编织出一个民族互相认同的“世界”,居住在这样的“世界”中,有自己独特的生活规律。随着社会发展,大众传媒将各个领域连接在一起,形成偌大的信息之网,在这样的情形下,从传播学、符号学的视角研究社会中的物体、事件、符号、图纹,必然会得到不同的解读。将安顺苗族服饰置于传播学、符号学中,定会获得与众不同的理解。服饰是民族文化的传播媒介,对苗族同胞而言,苗族女性服饰是最重要的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一种非语言符号的传播方式。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杰出新闻教育家詹姆斯?W?凯瑞认为:社会团结是一个分享符号的过程。[16]苗族同胞是一个社会团体,他们分享共有的符号文化,对符号有相同的解读。苗族图腾符号之所以能在苗族活动中传递信息,是因为苗族同胞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和符号解读。苗族女性服饰上所展现的符号在活动过程中作为“信源”,由受播者接收(这里指能解读其内涵的人),他们把通过感官得来外部信息进行编码(符号化),在内部加以解码(意义化),这样,就完成了信息传递的过程。符号信息传播过程是一个编码与解码的过程,携带信息的符号在苗族活动中被展现出来,同族人获取其中信息,达到控制其行为的效果。

苗族女性服饰在活动中充当信息传递的媒介。每年的正月初三到十五,安顺苗族同胞们会在相约山头,举行“跳花坡”活动(图12)。跳花坡是安顺苗族每年最为重要的集体活动,苗族同胞们通过才艺展示,庆祝一年的开始,也向苗族同胞们展示自己做工精细的服饰。这些活动是苗族服饰符号被解读的最佳场合,在“跳花坡”活动上,安顺苗族女性同胞们都会穿上自己制作的衣服,在参加活动时结交新朋友,苗族女性同胞通过服饰符号将自身的信息传递给同族青年。例如,在“跳花坡”活动中,已婚的苗族女性穿戴比较成熟、低调,他们的服饰多为深蓝色、黑色等,红色与粉色一般不会成为主要部分,而未婚的少女大多会身穿红色、粉红色或紫色的衣服,其用意是让自己在人群中吸引目光,同时也向同族的小伙表达了自己还未婚嫁的信息,在这场“无声的谈话中”,若男方有意,便上前和女方交谈,问清女方的家庭地址、家中大致情况,征得女方同意后就请媒人上门说亲。在安顺苗族同胞的活动中,除了通过衣服的颜色区别是否婚嫁之外,还可以通过头饰上的毛线颜色区分。随着观念的转变,现在许多已婚女性也会身着粉色苗族服装参加活动,这样就很难分辨女方是否已婚。通过调查发现,现安顺苗族女性区分是否婚嫁的标志主要在她们的发饰上,一般已婚妇女头上的发饰会用大红色的毛线装饰,而未婚的均用粉色毛线装饰,这样,参加苗族活动时就可以很快区分女性是否婚嫁了。

苗族女性服饰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媒介。苗族服饰是一种符号与象征,一种仪式和符号的系统化状态结晶;[17]苗族服饰也是一种文化信仰,苗族女性服饰的产生不是随意的,它具有一定的社会根源和某种实用功利目的,它是苗族精神的一种反映。服饰是苗族人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苗族服饰是典型的女性文化的瑰宝,女性作为苗族“史书”的穿戴者,在其民族文化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较为低下,而在苗族同胞的文化中,女性是被尊重、被重视的群体,所以苗族同胞们将生活与文化刻画在女性服饰上,由她们来传承及传播民族文化。

苗族女性服饰是增强民族相互认同感的媒介。安顺苗族女性服饰在活动中可以传递所属村寨的信息。例如,安顺南马新村周边的女性服饰图纹比较新颖,生活在城市中心,随着城市发展,安顺南马新村的苗族同胞受到外来元素的影响,女性服饰新鲜元素增加,现与安顺其他地区的苗族服饰图纹有一定的区别。再者,安顺轿子山镇方向的苗族女性服饰图纹多用蝴蝶、几何图纹,颜色大多为红色、粉色和蓝色,而普定一带的苗族女性服饰上多用花鸟纹、鱼纹和几何纹,颜色多为蓝色、黑白色混合、红色等。镇宁、关岭、紫云等地区的苗族女性服饰相差较大,但一般都采用深蓝色、黑色等颜色,值得一提的是,镇宁苗族同胞信奉竹王,所以这一带苗族女性服饰上有几何图纹组成的竹形符文比较常见。

苗族女性服饰的展示就是信息传播的过程,这些信息诞生于苗族同胞的传统文化,沉淀在苗族的历史长河中,被聪慧的苗族女性“藏”在图腾符号中,刻画在女性服饰上,只有具有相同的文化、相同的认知、相同的信仰下,它们才会被解读出来。苗族女性服饰上的符号所象征的意义被解读(解码),从而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安顺苗族同胞们从小就从村里老人的口中听说祖先的事迹,从蝴蝶妈妈的传说到现实生活,小孩子们总喜欢茶余饭后听故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被固化了的民族文化被无形地传递给了后辈,日常的文化熏陶加之实际生活的积累,苗族同胞们形成共有的认知,所以苗族同胞们能解读同族女性服饰上传递的信息。久而久之,服饰这一物品便成为传递苗族文化的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现在许多民族研究学者加以探讨这一领域的民族文化特色,以便更好地传播及传承苗族传统文化。

作为民族文化传播媒介的苗族女性服饰在先进的社会环境中有了不同的发展趋势。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女性服装借鉴了苗族女性服饰上的图纹符号,在时尚界形成了“民族风”这类服饰,蜡染的花草、蝴蝶、鱼虾等图纹经常被商家印到女性裙子或男士衬衣上,这样的方法,既保留了苗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又结合了现代潮流,让苗族文化与社会发展相结合,在生活中认识苗族文化并让更多的人来传承苗族文化。就不利方面,社会发展对苗族女性服饰文化也是一种冲击,例如,现在越来越多的苗族女性更愿意穿戴时尚的服饰和首饰,很多苗族女性由于各种原因逐渐忘记苗族女性服饰的文化意义,久而久之,她们的后代对苗族服饰的人事与了解就会越来越少,最终使民族文化被遗忘在历史长河中。

针对安顺苗族文化在社会发展的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建议:首先,以政府单位为主导,宣传并开展大型苗族活动,在活动中宣传苗族文化,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民族,吸引对苗族文化感兴趣的学者,给与他们最好的研究平台;其次,在苗族聚居的村寨举行苗学宣讲会,让苗族同胞们深入了解自己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的重要地位,增强苗族同胞的民族自信与认同感;再者,倡导身为苗族的高校学子,研究并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毕业后从事民族研究工作;最后,要将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想集合,找到适合苗族文化发展的道路,推广苗学、宣传苗族文化。

苗族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民族,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并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利用服饰记录民族文化,这样的精神值得其他民族学习。中国56个民族并非所有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如壮族、布依族、侗族、白族、哈尼族、瑶族、黎族等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这些民族可以借鉴苗族民族文化的传承方式,利用服饰符号记录民族历史文化,将民族文化的精彩内涵符号化并藏于服饰中。中国各民族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传承,促进中华文化的繁荣。

 


结语

 

任何事物的出现与消失必然与社会发展史分不开。在大众传媒发展迅速的今天,安顺苗族女性服饰文化越来越被研究学者重视,但同时,随着经济发展的脚步踏入贵州大地,那些原始状态的苗族服饰文化被一系列流行元素影响,已经失去了其原来的文化意义。

典型的代表当属安顺南马新村、黑石头村等距离市区较近的苗族村寨,苗族男性服饰已经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图纹,原本花色不一的苗族女性服饰也慢慢被现代化。在安顺的旅游景区内,经常可以看到许多政府组织的苗族文化活动,活动中都是出现的多为被改编的苗族女性服饰,材质上,苗族女性服饰从原来的棉麻布料逐渐向纱、丝转变;图纹上,原本丰富多彩的民族图纹也被简化,只留下一些做工精细的花鸟和集合图纹;色彩上,原本用来区分盛装与便装之分的红色和粉色、蓝色的意识已经被淡化,任何场合都能看到盛装与便装一同出现的场景。一些正在被城市化的村寨还出现了改装民族服饰的现象,例如位于普定方向的讲义寨和十二营,村中年轻的苗族女性在参加活动时将民族服饰的穿法大改,将原来的长裙去掉,改用短裙,以白色的围裙为衣服的主体,这样的修改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流行的服饰,但从民族文化发展及传承来说这是违背苗族传统民族文化要求的。

传播始于一场对话,同一时间、空间的两人必定存在一场对话。无论是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参与的,这些符号必定包含某种意义,指向某种抽象的对象。语言符号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对话直接传播信息,通过文字符号在传统媒介、大众媒介上传播信息,而作为非语言符号的苗族女性服饰,用其特有的符号(被赋予象征意义的符号、图纹)传递信息。

在历史长河中,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服饰成为文化的载体,成为历史的记录簿。安顺苗族女性在她们各自生活的地方又吸取了不同的素材,在服饰上展示出来,这件穿在身上的历史书无时无刻不在向看见它的人展示民族风采,传递文化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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