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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最早是由古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柏拉图提出来的。这也成为了人类的千古之问。
我们知道，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厚重的民族，又是一个人口众多、支系繁杂、分布区域广阔的民族。数千年来，苗族与我国其他55个民族一道，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共同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
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全国有苗族人口894万人，仅次于汉族、壮族、回族和满族，在全国56个民族中居于第5位。苗族主要世居在黔、湘、滇、渝、桂、鄂、川及海南、陕西、北京10省市自治区。其中：贵州省430万，湖南省192万，云南省104万，重庆市50万，广西自治区46万，湖北省21万，四川省15万，海南省6万，北京市5千多，陕西省1千多。
除世居的以外，目前中国所有省、市、区都有苗族人口。其他省、市、区苗族人口主要是由农村进城的打工人员，还有少量在机关、事业和企业工作的人员。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苗族迁徙的足迹不仅遍布于大半个中国，而且还漂洋过境，走向异国他乡。现有200万苗族定居在四大洲的十多个国家。其中，越南有107万人、老挝有40万人、泰国有19万人、缅甸有6万人、柬埔寨约有2万人；美国有28万人、法国有1.7万人、圭亚那(法属)有0.8万人、德国有0.15万人、阿根廷有0.3人、加拿大有0.2万人、澳大利亚有0.4万人、新西兰有0.07万人。
东南亚半岛的苗族是明清时期从中国迁徙出去的。西方国家的苗族是20世纪70年代从东南亚迁徙出去的。海外苗族还穿苗族服饰、操苗语、吹芦笙，老人去逝，还要请巫师操度亡灵回中国东部老家与其祖先团聚。他们说，中国是世界苗族的故乡。
一、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土著居民
苗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国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母体性民族。
中国史籍记载苗族的历史已有7000多年，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左右的伏羲与女娲，即上古时期居住在我国东部平原的“东蒙”人伏羲太昊部族。
根据中国史籍记载与传说，伏羲之前虽有盘古氏开天辟地、燧人氏钻木取火、有巢氏上树栖居。但是，盘古、燧人、有巢，是否确有其人，由于年代久远，已经难以考证了。可距今7000多年前的伏羲太昊，应该说是确有其人。中国有文字记载最早的人文始祖是伏羲。
伏羲的名号，古籍中有许多种写法，除“伏羲”外，又称伏牺、炮牺、太昊(太暤)、春皇、木皇等。《尚书》：“古者伏牺氏之天下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世经》：“炮牺氏继天而王，为百王先，首德始于木，故为帝太昊。”《尚书》是我国最早的政事史料汇编，最早的政事史书记载最早的天下王是伏羲。《世经》尊称伏羲为百王之先。
7000年前左右，在我国的东部平原，即黄河、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带，人们始由氏族、胞族而逐渐按地域组成最早的原始部落群团，这个部落群团被中国史籍称之为“君子国”、“大人国”或“君子不死之国”。
“君子国”、“大人国”或“君子不死国”，最早是出现在《山海经》中。
《山海经·海外东经》：“有东口之山。有君子之国，其人衣冠带剑。”
《山海经·海外南经》：“不死民在其东，其为人黑色，寿，不死。”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国。” “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张其两耳”。
《山海经·大荒东经》：“君子国在其北，衣冠带剑，食兽，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让不争”。
继《山海经》之后，“君子不死国”、“大人国”就相继出现在大量史籍中。
《淮南子·地形训》：“东方有君子之国。”
《说文》：“凤，神鸟也”，“凤之象也……出于东方君子国。”
《后汉书·东夷传序》：(东方)“仁而好生，天性柔顺，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国焉。”
《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王子年拾遗记》：“……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
《帝王世纪》：“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方。”
从以上引文可知，东方有君子之国，神鸟凤出于东方君子国，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
关于“君子不死之国”的首领，或王或酋长，先秦典籍记载为伏羲，这是中国典籍记载最早的天下王。
《易系辞传》：“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
《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太皞，伏羲氏，东方木德之帝也，句芒，木神。”
《白虎通义·号篇》：“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
《白虎通义》引《含文嘉》：“伏者，别也，变也；戏者，献也，法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戏也。”
《礼记·月令疏》引《帝国世纪》： “太昊庖牺氏，风性，有景龙之瑞，故以龙纪官。”
《拾遗记》：“以木德称王，故曰春皇，其明睿照于八区，是谓太昊。昊者，明也，位居东方，以含养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角，号曰木皇。”
《左传》昭十七年：“郯子曰太嗥以龙纪。”
《吕氏春秋·十二纪》载“太嗥伏羲氏。”孔颖达《左传疏》云：“太嗥身号，伏羲代号。”
《吕氏春秋·孟春纪》：“其帝太嗥。”高诱注：“太嗥，伏羲氏。”
《拾遗记·卷二》："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从上述诸多引文可知，“东蒙”即“君子不死国”的首领为伏羲。伏羲生活于东方，兼有太阳的光明，所以又称作太昊。伏羲是“东蒙”人即“君子不死国”之大首领、大酋长，是中华民族的“斯文鼻祖”。
何以见得东方君子国是苗族的先民？或苗族源自东方君子国呢？我们可以从专家考证、民俗印证、考古发现三个方面来简述。
专家考证：
最早提出苗族源自伏羲氏族部落的首推法国牧师萨维纳，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和眼光，比较客观地考证了苗族的源流与演变。他于1924年在香港出版了中外第一部《苗族史》，在序言中开头即说：“远古时期，中国就生活着一个我们今天已经遗忘了其根源的人们。他们至今仍生活在崇山峻岭当中，远离于别的亚洲人群。这个族群说着一种特殊的、其他民族不知道的语言，他们身上所着的衣服尤其特别，这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是看不到的……这些人用hmong来称呼他们自己。在远古时期的中国，他们的祖先最初曾出现在黄河下游区域和淮河流域……中国人习惯称他们为‘苗’，中国五千年的古老文化中，一次次地记录下了这些东亚的高山人。标识着中国史籍所记载的第一个历史时期的，正是这些苗人。”【1】
萨维纳为了证明苗族悠久的历史渊源，他依据中国史籍《通鉴纲目》列出中国早期历史纪年表，伏羲游牧时代：公元前4477年；神农农业时代：前3217年；黄帝建立帝国半史时代：前2697—前2479年。萨维纳列表后说：“我们没有列出更早的时代，因为表上列的从公元前4477年到1888年这段时间，已经足够向我们显示：苗族祖先在东亚早期历史上留下的足迹。”【2】萨维纳强调说：“中国的历史纪年也见证了苗族在中国的生存开端。” 【3】
萨维纳还特别强调指出：“如果一个年长者可令人尊敬，如果一段古老的家庭历史可令一个家族尊贵，那么，悠久的历史也可以使一个民族引人注目……他们(苗族)在华夏族的祖先的前面就来到了中国，他们的历史应该比汉人的史书记载还要古老。”【4】
翦伯赞、郑天挺在《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考证说：“君子国，不死国，相传是东方夷国。”
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考证说：“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暤是其中一族的著名酋长。太暤姓风，神话里说他人头蛇身……相传伏牺画八卦……如果八卦确是一种记事符号的话，按照传说，当是出于太暤或太暤族。”
郭沫若在《中国史稿》中说：“太暤，号伏羲氏。据说，‘伏羲作卦’，已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事了……传说太暤是风姓，应同九夷中的风夷有更直接的关系。风夷在夷人氏族部落中居于首要地位，因而太暤又是所有夷人想象中的祖先。”
王献唐先生根据先秦文献记载，考证了蒙人（苗族）的来源，他说：“蒙阴一带，初皆蒙族聚处之所……所居之地名蒙，所处之山亦名蒙。”“伏羲后裔，周有密须四国，为东蒙主……知东蒙一带，固伏羲子孙旧壤也。伏羲之后，有东蒙氏……东为方名……又知蒙为伏羲族氏矣。族以蒙名，所居之地，故以名蒙。蒙在东方，故言东蒙，合地名氏名以证伏羲，知伏羲为蒙族。”
民俗印证：
民俗印证主要是苗族的心史记载与习俗。《苗族古歌》这样唱道：
来唱五支奶，来唱五支祖，
歌唱远祖先，经历万般苦，
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
从前五支奶，居住在哪里？
从前六支祖，居住在哪里？
从前五支奶，居住在东方；
从前六支祖，居住在东方。
挨近海边边，天水紧相连。
波浪滚滚翻，眼望不到边。
《迁徙史歌》反复唱到：“从前老家乡，就在海边边”。苗族最古老的祭祖歌《吃牯脏歌》，反复7次唱到东方老家乡：“水牛乘着河浪走，水牛到海水日出处，富裕海边老家乡。”黔东南苗族说自己的祖先来自日出的地方，在13年一届的杀牛祭祖时，未把牛砍死以前，必须把牛头扭向东方，表示祭祀日出地方的祖先。《迁徙史歌》唱到他们祖先是“翻过水山头，来到风雪坳”，先后渡过“河水黄央央”、“河水白生生”、“河水稻花香”的三条大河南下，然后又“沿着稻花香河”西进，“经历万般苦，迁徙来西方，寻找好生活”。
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著的《苗族文学史》中说：苗族“《跋山涉水》把苗族的老家称为‘东方’……历史学家说：卵生的神话是古代东方民族的传说，苗族认为祖先是从十二个蛋中生出来的。苗族认为伏羲是他们的祖先，但这个伏羲也正是古代东方民族的太昊。”【5】
苗族民间一直流传着蒙部落的传说。苗青在《战争与西部苗族大迁徙》中运用苗族口碑资料说：“在那悠悠昊天的东方寰区，在那茫茫旷世的大地中间，有两条河，一条叫浑水河，一条叫清水河……据苗族先辈的老人们代代相传下来，最早住在浑水河和清水河流域大平原里的，是一个叫‘蒙’(hmongb)的大的部落部族。这个大的部落部族，居住地域方圆数千里。” 【6】
考古发现：
从我国考古发现来看，上古“东蒙”人即伏羲太昊部族文化，从距今约9000年前的贾湖文化起，历经后李文化(距今约8300年)、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良渚文化(距今约65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000年）等，都是上古时期“东蒙”所创造出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
后李文化因首次发掘山东淄博市齐陵镇的后李家村而得名。后李遗址所在地是上古“东蒙”人活动的地方，后李人死者头向朝东埋葬与现苗族老年人寿终正寝时头向东，唱《焚巾曲》指引亡魂，返回东方故地投祖。《焚巾曲》所说的东方，亦指太阳升起的地方，即指“东蒙”人之古地。
根据现在所知的出土考古资料，上古鸟纹，所见最早的是在河姆渡文化遗址。河姆渡遗址的发掘物陶器上有双头鸟的纹饰，同现今黔东南苗族蜡染双头鸟的纹饰是一模一样的。
秋阳在《蚩尤与中国文化》中说：“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发现后，‘好事者’们经过考察研究认为，红山文化属于黄帝族的源头，而良渚文化则是蚩尤族的遗存。此说一出，得到更多人的认同……良渚人，应该说九黎，是个智慧而强悍的民族。他们在长江下游创立以稻作为主的农耕基业，建屋以为居，造舟船以渡河。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又有发达的手工业，收益不仅能自给，且有盈余，进而由石器时代发展到陶器和玉器时代。由于经济的富有而筑城的防护，这就为‘接近文明社会的门槛’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7】
何驽先生认为，良渚文化即是蚩尤文化，良渚玉器流行的那种神人兽面图像即是蚩尤像，当然河南龙山文化就是黄帝集团，良渚文化的衰亡就是黄帝大战蚩尤的结果。【8】
王大有在《蚩尤氏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杰出地位论纲》中指出：苗族“都是头戴飞鸟形凸玉冠上插羽毛，这种玉冠，首见于河姆渡文化(距今7000多年)，发达于良渚文化(6500～4200年)—大汶口文化(6500～4500年)—龙山文化(4500～4000年)的陶器、玉器上，尤其集中于玉圭、玉钺、王冠上。”【9】
综合上述，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国史籍记载，学人研究考证，民族心史记载以及考古资料印证，都证明苗族源自上古“东方君子国”即伏羲太昊部族，是中国最古老的土著居民之一。诚如陈靖在《论苗族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贡献》中说：“中华民族文化是一个浩瀚的大海, 各族人民就是不断给大海送来流水的大小江河,苗族是这些河流中注水时间最久和流源最长的一条。”【10】
二、苗族先民对中华早期文明的历史贡献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万世皆系于黄帝。” 一些封建史官有意或无意将一切历史功劳，创造发明都归功于胜利者黄帝。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诚如顾颉刚说：“我们现在明白了许多中国文化并不是发生于华夏族的，我们就得从其他民族中找去。”【11】
大量的中国史籍资料记载，7000年前的“东蒙”人伏羲或伏羲时代，就首开中华文明之先河，我曾将伏羲或伏羲时代的创造发明归纳为： 观天象 制历算；结网罟 驯家禽；兴庖厨 行医药；画八卦 刻书契；定姓氏 制嫁娶；兴管理 造干戈；化蚕制衣 制乐创歌；建都宛丘 以龙纪官。
在这里，我们主要叙说5000多年前的伏羲太昊氏的族裔，即蚩尤或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集团的创造与发明。这些创造发明促进和影响了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 大量的中国史籍资料记载及专家考证，蚩尤或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集团，就有四组大发明，即发明冶炼，造立兵器；整治部族，创制刑法；信鬼好巫，发明宗教；使用甲历，种植水稻。
1、发明冶炼 造立兵器
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及专家考证，蚩尤及其九黎部落率先发明金属冶炼技术和制作金属兵器。
《吕氏春秋·荡兵》：“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
《尸子·地数》：“造冶者，蚩尤也。”
《管子?地数篇》：“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
《龙鱼河图》：“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
《越绝书》：“黄帝之时以玉作兵。”
《太平御览》：“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
以上史料告诉我们，蚩尤九黎部落发明冶炼和兵器，造有刀、戟、仗、大弩等。黄帝与蚩尤之战争，黄帝是以玉作兵，而蚩尤是以金作兵，黄帝曾经九战九不胜。而在《苗族古歌》和《苗族史诗》中，都有“运金运银”、“打柱撑天”、“铸造日月”等篇章，都涉及到金属的冶炼，都有寻找金、银、铜，铁等方面的内容。说明中国史籍资料记载和苗族的心史记载是相互印证的。
古代剑、铠、矛、戟
蒋南华教授在《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中考证说：“以铜为代表的金属冶炼及其金属制品的出现，不仅是社会物质文明的重要表征，而且也是时代技术进步的总体反映……《山海经》不仅记载了“蚩尤（以金）作兵伐黄帝的历史故事，还详细记载了铜矿和其他金属矿藏的出产地，如《南山经》记载有铜矿产地17处；《西山经》记载有铜矿产地25处，铁矿产地8处，银矿产地4处。”【12】
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蚩尤在祭天尞祭或烧陶制器时，发现葛卢山的石头熔化以后，有铜(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拿来制成剑、铠、矛、戟，当年用此金兵兼并诸侯九位。蚩尤又发现雍狐山的石头熔化后，同样有铜(雍狐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釆炼雍狐戟、芮戈，这一年兼并诸侯十二位。于是蚩尤声威大震。”【13】
王献唐在其所著《炎黄氏族文化考》中也写道：“有此利器，以新兴民族临之，故冲横决荡，无不如志。其最难制服者，厥为蚩尤，以蚩尤能作兵器，藉兵器之利，与黄帝争衡，无他谬巧也。”
根据中国史籍资料记载，蚩尤得到青铜制造的锋利兵器后开始大肆扩张和掠夺。这个时段大抵还在新石器时代，其他部落的武器还只是一些石器和木器，蚩尤部落的战斗力当然要强过他们许多。蚩尤部落在战斗中不但使用铜兵器，还用些铜块铜片包在头上，成了最原始的头盔。也许在与黄帝打仗的时候，他们还用头上的铜片像牛角一样抵人，于是就有人说他们是“铜头铁额”。
蚩尤九黎部落率先发明冶炼和兵械，从而推进了中华大地从此进入冷兵器时代。
2、整治部族 创制刑法
根据中国史籍记载，蚩尤在发明青铜兵器，兼并许多氏族部落的基础上，发展成为雄据祖国东方的一个强大部落。为了严加管束自己的部族，蚩尤九黎部落联盟创立了刑法，对不服从管理的狂徒施以徒刑。
《尚书大传》：“苗民用刑，而民兴相渐。”
《周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蚩尤对苗民制以刑。”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蚩尤对苗民制以刑，而民兴相渐，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说明蚩尤已用“纪律”来管理自己的部属。上古“东蒙”人的伏羲太昊虽然兴管理，立九部，但还没有使用刑法的记载，而蚩尤统领的“九黎”集团在管理中却使用了刑法，说明“九黎”苗民当时处于中华法律文明的最前列。
蚩尤用“纪律”来管理自己的部属。“蚩尤为九黎之君。”九黎之君，对九黎黎民制以刑，有刑法必有罪奴，必有压迫，本在情理之中。率先在部族内使用刑法，证明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集团，其社会生产力已经比较发展，已经紧靠阶级社会的门坎，跨过门坎，就是阶级社会和国家的时代了。
有了“纪律”，大家必然要遵守，这使得九黎部族战斗力很强，发展得很快。梁聚五在《苗族发展史》中引用徐松石、童书业、钱穆等的资料考证说：“九黎区域，可能西至宝鸡，东至嵩山，北至怀来，南至信阳。黄河由北而南，抵潼关，折而东，构成‘乙’字型，贯通九黎全境。”【14】
据《尚书》、《周书》、《吕氏春秋》、《墨子》等史籍资料记载，蚩尤对苗民制以刑，刑法极其苛毒。
《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其注云：“蚩尤作乱，当是作重刑以乱民，以峻法酷刑民。”
《周书·吕刑》：“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蚩尤对苗民制以刑。”“苗民否用练,折则刑,唯作五杀之刑,曰法。“
《墨子·尚同中》：“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制天下。则此其刑不善？用刑则不喜也。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练折则刑，惟作五杀之刑，曰法。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王杀。”
上述记载资料可知，蚩尤对其统领的“九黎”集团所使用的刑法，其中的肉刑就有四类：劓、刵、椓、黥。据相关文字介绍，这是相当残酷的四类刑法。至于说“蚩尤作乱，延及于平民”，“作重刑以乱民”，“以峻法酷刑民”的说法，这要么是人们对蚩尤率先发明和使用刑法不理解，要么就是“胜王败冦”的记录，胜利者总是斥失败者为“乱”罢了。否则，发明刑法以治理和壮大部落，怎么成了“作乱”和“乱民”了呢？
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说：“蓄所谓墨劓宫大辟诸刑，本黎民苗民之法……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今欧人之驭殖民地之土人，莫不然也。中国古人，设此分人等法，原为黄帝蚩尤战后，不得以之故。” 【15】
章钦在《中华通史》中说：“是则肉刑之创始起于苗族。自黄帝以来，至于唐虞，本族与苗族竞争方烈，本族卒代之而起，沿用苗族之刑法以制苗民……而其后，渐用其法以制本族。于是，肉刑之制立，而后也沿袭以行矣。”【16】
李发刚在《蚩尤文化揽要》中说：“蚩尤是建立法规、实行法制的最早创造者和施行者。蚩尤首创法规，实施刑事法，三苗依纲纪。对于唐代正史《路史·后纪四·蚩尤传》曾有注者曰：‘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我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戎’。这说明，蚩尤首创和施行的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的史料还说，兵器和刑法是蚩尤发明的，后来被黄帝部落效法。”【17】
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蚩尤作五刑，始‘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起因是‘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书·吕刑》)。苗民不用的‘灵’，应是蚩尤作为总监大临颁布的新历或敬七神七主的制度。因为九黎联盟建立不久，各氏族尚不适应统一的集权管理，联盟制度实施有困难，也会有抵触，这就是‘苗民弗用灵’。蚩尤为推行联盟制，制定违逆处罚条例，制五刑，曰‘法’，就是法律，强制执行。或灾害，或异族相挤，掠他人财物者，皆被制以刑，以稳定内部。”【18】
3、信鬼好巫 发明宗教
从中国史籍记载来看，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发明的宗教即是巫教。
《国语·楚语》：“少皞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
这段史料反映了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集团的宗教生活状况。说明九黎部落已经盛行原始宗教，最初的“天神”观念和原始巫术已经发生。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作为人的崇拜对象的“天”似乎是人人可以接近并与之相沟通的，还没有后来那种高高在上的权威与威严。而与天沟通的中介即是巫，当时的巫也不具有特殊的身份和超出常人的技能，宗教文化成为一种普遍的民间文化已经存在了。
中国史籍记载，蚩尤在与黄帝的战争中曾使用了战争巫术手段。
《广博物志》卷九引《玄女兵法》：“蚩尤幻变多方，徵风招雨，吹烟喷雾，黄帝师众大迷”。
《述异论》载：“蚩尤能作云雾”。
《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蚩尤在与黄帝的战争中使用了战争巫术手段，“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变幻云雾”，“徵风招雨”等自然神灵和实施本族团巫术手段攻伐黄帝。
袁珂在《中国古代祌话》中考证说：“有一次，当双方的军队在原野上战斗正酣的时候，蚩尤不知弄了一种什么魔法，造起了漫天遍野的大雾来，把黄帝和他的军队团团围困在核心，不辨东西南北方向。在这一片白茫茫的大雾中，一个个铜头铁额、头上生角的蚩尤士兵就更加可怕了。他们在雾中或隐或显，时出时没，逢人便砍，见人便杀，只杀得黄帝的军队马嘶人叫，虎窜狼奔。”【19】
中国史籍记载，数千年来，蚩尤九黎南下的后裔一直盛行着“天神”的原始宗教思想和巫术，以信鬼好巫而闻名于世。
《后汉书·南蛮》：“未有君长，俱事鬼神。”
《云中君》王逸复注：“楚人名巫为灵子。”
《说文》：“灵，巫也，以玉事神。”
《列子·说符》：“楚人鬼，而越人穖。”
《汉书·地理志》：“楚人信巫鬼,重淫祀”。
《后汉书·宋均传》：“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
《隋书·地理志下》：“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
《襄阳记》：襄阳之俗“信鬼神。”
《苗荒小记序引》：“苗人崇信神巫，尤胜于古，婚丧建造，悉以巫言决之。甚至疾病损伤，不以药治，而卜之以巫，以决休咎”。
苗族现在分布在中国的十多个省市区，国外苗族分布在四大洲的十多个国家，他们之间相隔数百里、数千里、上万里，但他们在文化上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信鬼好巫、多神崇拜。
盛襄子在《湖南苗族史述略》中说：“今征之古史，苗瑶盖为中国巫教的首创者，今汉族通行的道教——巫教犹有往茅山——苗山学法之说，是可证明。”【20】
对蚩尤九黎族率先发明兵器、刑法和宗教，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是这样说的：“当时苗族文化，相当发达，第一发明刑法；第二发明兵器；第三发明宗教。后来汉族所用之五刑、兵器及甲胄，而信奉之鬼神，大抵皆苗族所创，而汉族因袭者。”【21】
宋文炳在《中国民族史》中也考证说：“苗夷文化，在现代似无可称述，惟于上古时期，极为发达，影响汉族亦很大。简单叙述，约分为：一、刑法……二、兵器……三、宗教……此三件，均为苗族发明，有裨益于汉族甚大！”【22】
4、使用甲历 种植水稻
中国古代是通过六十年甲子循环的方法进行纪年的，“天干地支”甲历纪年法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纪年方法。从中国史籍记载来看，是伏羲最早发明了甲历，所以甲历又称伏羲历或上元历、太初历，它是中华民族最早发明使用的历法。
《历书序》：“伏羲推策作甲子。”
《周髀算经》：“伏羲作历度。”
《古三坟》：“伏羲氏木王月命臣龙潜氏作甲历。”
伏羲时代就开始使用甲历了。而蚩尤九黎是伏羲太昊氏、少昊氏的族裔，使用伏羲甲历当在情理之中。诚如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东夷（蒙）民族原来的文明程度就比其他民族高，少昊保留了鸟官制和太昊历法，又实行金星历、日月阴阳合历…… 蚩尤继承伏羲太昊四陆二十八宿系统，并完善这一系统……民知风雨阴晴幻变，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发展成为九黎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联盟。”【23】
杨庆林等著的《中华民族通史论纲》也考证说：“古苗人崇尚科学、崇尚英雄、善于发明创新……干支纪年法中反映了古苗人的科学思维及研究能力：1．当时的古苗人已经能够对长期观测到的天文现象进行系统记录并分析；2．当时的古苗人已经掌握了排列组合的数学方法，认识到了十进制、十二进制和六十进制这些记数方法，并加以应用；3．当时的古苗人已经认识到，自然界事物的发展存在周期性循环往复的规律，并将这一思想应用到纪年中……因此，我们认为，古苗人可能通过长期的观测加分析发现了这种周期性变化规律。”【24】
上古“东蒙”人取名为苗，还与其种田农耕有关。
《山海经·大荒南经》：“苗民……继宜秬是食。”
《诗经·硕鼠》：“无食我苗。”注；“嘉谷也。”
《公羊·庄七年传》；“无苗”。注：“苗者，禾，生曰苗，秀曰禾。”
《说文》：“苗，草生于田者。”
《广雅·释古三》：“苗，众也。”
《法言·重黎》：“秦楚播虐于黎苗。”
《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以膽黎苗。”
上述记载告诉我们，“东蒙”取名为苗，与其种田农耕有关。杨万选考证说：“据典籍所载，中国土人，实为苗族。按：苗，从草从田，谓草生于田也。其初本会意字，如诗《硕鼠》‘无食我苗’，《公羊·庄七年传》‘无苗’。注：‘苗者，禾，生曰苗，秀曰禾’。其后或以禾黍油油之意。”【25】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在他出版的第一部《苗族调査报吿》中引用他人的话说：“云南、广西及贵州之山地住有许多苗子之部落，‘苗’字可译为‘力田之人’。”【26】
盛襄子在《湖南苗史述略》中说：“《说文》：苗，草生于田者曰苗，凡草初生亦曰苗，故知古代称东南方土著人民曰苗，实显该族能深耕细耨，戮力农事，以农业为生活之根本。”【27】
日本佐佐木乔主编的《稻作综合研究》就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野生稻生长的记载，不能认为是古代从印度及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传入。1940年，盛永氏认为，中国稻的真正起源，应当追溯太古时生活于扬子江与黄河之间的苗族所写的历史”。【28】
综上可以看出，蚩尤九黎部落发明了兵器、刑法、宗教和农耕，这些文化当时来说是最先进的，为后来崛起的炎、黄部落所汲取和发扬，为整个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创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范文澜说：“古代学者承认黄帝为华族始祖，因而一切文物制度都推原到黄帝。”【29】而事实上，黄帝是在继承先进的“东蒙”、“九黎”文化的基础上开创中华文物制度的。
正如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说：“泰族者中国文明之泉源,炎、黄二族继起而增华之。”
蒋志华主编的《中国世界部落文化》也说：“东夷（蒙）部落为我国早期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原华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华夏族吸收先进的东夷（蒙）部落文化后进入文明社会的。”【30】只不过蒋志华等所说的东夷，应为“东蒙”或“九黎”才对。因为炎帝、黄帝、蚩尤时期，华夏还未居中土，又哪来的夷蛮处四方？华夷五方格局是黄帝打败蚩尤后，至夏商周时才逐渐形成的。
参考文献：
【1】萨维纳：《苗族史》第1–6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同上，第146–147页。
【3】同上，第3页。
【4】 同上，第326页。
【5】 贵州省民间文学工作组编：《苗族文学史》第8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洞庭西子·苗青：《苗族文学论稿》第289－290页，现代出版社，2015年版。
【7】 秋阳︰《蚩尤与中国文化》第53–57页，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
【8】 何驽：《文献考古方法刍论》，载《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
【9】王大有：《蚩尤氏在中华文明史上的杰出地位论纲》，载《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年1期。
【10】 陈靖：《论苗族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中的贡献》、载《先秦史研究动态》1996.1。
【11】 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民族—羌族》，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18页。
【12】 梁聚五：《苗族发展史》第55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3】王大友：《三皇五帝时代》(下册)第210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版。
【14】梁聚五：《苗族发展史》第20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18页，岳麓书社，2010年版。
【16】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18页，岳麓书社，2010年版。
【17】 引自《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暨蚩尤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等126页，(待出版)。
【18】 王大友：《三皇五帝时代》(下册)第210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版。
【19】 袁珂：《中国古代祌话》第114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20】 盛襄子：《湖南苗族史述略》，载民国《新亚细亚》13卷4期。
【21】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5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出版。
【22】 梁聚五：《苗族发展史》第55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3】王大友：《三皇五帝时代》(下册)第207－209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版。
【24】 杨庆林等：《中华民族通史论纲》第38–3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
【25】 杨万选：《贵州苗族考》第9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6】 鸟居龙藏：《苗族调査报吿》第14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7】 盛襄子：《湖南苗史述略》，载民国《新亚细亚》13卷4期。
【28】 参见伍略《苗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族群之一》，载石莉等主编《石朝江苗学研究评论集》第168页，中国实言出版社，2015年出版。
【29】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30】 蒋志华主编：《中国世界部落文化》第12页，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石朝江
我国资深的苗学研究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巡视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学术顾问(原副理事长)，贵州省苗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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