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问：许久不见文章推出，收官封笔了吗？

基本收官了，九黎丛书三卷本已基本完成，只是修改和完善了，以后著作类或系列文章不写了，零星随笔小文章可能还要写，一是几十年已经养成了习惯，二是防止老年痴呆。

我一生的研究计划已经基本完成。研究计划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地形成和完善的。即是，一个体系：《中国苗学》；三个专史：《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世界苗族迁徙史》《战争与苗族》；三个通论：《苗学通论》《苗学通论续论》《苗学通论再论》；一个苗族7000年简史读本：《从蚩尤九黎城说苗族》；一个上古史读本：《中国史前史读本》；一个文化大系读本：中华民族文化大系·苗族卷《上古的记忆》（主编）；研究撰写一个贵州名人：《晚清名臣石赞清传》； 九黎苗族历史文化丛书三卷本：《探考伏羲》《解读九黎》和《话说三苗 》。  

以上研究计划，除《苗学通论再论》和九黎丛书三卷本外，其他都已经公开出版发行。《苗学通论再论》也即将出版，九黎丛书三卷本初稿已经完成，但还需要修改和完善。

我的一生，对苗学研究很有缘，且执着，似如走火入魔。我曾经对一些朋友说过，我热爱社科研究，年轻时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是三进两出，最终坚定不移地选择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苗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信奉功名浮尘，文章千古；知足惬意，弃政从文；拨弄笔毫，持志难撼。

一进一出：

1978年我大学毕业时，学校是把我作为留校对象的，但我硬是冲着当时刚刚恢复成立的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结果是经过用人单位考察，我如愿以偿，被分配到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

可刚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报到，就被借调到贵州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实际上，宣传部是采用先借调的方式调入一批年轻干部，我们同时借调的几位同志后来都留在了宣传部工作。          

二进二出：

借调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我是踏踏实实地工作的，但心里面还是想着社科院（其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升格为社会科学院），工作之余还建立学术资料卡片。后来，在社科院领导的支持下，我居然采取了先折后奏的方式，不辞而别的自行回到社科院，当然受到了批评，结果是院领导出来担责，宣传部虽然不满意，但最后还是同意我回到了社科院工作。

可回到社科院工作不久，省委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处，我又被一纸调令调到贵州省委组织部，后来才知道，是省委宣传部向组织部推荐我的情况的。两年后，我被提拔为贵州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又一年后，即1984年我被作为第三梯队干部，下到基层担任中共惠水县委副书记。

三进不出：

我在惠水担任县委副书记满两年后，1986年又回到了贵州省委组织部。因为一些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我就像作魔性的坚决要求调回社科院工作，最终，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实现了我弃政从学的愿望。

1987年初，我从贵州省委组织部回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30多年来，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我如鱼得水，一头扎在书堆里，下定决心梳理苗族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甘于清贫，乐于吃苦，耐得住寂寞。付出总会有回报。所以才产生了上述的研究成果，并被评定为社科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由于热爱科研，我当初不顾一切的要求调回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培养。但组织上对我是公正的。1995年，经过民主推荐和考察，组织上任命我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后来因为我一直分管科研，自己写报告要求改任社科院副院长，当时省委副书记找我谈话，说党内职务改为行政职务，外界会产生误会的。我回答，我是搞研究的，党委副书记改为副院长更有于科研管理和对外学术交流。我59岁时改非领导职务，任社科院巡视员，65岁退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大学毕业进社科院时才28岁，今年已经是71岁了。

我出生于农村，是 “文革”前的初中生，我犁过田，插过秧，当过兵，当过代课教师，读的是工农兵大学生，自知起点低、基础差，无论是读书或参加工作，我只能付出更多的努力，我只能流出更多的汗水。几十年来，我就基本没有什么双休日，夜半三更起来写东西也是经常的事，我经常感觉到时间不够用。虽然也累，但有成就感，心里却快乐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如果有来世，我还会再选择在社科院从事社科研究工作，因为从事研究工作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相对来说，可以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曾经得到过许多领导和朋友的帮助和鼓励，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又由于自己的自信和固执，无意之中伤害到一些领导和朋友，我在此表示由衷的歉意！

（本文系《苗学通论再论》的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