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问:许久不见文章推出,收官封笔了吗?
基本收官了,九黎丛书三卷本已基本完成,只是修改和完善了,以后著作类或系列文章不写了,零星随笔小文章可能还要写,一是几十年已经养成了习惯,二是防止老年痴呆。
我一生的研究计划已经基本完成。研究计划是在研究过程中逐步地形成和完善的。即是,一个体系:《中国苗学》;三个专史:《中国苗族哲学社会思想史》《世界苗族迁徙史》《战争与苗族》;三个通论:《苗学通论》《苗学通论续论》《苗学通论再论》;一个苗族7000年简史读本:《从蚩尤九黎城说苗族》;一个上古史读本:《中国史前史读本》;一个文化大系读本:中华民族文化大系·苗族卷《上古的记忆》(主编);研究撰写一个贵州名人:《晚清名臣石赞清传》; 九黎苗族历史文化丛书三卷本:《探考伏羲》《解读九黎》和《话说三苗 》。
以上研究计划,除《苗学通论再论》和九黎丛书三卷本外,其他都已经公开出版发行。《苗学通论再论》也即将出版,九黎丛书三卷本初稿已经完成,但还需要修改和完善。
我的一生,对苗学研究很有缘,且执着,似如走火入魔。我曾经对一些朋友说过,我热爱社科研究,年轻时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是三进两出,最终坚定不移地选择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苗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信奉功名浮尘,文章千古;知足惬意,弃政从文;拨弄笔毫,持志难撼。
一进一出:
1978年我大学毕业时,学校是把我作为留校对象的,但我硬是冲着当时刚刚恢复成立的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结果是经过用人单位考察,我如愿以偿,被分配到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
可刚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报到,就被借调到贵州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实际上,宣传部是采用先借调的方式调入一批年轻干部,我们同时借调的几位同志后来都留在了宣传部工作。
二进二出:
借调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期间,我是踏踏实实地工作的,但心里面还是想着社科院(其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升格为社会科学院),工作之余还建立学术资料卡片。后来,在社科院领导的支持下,我居然采取了先折后奏的方式,不辞而别的自行回到社科院,当然受到了批评,结果是院领导出来担责,宣传部虽然不满意,但最后还是同意我回到了社科院工作。
可回到社科院工作不久,省委组织部成立青年干部处,我又被一纸调令调到贵州省委组织部,后来才知道,是省委宣传部向组织部推荐我的情况的。两年后,我被提拔为贵州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又一年后,即1984年我被作为第三梯队干部,下到基层担任中共惠水县委副书记。
三进不出:
我在惠水担任县委副书记满两年后,1986年又回到了贵州省委组织部。因为一些主客观方面的原因,我就像作魔性的坚决要求调回社科院工作,最终,组织上同意了我的要求,实现了我弃政从学的愿望。
1987年初,我从贵州省委组织部回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30多年来,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我如鱼得水,一头扎在书堆里,下定决心梳理苗族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甘于清贫,乐于吃苦,耐得住寂寞。付出总会有回报。所以才产生了上述的研究成果,并被评定为社科二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由于热爱科研,我当初不顾一切的要求调回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从事研究工作,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培养。但组织上对我是公正的。1995年,经过民主推荐和考察,组织上任命我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副书记,后来因为我一直分管科研,自己写报告要求改任社科院副院长,当时省委副书记找我谈话,说党内职务改为行政职务,外界会产生误会的。我回答,我是搞研究的,党委副书记改为副院长更有于科研管理和对外学术交流。我59岁时改非领导职务,任社科院巡视员,65岁退休。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我大学毕业进社科院时才28岁,今年已经是71岁了。
我出生于农村,是 “文革”前的初中生,我犁过田,插过秧,当过兵,当过代课教师,读的是工农兵大学生,自知起点低、基础差,无论是读书或参加工作,我只能付出更多的努力,我只能流出更多的汗水。几十年来,我就基本没有什么双休日,夜半三更起来写东西也是经常的事,我经常感觉到时间不够用。虽然也累,但有成就感,心里却快乐着。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如果有来世,我还会再选择在社科院从事社科研究工作,因为从事研究工作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相对来说,可以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曾经得到过许多领导和朋友的帮助和鼓励,我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又由于自己的自信和固执,无意之中伤害到一些领导和朋友,我在此表示由衷的歉意!
(本文系《苗学通论再论》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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