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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黄帝蚩尤的历史贡献
作者:石朝江 编辑:张有桥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21-01-13 阅读:820


炎帝黄帝蚩尤的历史贡献中国古代的三场部落战争,系作者综合对中国上古史的两份研究考证资料。关于炎帝黄帝蚩尤三始祖的故事,国内先后拍摄多个历史大片或电视连续剧,但最终都未能公开播出,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究其原因:或离历史真实太远,或褒炎黄贬蚩尤。这都不是唯物主义的。要反映上古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故事,必须要实现文学与史学的有机结合,必须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客观反映。希望有志的文学家或编剧与作者联系,我们共同联手把中华三始祖的故事搬上银幕,以期弘扬三大英雄祖先的精神,吸收先人之智慧,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努力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两篇研究考证文稿近6万字。我还是那句话,喜欢的收藏,不喜欢的删除,反对的可以发表意见。

 

中华民族尊炎帝、黄帝、蚩尤为三大文明始祖,是因为他们在中华早期文明中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一、炎帝神农的贡献

 

史籍记载,继伏羲、女娲之后,神农炎帝在早期中华文明创建中,因为功劳巨大而被列为“三皇”之一。根据史籍提供的资料,我们认为,神农源于西部氏羌集团,虽有“神农播百谷,囚苗以为教”的记载,这“囚苗”二字或者与苗族没有关系,或者因为各部族相互融合而有关系。但苗族与神农部族却没有渊源上的关系,且神农是多代,我们这里要说的是神农第一代。与黄帝、蚩尤逐鹿中原的炎帝,已经是后世神农榆岡了。

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女娲氏没,神农氏作。”《易·系辞》:“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说明神农是继伏羲、女娲之后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又一鼻祖。传说太阳神又兼农业之神的神农炎帝,他教人们播种五谷,他尝百草始有医药,人们为了感谢他的功德,便尊称他为“神农”。该部族后来的首领,沿袭“神农”称号。

神农氏的历史功绩,中国史籍有诸多的记载,概括起来主要有五大组发明。

 

(一)“修火之利,以火德王”

 

如前所述,说燧人氏发明火,太遥远了,恐人类的记忆远不可及。说伏羲兴庖厨,火烧动物吃,值得可信。但是火的广泛利用,特别是将火广泛用于生活与生产,应当首推神农炎帝。

 

《左传·哀公九年》:“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后也。”

《艺文类聚·食物部》:“神农时,民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

《礼记·礼运篇》:“修火之利……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

《帝王世纪》:“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

《后汉书·荀爽传》“在地为火,在天为日。”

《管子·轻重戊》“作钻燧生火,以熟劳臊,民食之无兹胃之病,而天下化之。”

 

古人把神农炎帝神化为“火神”和“太阳神”,据相关资料介绍,关于神农炎帝和太阳的关系,流传有两则故事。一说,太阳躲在汤谷一颗扶桑树上睡大觉,懒得出工,闹得天下一片黑暗,五谷不生,野兽横行。神农为民请命,从西王母处得到伸缩木仗,拨开云雾,赶出太阳,百姓得救。二说,神农炎帝把丹雀鸟赐给的五谷种子分给先民,但下种后不开花结果,颗粒不收。炎帝用八封占卜演算,找出“阴阳有差”,即五谷得到的阳光不足。在天神的帮助下,神农炎帝骑着五色鸟飞往东海蓬莱岛,抱着太阳赶回,把太阳挂在姜氏城头,从此五谷丰登,万民安乐。

传说中“钻燧取火”,但今天的考古发现证实,火的发现远远早在几十万年前。但对火的广泛利用,用于生活与生产,可能起始于神农炎帝。

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炎帝“既取火,然而传之,为圣火。圣火有火种,传而长久保存,使利众生,设专司取火、存火、掌火、用火的长老,名为‘火正’。夜以照明,为火烛,为烛阴;冬以取暖,为烛融,寒山不寒;在舍居堂屋中心设火堂,为灶;松明火把、木炭自氏族长中心火塘取,传于氏族各屋,分祠分掌,为社火;主火塘火灶为灶主、社主、总社烛火、总名火主、社火主。炎帝红蛇为号,故族人图腾像人面、蛇身而赤色,龙身无足,小龙之故,尊为烛龙,犹言火龙、赤龙、融龙,以烛龙为大祝,为火正,故官名祝融,以掌祈福祥瑞。于是祝融世掌火司火,举火把,传火种…… 【1】可见,神农将火广泛用于生活与生产,推动古代人类文明实现了一次划时代的重要进步。

 

(二)“始制耒耜,教民稼穑”

 

从今天考古发现来看,早在神农之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播种五谷了。但可能是神农发明或改造了农耕工具,为先民们进行原始农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生产手段。

 

《易·系辞》:“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椐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吕氏春秋·慎势》高诱注:“神农,炎帝也。农植嘉谷,化养兆民,天下号之曰神农。”

《周易》:“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汉书·食货志》:“民有业辟土植谷曰农。”解释农义,至为精审。神之,故曰神农。

《淮南子·修务训》:“神农乃使教民播种五谷。”

《白虎通义》载:“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故谓之神农也。”

《淮南子》:“神农播百谷也,囚苗以为教”。“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

《绎史》引《周书》:“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

《拾遗记》卷1:“炎帝时有丹雀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

《管子·轻重戊》:“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而天下化之。”

《管子·形热解》:“神农教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浇高下。”

《拾遗记》:“时有丹雀衔五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

白虎通:“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

 

由此可见,神农炎帝发明或改造了农耕工具,使原始农业提高了一大步,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了。

诚如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神农的主要贡献是缔造了上古中华农业文明: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为耒耜鉏耨,始教耕,以垦草莽,烈荒畲田,相土相宜,燥、湿、肥、浇、塬、坝、丘之高下平阔,因宜教田辟土耕作;作种粟黍稷菽豆五谷于淇山之阳(河南禹县),教民播种五谷,百姓乃知谷食,于是五谷兴助,百果藏实,百蔬既成,以致民利;首轫谷粟,教民辨识莨(稂,狼尾草)、莠(狗尾草),栽培莱麦,开花为华,吐穗为秀,结实为秂,(秂有孕为秀),摩蜃蚌镰蓐收割穂为秃;沟洫凿井,灌溉排劳,汲水抗旱;辨水泉甘苦,令人知避就;植田界,树界石,阡陌交通,农丈是司。”【2】

 

(三)“织麻为布,成作衣裳”

 

据说神农炎帝时不仅开辟了农业时代,而且还发明了纺织技术。

    

《商君书·画策》:“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行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

《庄子》:“神农氏……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

 

据相关资料介绍,我国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纺织工具陶纺轮、石织轮等,穿梭工具有骨针、骨梭、骨锥等缝制工具。传说炎帝神农时,住屋以一根大木柱作中柱,再以中柱为中心,环绕捆绑小木柱,上覆茅草成顶棚,作圆状半地下围屋,仰韶文化半坡、临潼姜家寨民居皆作此形。中堂立柱直伸出棚顶,称“仙人柱”,亦名“天梯”、“通天柱”,顶端或立相凤鸟,或饰氏族标识,又名图腾柱。在屋内柱下设火塘,火不熄灭,氏族成员围中柱、火塘而食而居,围火塘织麻为布,制作衣裳。

还传说炎帝神农腊祭八神:先穑一,司穑二,农三,邮表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八祭推行四海,使下四方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使各农官田正都作尽职;敬神尽事两不误,制八腊祭教民克尽职守,勤于耕作,男耕女织,怀仁诚之心,甘雨时降,五谷丰登,民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无有相害之心,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卧则居居,起则于于,至德之隆。

 

(四)“尝百草味,始有医药”

 

如前所述,伏羲时代即初有医药了,大概是神农炎帝把医药进一步发展扩大了。医药的发明与发展,为原始先民解除疾痛,从而增强身体素质和对自然的抗争能力。

 

《淮南子·修务训》:“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人知其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史记·补三皇本纪》载:“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以赭鞭鞭草木,未知药石,乃味草木之滋,察寒温之性,而知君臣佐使之义。”

《帝王世纪》:炎帝“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求夭伤人命。”

《搜神记》:“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

《述异记》:“太原神釜冈,有神农尝之鼎存焉。成阳山中有神农鞭药处,一名神农原药草山。”

 

传说神农炎帝为了救民疾苦而舍生忘死,鞠躬尽瘁。诚如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神农时,依山地河谷草甸而居,多虫蛇。于是神农用一红色鞭子,鞭打草莽,惊走蛇毒虫害,在草莽中寻觅可供食用的各种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品尝它们各自的味道,酸、甜、苦、辣、腥,以及寒、凉、温、热、平,体会在自己身上的反映,确定百草的性状和用途。结果发现有的可以作粮食,釆其果实引种为五谷;有的可以作蔬菜,釆其果实引种为百蔬,以辅助五谷不足;有的可以治疗疾病,内病外伤,以百草相施,疾病自出。又观那赭鞭,抽打不同草物时,留在鞭上的草汁叶痕不同,同时散发的草味不同,草味同时伴有光色。原来神农有玲珑玉体,內视透视功能,能见肝胆五藏,当尝百草之时,皆可见草味性循经人脉息走向,穴位光球,皆像网络小管,呈白、黄、红、绿、黑、灰诸色,犹如气体流动传递全身,入内脏;又见百草百味不出此五色大类,且同色相召相合而入脉脏腑,健者更健,病者自愈。凡有病之躯,食有某味某草,即可见其味伴气入病位,可见其化解过程。于是神农由尝百草,品其平毒温燥湿之性,诸嗅味所主,辨百草药性,始有医药,宜药疗疾,救夭伤,疗众疾,究脉息,察穴位,制砭石针灸,作巫方,始有医。”【3】

 

(五)“以日为市,各得其所”

 

传说神农炎帝发明和改造了农耕工具,食物多了起来,他看见人们衣食虽然丰足了,但却不能互通有无,生活上有些不方便,于是就叫人们成立市场,把彼此需要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互相交换。

 

《盗跖》:“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麇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   

《孟子·腾文公上》:“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腾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潜夫记·五德志》:“神农是以日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可以看出:“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无有相害之心”,“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的状况,以及“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自养”,“恶得贤”。此种酋民平等,自食其力的情形,核之古代未开化之初民社会,甚相符合。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行业的分工,一些产品出现剩余,开始萌发以物易物、互通有无的交换活动。这种交换,首先是在部落内部进行,后来发展到部落与部落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进行。为了便于人们进行物品交换,神农想到了在部落的中心设立“墟场”,并约定在太阳照在头顶上的时候,让大家都到墟场上进行交换,这就是“日中为市”。

随着可供交换的产品日益增多和产品品种的日益丰富,交易规模不断扩大,集市时间也不断增长,于是便有人在墟场上建造房屋,叫“列廛设市”,“墟”成为具有交易和聚居两个功能的场所。交易的产生,不仅满足了人们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而且进一步刺激了生产分工和技术进步。同时也增进了人们相互交往和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汇,为形成广大地域的共同经济与文化提供了条件。

《中国那些事儿 夏商周》中就说道:“神农氏掌管天下时,人们男耕女织,安居乐业,民无相害之心,是盛传中的天下大治。”【4】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古人把女娲、神农尊称为“三皇”之一,是因为他们在早期中华文明早期创建中,功劳巨大之故。  



二、蚩尤的历史贡献

                  

1、发明冶炼  造立兵器;2、整治部族  创制刑法;

3、信鬼好巫  发明宗教;4、使用甲历  种植水稻。

 

国学大师顾颉刚说:“各民族有她自己的文化,在民族的融合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也随着融合而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那就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此后也就忘却了追溯它的源头了。这个追溯的责任当然应由历史学者负担着,只是以前的历史学者还没有想到这件事,他们把这块丰腴的园地留给我们了。我们现在明白了许多中国文化并不是发生于华夏族的,我们就得从其他民族中找去。”【5】

大量中国史籍资料记载,5000多年前,蚩尤或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集团,就有四组大发明,即发明冶炼,造立兵器;整治部族,创制刑法;信鬼好巫,发明宗教;使用甲历,种植水稻。

 

(一)、发明冶炼 造立兵器

 

蒋南华教授在《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中说:“苗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老大哥,是一个勤劳俭朴、勇武刚强、不怕困难、吃苦耐劳、不畏强暴、敢于斗争、自强不息、富于创造精神的伟大民族。” 【6】根据中国史籍资料记载及专家考证,蚩尤及其九黎部落率先发明了金属冶炼技术和制作金属兵器。

 

《吕氏春秋·荡兵》:“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

《尸子·地数》:“造冶者,蚩尤也。”

《管子?地数篇》:“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孤之山发而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孤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

 

以上史料告诉我们,蚩尤之前的人们,是以木、石等为自卫的武器,磨制石器,用木棍绑之,用以对付凶恶的野兽,用以保护氏族、胞族遭受异族的侵犯。那时人们以木、石战矣,胜者为长、为酋、为王。九黎集团崛起时,蚩尤在葛卢之山发现铜水或天然铜,然后用火烧冶而制成剑、铠、矛、戟,有了这些利器,是岁相兼者诸侯九,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从而使得九黎集团发展很快,势力很强盛。

 

《管子·地数篇》:“蚩尤受金作兵”,“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蚩尤受葛庐之金而作剑铠矛戟。”

《龙鱼河图》:“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

《越绝书》:“黄帝之时以玉作兵。”《太平御览》:“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

《中华古今记》:蚩尤“造立刀戟、兵杖、大弩”。

 

以上史料告诉我们,蚩尤九黎部落发明冶炼和兵器,造有刀、戟、仗、大弩等。黄帝与蚩尤之战争,黄帝是以玉作兵,而蚩尤是以金作兵,黄帝曾经九战九不胜。而在《苗族古歌》和《苗族史诗》中,都有“运金运银”、“打柱撑天”、“铸造日月”等篇章,都涉及到金属的冶炼,都有寻找金、银、铜,铁等方面的内容。说明中国史籍资料记载和苗族的心史记载是相互印证的。

蒋南华教授在《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中考证说:“以铜为代表的金属冶炼及其金属制品的出现,不仅是社会物质文明的重要表征,而且也是时代技术进步的总体反映……《山海经》不仅记载了“蚩尤(以金)作兵伐黄帝的历史故事,还详细记载了铜矿和其他金属矿藏的出产地,如《南山经》记载有铜矿产地17处;《西山经》记载有铜矿产地25处,铁矿产地8处,银矿产地4处。”【7】

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蚩尤在祭天尞祭或烧陶制器时,发现葛卢山的石头熔化以后,有铜(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拿来制成剑、铠、矛、戟,当年用此金兵兼并诸侯九位。蚩尤又发现雍狐山的石头熔化后,同样有铜(雍狐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釆炼雍狐戟、芮戈,这一年兼并诸侯十二位。于是蚩尤声威大震。”【8】

王献唐在其所著《炎黄氏族文化考》中也写道:“有此利器,以新兴民族临之,故冲横决荡,无不如志。其最难制服者,厥为蚩尤,以蚩尤能作兵器,藉兵器之利,与黄帝争衡,无他谬巧也。”

徐晓光等主编的《苗族习惯法》则考证说:“史载,最先创制兵器的,就是九黎之首领蚩尤。《管子》说‘蚩尤受金作兵。’《龙鱼河图》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食沙石,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万民钦命。’所渭‘兄弟八十一人’,乃八十一个氏族首领;所言‘兽身人语’、‘铜头铁额’, 当指甲胄之物。所以,被称为蛮族的黎族和苗族,先进入中原地区,其次进入中原地区的是羌族中炎帝族。在蚩尤集团先进入中原时期,武器精良,所向披靡,于是兼并了不少势力弱小的氏族部落,炎帝族作为一支较大的力量也被打败。炎族向黄族求援,然后炎黄两族开始联合和融合,共同抗强大的苗族,就连黄帝也是‘九战九不胜’。”【9】

粱聚五在《苗族发展史》中也考证说:古代发明的兵器,当然不能与今人相比拟,但在当时,却是难能可贵了。兹将蚩尤发明兵器之可考者,略述如次:《管子》:“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鱼龙河图》:“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万民钦命。”《山海经》:“黄帝令应龙攻蚩尤,蚩尤请风伯雨师以从,大风雨!”《史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军士皆昏迷。”陈安仁说:“黄帝率领汉族,置其中原,与苗民相战,苗民首领为蚩尤,有猛将夸父,创制刀、戟、大弩之武器,先与神农分占江山,成汉苗对峙之新局势。神农死后,蚩尤率领部族叛乱,出洋水,发九淖,伐神农后裔于空桑;神农后裔避居于涿鹿。”从上述几段零碎资料看来,也可想见苗夷始祖九黎之君的蚩尤,确是一位不平凡的人。尽管他后来失败了,可是他所发明的刀、戟、大弩、大雾、大风雨……的成绩,是始终在中国历史上照耀着!【10】当然,“蚩尤率领部族叛乱”一句,不是梁聚五先生的发明,是中国几千年来“炫汉官功勋也”(石启贵语)。梁老充分肯定蚩尤发明的刀、戟、大弩等,“始终在中国历史上照耀着”。

根据中国史籍资料记载,蚩尤得到青铜制造的锋利兵器后开始大肆扩张和掠夺。这个时段大抵还在新石器时代,其他部落的武器还只是一些石器和木器,蚩尤部落的战斗力当然要强过他们许多。蚩尤部落在战斗中不但使用铜兵器,还用些铜块铜片包在头上,成了最原始的头盔。也许在与黄帝打仗的时候,他们还用头上的铜片像牛角一样抵人,于是就有人说他们是“铜头铁额”。

在汉代的画像石上常有蚩尤战神的雕像,其手中和身上总佩持着多种兵器,以象征以金作兵的业绩,这些兵器中就有剑和刀。在我国古代是把蚩尤作为英武的战神加以崇拜的。中国军事博物馆记述“蚩尤造兵器”,文字表述是:“传说,蚩尤既聪明又勇敢。他将牛角装在头上,作为兵器使用;为了鼓舞士气,他又用兽皮制成大军鼓,军鼓发出响雷般的声音,曾让黄帝的军队胆战心惊。他制五兵,造九冶,对中国兵器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人们将蚩尤与天、地、日、月诸神并列,称其为‘兵主之神’。”【11】蚩尤发明冶炼和兵械从而推进中华大地从此进入冷兵器时代

 

(二)、整治部族 创制刑法

 

根据中国史籍记载,蚩尤在发明青铜兵器,兼并许多氏族部落的基础上,严加管束自己的部族,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刑法,对不服从管理的狂徒施以徒刑。蚩尤对其统领的“九黎”集团最早使用刑法,是中国法律文明起源最早的人们共同体。

 

《尚书大传》:“苗民用刑,而民兴相渐。”

《周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蚩尤对苗民制以刑。”

 

苗民弗用灵,制以刑,蚩尤对苗民制以刑,而民兴相渐,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说明蚩尤已用“纪律”来管理自己的部属。上古“东蒙”人的伏羲太昊虽然兴管理,立九部,但还没有使用刑法的记载,而蚩尤统领的“九黎”集团在管理中却使用了刑法,说明“九黎”苗民当时处于中华法律文明的最前列。

有了“纪律”,大家必然要遵守,这使得九黎部族战斗力很强,发展得很快。梁聚五在《苗族发展史》中引用徐松石、童书业、钱穆等的资料考证说:“九黎区域,可能西至宝鸡,东至嵩山,北至怀来,南至信阳。黄河由北而南,抵潼关,折而东,构成‘乙’字型,贯通九黎全境。”【12】

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集团,率先发明和使用刑法,得到了众多学人的首肯。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说:“蓄所谓墨劓宫大辟诸刑,本黎民苗民之法。”【13】章钦在《中华通史》中引《尚书·吕刑》有关苗族发明刑法的记载后说:“是则肉刑之创始起于苗族。自黄帝以来,至于唐虞,本族与苗族竞争方烈,本族卒代之而起,沿用苗族之刑法以制苗民……而其后,渐用其法以制本族。于是,肉刑之制立,而后也沿袭以行矣。”【14】

据《尚书》、《周书》、《吕氏春秋》、《墨子》等史籍资料记载,蚩尤对苗民制以刑,刑法极其苛毒。

 

《尚书·吕刑》:“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其注云:“蚩尤作乱,当是作重刑以乱民,以峻法酷刑民。”

《周书·吕刑》:“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蚩尤对苗民制以刑。”“苗民否用练,折则刑,唯作五杀之刑,曰法。”

《墨子·尚同中》:“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制天下。则此其刑不善?用刑则不喜也。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练折则刑,惟作五杀之刑,曰法。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王杀。”

 

上述记载资料可知,蚩尤对其统领的“九黎”集团所使用的刑法,其中的肉刑就有四类:劓、刵、椓、黥。据相关文字介绍,这是相当残酷的四类刑法。至于说“蚩尤作乱,延及于平民”,“作重刑以乱民”,“以峻法酷刑民”的说法,这要么是人们对蚩尤率先发明和使用刑法不理解,要么就是“胜王败冦”的记录,胜利者总是斥失败者“乱”罢了。否则,发明刑法以治理和壮大部落,怎么成了“作乱”和“乱民”了呢?

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蚩尤作五刑,始‘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起因是‘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书·吕刑》)。苗民不用的‘灵’,应是蚩尤作为总监大临颁布的新历或敬七神七主的制度。因为九黎联盟建立不久,各氏族尚不适应统一的集权管理,联盟制度实施有困难,也会有抵触,这就是‘苗民弗用灵’。蚩尤为推行联盟制,制定违逆处罚条例,制五刑,曰‘法’,就是法律,强制执行。或灾害,或异族相挤,掠他人财物者,皆被制以刑,以稳定内部。”【15】

中国史籍记载“蚩尤为九黎之君。”九黎之君,对九黎黎民制以刑,有刑法必有罪奴,必有压迫,本在情理之中。率先在部族内使用刑法,证明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集团,其社会生产力已经比较发展,已经紧靠阶级社会的门坎,跨过门坎,就是阶级社会和国家的时代了。但是,历史就是历史,率先发明冶炼和兵械,率先发明刑法和宗教的蚩尤九黎部落,在古代部落或原始民族的征战中却遭受到败绩,不得不离开自己的中原祖居地,而向南方节节败退。

徐晓光在《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中考证说:“传说苗族始祖蚩尤既是战神又是刑神。《鹤冠子·世兵》:‘蚩尤七十(战)’。《太平御览》卷339引《兵刑》: ‘蚩尤之时,烁金为兵,剥带为甲,始制为兵。’上古兵刑同制,‘刑起于兵’。蚩尤又是五刑的创造者。对此,《尚书·吕刑》是这样记载的:王(周穆王)曰:‘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16】

 

《墨子·尚同中》:“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制天下。”

《逸周书·逸文》“火能变金色,故墨以变其肉;金能克木,故以去其骨节;木能克土,故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宫以断其淫;水能灭火,故大辟以绝其生命。

《尚书·夏书》:“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取常宪,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诛……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

 

上述记载可知,后来王朝所采用之五刑,源于蚩尤九黎之刑法。诚如王桐龄所说:“后来汉族所用之五刑、兵器及甲胄,而信奉之鬼神,大抵皆苗族所创,而汉族因袭者。”【17】

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也说:“蓄所谓墨劓宫大辟诸刑,本黎民苗民之法”后,他紧接着说:“即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今欧人之驭殖民地之土人,莫不然也。中国古人,设此分人等法,原为黄帝蚩尤战后,不得以之故。” 【18】

章钦在《中华通史》中则说:“是则肉刑之创始起于苗族。自黄帝以来,至于唐虞,本族与苗族竞争方烈,本族卒代之而起,沿用苗族之刑法以制苗民……而其后,渐用其法以制本族。于是,肉刑之制立,而后也沿袭以行矣。”

李发刚在《蚩尤文化揽要》中说:“蚩尤是建立法规、实行法制的最早创造者和施行者。蚩尤首创法规,实施刑事法,三苗依纲纪。对于唐代正史《路史·后纪四·蚩尤传》曾有注者曰:‘蚩尤天符之神,状类不常,三代彝器,我著蚩尤之像。为贪虐者之戎’。这说明,蚩尤首创和施行的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的史料还说,兵器和刑法是蚩尤发明的,后来被黄帝部落效法。”【19】

总之,根据中国史籍记载和学人之考证,5000多年前,蚩尤所统领的九黎苗人部族,率先发明和使用刑法,后来夏商周“圣王制为五刑以治天下”(墨子),源于蚩尤九黎创制的刑法,五刑“以其人之法,还治其人之身”也好,或“渐用其法,以治本族”也好,这都表明,那时的中国已经进入阶级、国家的时代了。

 

(三)、信鬼好巫 发明宗教

 

马克思、恩格斯曾把原始人的意识归结为宗教意识。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20】“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21】恩格斯亦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22】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总是把异己力量幻想为超自然的力量。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集团,不仅率先发明了兵器和刑法,而且还率先发明了宗教。从中国史籍记载来看,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发明的原始宗教即是巫教。

 

《国语·楚语》:“少皞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

 

这段史料反映了蚩尤所统领的九黎部落集团的宗教生活状况“民神杂揉”民神同位”、“民匮于祀”、“家为巫史”,说明九黎部落已经盛行原始宗教最初的“天神”观念和原始巫术已经发生。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作为人的崇拜对象的“天”似乎是人人可以接近并与之相沟通的,还没有后来那种高高在上的权威与威严。而与天沟通的中介即巫,当时的巫也不具有特殊的身份和超出常人的技能,宗教文化成为一种普遍的民间文化已经存在

中国史籍记载,蚩尤在与黄帝的战争中曾使用了战争巫术手段。

 

《广博物志》卷九引《玄女兵法》:“蚩尤幻变多方,徵风招雨,吹烟喷雾,黄帝师众大迷”。

《述异论》载:“蚩尤能作云雾”。

《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

 

上述记载可看出,蚩尤在与黄帝的战争中使用了战争巫术手段,“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变幻云雾”,“徵风招雨”等自然神灵和实施本族团巫术手段攻伐黄帝。据说风伯雨师是农耕蚩尤部落专司气象的巫师,后为农业气象神,立有庙,岁时奉词。

袁珂在《中国古代祌话》中考证说:“有一次,当双方的军队在原野上战斗正酣的时候,蚩尤不知弄了一种什么魔法,造起了漫天遍野的大雾来,把黄帝和他的军队团团围困在核心,不辨东西南北方向。在这一片白茫茫的大雾中,一个个铜头铁额、头上生角的蚩尤士兵就更加可怕了。他们在雾中或隐或显,时出时没,逢人便砍,见人便杀,只杀得黄帝的军队马嘶人叫,虎窜狼奔。”【23】

由于人类在宇宙大自然中显得十分微弱,原始宗教思想一旦形成,这个“包罗万象的纲领”就会在族群中长期地沿袭下去。大量中国史籍记载在九黎部落集团原始住地,后来还盛行着关于“天神”的原始宗教思想和巫术。

 

《礼记·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注曰:“天之神,日为尊。”

《汉书·地理志》:“始桓公兄襄公淫乱,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为俗。”

《后汉书·襄楷传》:“《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专以奉天地顺五行为本,亦有兴国广嗣之术。”

《管子·心术上》:“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道也者,动不见其形,施不见其德,万物皆以得,然莫知其极。”

《宙合》:“道也者,通乎于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

《管子·乘马》:“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

《四时》:“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阳为德,阴为刑”。“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

 

可以看出,九黎部落原始住地的齐鲁之邦,后来还盛行着关于“天神”的原始宗教思想和巫术。因为居于齐鲁大地后来被称为“东夷”的人们,也是蚩尤九黎的后裔。

中国史籍记载,数千年来,蚩尤九黎南下的后裔一直盛行着“天神”的原始宗教思想和巫术,以信鬼好巫而闻名于世。

 

《后汉书·南蛮》:“未有君长,俱事鬼神。”

《楚国录》:“楚上游,民祷天地,巫蹈影绰,咒语莫测。”

《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灵偃蹇兮皎服。”王逸注:“巫也。”

云中君》:“灵连蜷兮既留。”王逸复注:“楚人名巫为灵子。”

说文》:“灵,巫也,以玉事神。”

经籍纂诂》引《商书·伊训》:“时谓巫风。”传:“巫者,事鬼神,祷解以治病请福者也。男曰觋,女曰巫。”

经籍纂诂》引《吕览·侈乐》:“作为巫。”音注:“医师在女曰巫。”

经籍纂诂》引《周礼·春官·序》:“男巫”。注:“巫掌招弥以除疾病。”

《列子·说符》:“楚人鬼,而越人穖。”

《汉书·地理志》:“楚人信巫鬼,重淫祀”。

《后汉书·宋均传》:“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

《隋书·地理志下》:“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

《襄阳记》:襄阳之俗“信鬼神。”

《宋书·刘清元传》:“鄂俗计利尚鬼,病者不药而听于巫”。

《赛神》:“楚俗不事事,巫风事妖神。事妖结妖社,不问疏与亲。年年十月暮,珠稻欲垂新。家家不敛获,赛妖无富贫。杀牛贳官酒,椎鼓集顽民。喧阗里闾隘,凶酗日夜频。”

《岳阳风土记》:“荆湖民俗,岁时会集或祷祀,多击鼓,令男女踏歌。”《楚书》明代,保靖,永顺之俗“疾病则击铜鼓沙锣以祀鬼神”。

《赠医者汤伯高序》:“楚俗信巫不信医,自三代以来为然,今为甚。凡疾不计久近浅深,药一入口不效,即屏去。至于巫,反覆十数不效,不悔,且引咎痛自责,殚其财,竭其力,卒不效,且死,乃交责之曰,是医之误,而用巫之晚也。终不一语加咎巫。故功恒归于巫,而败恒归于医。”

《苗防备览·风俗上》:苗疆“其俗信鬼尚巫,有病不用医药,辄延巫宰牛禳之,多费不惜也”。“苗中以做鬼为重事,或一年三年一次,费至百金或数十金,贫无力者,卖产质衣为之”。

《苗荒小记序引》:“苗人崇信神巫,尤胜于古,婚丧建造,悉以巫言决之。甚至疾病损伤,不以药治,而卜之以巫,以决休咎”。

 

可以看出,从4000年左右的三苗一直到明清时代,都一直盛行着蚩尤九黎族的原始宗教的巫文化。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派凌纯声、芮逸夫到湘西调查苗族,他们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说:“苗人鬼神不分。凡是在他们神圣领域之中,而认为有超自然能力,无论是魔鬼、祖灵或神祗都称之为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如发现有奇異的现象或反常的状态,以世俗领域中的智识能力不能去控制解释,就以为有鬼在作祟。于是有所戒慴或希望,有所祈祷或反抗,其唯一方法,便是乞灵于有超自然能力的鬼而祭鬼。”【24】

民族人类学资料告诉我们,1949年前,苗族还停留在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阶段。苗族认为造福于人类的灵是“神”;给人带来灾难、疾病、瘟疫和不幸的灵是“鬼”。平时所祭祀的“神”主要有天神、雷神、地神、太阳神、月亮神、风神、雨神等等;所祭祀的“鬼”主要有东方鬼、西方鬼、迷魂鬼、勾魂鬼、游尸鬼、干痨鬼、坐月婆鬼、替死鬼、落水鬼、落岩鬼、凶死鬼、刀伤鬼、饿死鬼、吊死鬼、过路鬼、雷鬼、风鬼、泉鬼、古树鬼等等。鬼的种类繁多,各地名称不同,每类鬼还包括为数不等的集团,比如贵州省台江县交下乡羊达寨的鬼集团共有43个,每个鬼的集团各有名称,各有活动地点。【25】丹寨县苗族信奉的共有10个鬼系,101种鬼。【26】湘西有36堂神,72堂鬼。【27】

苗族分布在中国的十多个省区,国外苗族分布在大洲的十多个国家,他们之间相隔数百里、数千里、上万里,但他们在文化上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信鬼好巫、多神崇拜。

以上可看出,蚩尤率先发明的宗教即是原始巫教。九黎族原始巫教对华夏族与其他部族影响至深,诚如盛襄子在《湖南苗族史述略》中说:“今征之古史,苗瑶盖为中国巫教的首创者,今汉族通行的道教——巫教犹有往茅山——苗山学法之说,是可证明。”【28】

对蚩尤九黎族率先发明兵器、刑法和宗教,国学大师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是这样说的:“当时苗族文化,相当发达,第一发明刑法;第二发明兵器;第三发明宗教。后来汉族所用之五刑、兵器及甲胄,而信奉之鬼神,大抵皆苗族所创,而汉族因袭者。”【29】

国学大师宋文炳在《中国民族史》中也考证说:“苗夷文化,在现代似无可称述,惟于上古时期,极为发达,影响汉族亦很大。简单叙述,约分为:一、刑法。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爰为劓刵椓鲸越兹丽刑’。是刑法为苗族所发明,汉族沿袭其用;二、兵器。史称‘蚩尤好兵作乱,作刀戟大弩’。又管子地数篇‘蚩尤受金作兵’。蚩尤在黄帝时,为苗族酋长,是兵器亦为苗族所发明。三、宗教。楚语:‘少嗥之衰,九黎乱德,民神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是宗教为苗族所发明。兵器乃自卫武器,刑法、宗教,亦维持社会治安不可缺少的东西。此三件,均为苗族发明,有裨益于汉族甚大!”【30】

 

(四)、 使用甲历 种植水稻

 

中国古代是通过六十年甲子循环的方法进行纪年的,“天干地支”甲历纪年法是中华民族最早的纪年方法。所谓甲历,即用甲子记载岁时的日历。从中国史籍记载来看,是伏羲最早发明了甲历,所以甲历又称伏羲历上元历、太初历,它是中华民族最早发明使用的历法。

 

《历书序》:“伏羲推策作甲子。”

《周髀算经》:“伏羲作历度。”

《管子》:“虙戏造六峇,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已合天道。”

《古三坟》:“伏羲氏木王月命臣龙潜氏作甲历。”

《玉海·历法》:“外纪伏羲纪阳气之初为律法,建五气,立五常,定五行有甲历五运。”

《贞元改元大赦制》:“凡为择人,其在精覈……所司依资叙注拟,便於甲历之内,具标举主名衔,仍牒报御史台。”

 

从上述记载看,是伏羲发明了甲历,伏羲时代就开始使用甲历了。而蚩尤九黎是伏羲太昊氏、少昊氏的族裔,使用伏羲甲历当在情理之中。诚如王大友在《三皇五帝时代》中考证说:“东夷(蒙)民族原来的文明程度就比其他民族高,少昊保留了鸟官制和太昊历法,又实行金星历、日月阴阳合历。太昊、少昊、蚩尤保留在黄河中下游的族裔原来就营建垒壁城,就有自己天文观测中心和各种祭祀天、地、山川、河流、日、月、五星、四时等的灵山、灵台、坛、圜丘。少昊时代各氏族分衍后,都设立自己的祭坛、神位,祭祀各自的祖先,按自己的传统行事,神训政令不一。各国族围绕祭祀中心,营建高、昌(尚、常、宜、古)、个、亭、京(景)章(障、嶂),立天表,称为都,成为巫、政、教中心。”【31】他还说:“蚩尤继承伏羲太昊四陆二十八宿系统,并完善这一系统……有了先进的历法,统一的历法,蚩尤颁布,使百姓知民时,蚩尤民不误农时,农业、渔业大发展。发明水田牛耕,水牛稻作农业……民知风雨阴晴幻变,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发展成为九黎八十一个兄弟氏族联盟。黎者黍稻犁耕,遍布九夷,故名九黎,经济实力最为雄厚。”【32】我们认为,王大友先生的考证应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虽然他也习惯用“东夷”的说法,实际是“东蒙”即古苗人,因为太昊、少昊、蚩尤时还没有“东夷”的称谓概念,也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华夷之分。

唐春芳在《论苗族祖先蚩尤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与地位》中考证说:“蚩尤是公元前26世纪初人,姜央、耉尤、伏羲出生要比蚩尤早。为什么这些苗族祖先能这样早就发明历法呢?这是由于苗族先民在距今约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就在现今的黄淮大平原从事农业生产,而农业生产受季节、气候等自然因素的制约极大。在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驾驭自然能力极为薄弱的古代更是如此。因此,苗族先民自从事农业生产的母权制时代开始,即开始注意观察季节、气候的变化,研究冷、热、阴、晴、干、湿、风、云、雨、雪、霜、雾以及旱涝形成的原因,从中摸出大自然的规律,以便安排农事,乃是必然之事。”【33】

蒋志华主编的《中国世界部落文化》说:“蚩尤战败后,依附他的部落自然也就作鸟兽散。黄帝把他们分别进行了安置:降服归顺的迁到“邹屠之地”,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一带;野蛮而不服归顺的流牧到“有北之乡”,也就是北方寒冷的不毛之地。但很多有能力的人也得到重用,有的人还被黄帝用来观测天文,以指导农时,这也说明当时九黎部落对天文历法已有一定的研究。而大部份的九黎部人南迁,成为三苗部落的来源之一。”【34】又说:“从游牧走向农耕是黄帝部落一大进步。也许是他们尝到了农耕的甜头,不用再东奔西跑,于是黄帝部落舍弃采集、狩猎和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开始焚烧山林,驱逐出森林里的猛兽,开辟农田。此后其他的部落也渐渐有了自己固定的农业区域,每个人也有了自己的农田,据说后来井田制就是从这时候萌芽的。”【35】也就是说,黄帝部落尝到农耕的甜头,是在打败“东蒙”蚩尤后的事情。

杨庆林等著的《中华民族通史论纲》也考证说:“古苗人崇尚科学、崇尚英雄、善于发明创新……干支纪年法中反映了古苗人的科学思维及研究能力:1.当时的古苗人已经能够对长期观测到的天文现象进行系统记录并分析;2.当时的古苗人已经掌握了排列组合的数学方法,认识到了十进制、十二进制和六十进制这些记数方法,并加以应用;3.当时的古苗人已经认识到,自然界事物的发展存在周期性循环往复的规律,并将这一思想应用到纪年中。现代物候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古代的气候存在略50年一个小周期,100年一个大周期的规律(这一发现已被中国科学家竺可桢教授撰写成《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杂志上),这一规律与古苗人用六十年一个甲子纪年法所形成的60年小周期和两个甲子120年为一个大周期规律十分接近。因此,我们认为,古苗人可能通过长期的观测加分析发现了这种周期性变化规律。”【36】

 

《山海经·大荒南经》:“苗民……继宜秬是食。”

《诗经·硕鼠》:“无食我苗。”注;“嘉谷也。”

《公羊·庄七年传》;“无苗”。注:“苗者,禾,生曰苗,秀曰禾。”

《说文》:“苗,草生于田者。”

《吕氏春秋·勿躬》:“管子复于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遬,请置以为大由’”。注:“大由,大农也”。

《丹铅录》:“由与农通”。

《韩诗外传》:“东西耕曰横,南北耕曰由”。

《管子·省官》说:“相高下,视肥瘠,观地力,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

《广雅·释古三》:“苗,众也。”

《法言·重黎》:“秦楚播虐于黎苗。”

《后汉书·和熹邓后纪》:“以膽黎苗。”

 

上述记载告诉我们,“东蒙”取名为苗,与其种田农耕有关。苗生于田,禾曰苗,尤又作由,意为农大由,大农也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苗,众也。对此,杨万选考证说:“据典籍所载,中国土人,实为苗族。按:苗,从草从田,谓草生于田也。其初本会意字,如诗《硕鼠》‘无食我苗’,《公羊·庄七年传》‘无苗’。注:‘苗者,禾,生曰苗,秀曰禾’。其后或以禾黍油油之意。”【37】日本著名学者鸟居龙藏在他出版的第一部《苗族调査报吿》中引用他人的话说:“云南、广西及贵州之山地住有许多苗子之部落,‘苗’字二字可译为‘力田之人’。”【38】

盛襄子在《湖南苗史述略》中说:“《说文》:苗,草生于田者曰苗,凡草初生亦曰苗,故知古代称东南方土著人民曰苗,实显该族能深耕细耨,戮力农事,以农业为生活之根本,与我上古游牧之汉族不同,并无何种轻侮之意存乎其间……吾人根据古史之记载,此族为中国之古土著民族,曽建国曰三苗。对中华文化之贡献约有五端:发明农业,奠定中国基础一也;神道设教,维系中国人心二也;观察星象,开辟文化园地三也;制作兵器,汉人用以征代四也;订制刑罚,以辅生王礼制五也。”【39】

上古时期,“东蒙”古苗人就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他们已经进入定居的农耕生活,人们以血缘结成人群共同体。原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已经诞生,尽管这些行业在当时的社会生产中不是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它们的出现,标志着古苗人已由自然寻食的采集、狩猎阶段进入创造生活必需品的种养阶段。他们不仅开始栽培粟、稷和水稻等谷类作物,而且开始饲养猪、马、牛、羊、狗、鸡了。他们将土地割裂成碎块,在一定的区域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构成氏族公社,“一帮帮地聚居,一群群地生活”。在生产中互助合作,“耙公整山岭 , 秋婆修江河,绍公填平地,绍婆砌斜坡,才有田种稻,才有地种谷”。

日本佐佐木乔主编的《稻作综合研究》就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野生稻生长的记载,不能认为是古代从印度及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传入。1940年,盛永氏认为,中国稻的真正起源,应当追溯太古时生活于扬子江与黄河之间的苗族所写的历史”。【40】

从我国考古资料看,从距今约9000年前的贾湖文化、后李文化(距今约8300年)、北辛文化(距今约73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良渚文化(距今约65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约6000年)等,都是上古时期“东蒙”即古苗人所创造出来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

秋阳在《蚩尤与中国文化》中考证说:“良渚文化在时间上虽然晚于北辛文化,因其是在以稻作为基础兴起的,其文化程度更高。有考证说,世界水稻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应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一个重要的中心(苏秉琦语)。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稻作遗存,存在的时间最为久远,存量最多,分布最广。浙江的蒲江上山,与湖南道县玉蟾岩,以及江西万年仙人洞,都发现距今万年前的稻作遗存。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普遍存在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的堆集。它们不仅是我国最早的栽培稻之一,也是亚洲最古老的稻谷实物遗址……后来的苏杭能成为鱼米之乡,实非偶然。”【41】秋阳强调说:“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区域的先民——蚩尤九黎,是以稻为主的农耕部落族群。考古学界一般认为,其文化水平高于全国三大文化系统(其他两大文化系统为仰韶文化及西辽河红山文化系统)之首。”【42】

梁聚五在《苗族发展史》中讲了一段话,我们深以为然。他说:“鉴于以往的错误,我们叙述苗夷民族的发展史,要扫除狭隘的民族意识,争取互助的共同生存。不管是甲民族,或乙民族,是好的应该说好,是坏的应该说坏,不宜颠倒是非,直闹到底。即以蚩尤、黄帝、尧、舜、禹来说,他们对于人类的贡献,却是不小!我们要赤裸裸的抬将出来,让大家有个了解。如蚩尤之发明刑法、兵器、宗教,黄帝之发明缝制、指南车,尧舜之嬗让,夏禹之治水,真值得我们研究,也值得我们学习!不要因为我属苗夷民族,我只知崇拜蚩尤;你属于华夏民族,你只知崇拜黄帝、尧、舜、禹。甚至崇拜这一人,而侮辱那一人,制造民族与民族间的隔膜,以防碍大家的进步与发展,便失去了读历史的意义。因为民族的历史,是客观的事实,是指导人类向着最高理想迈进的方针。”【43】

综合全文,蚩尤九黎部落发明了兵、刑法、宗教和农耕,这些文化当时来说是最先进的,为后来崛起的炎、黄部落所汲取和发扬,为整个古老的中华文明的创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范文澜说:“古代学者承认黄帝为华族始祖,因而一切文物制度都推原到黄帝。”【44】而事实上,黄帝是在继承先进的“东蒙”、“九黎”文化的基础上开创中华文物制度的。

正如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说:“泰族者中国文明之泉源,炎、黄二族继起而增华之。”

蒋志华主编的《中国世界部落文化》也说:“东夷(蒙)部落为我国早期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原华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华夏族吸收先进的东夷(蒙)部落文化后进入文明社会的。”【45】只不过蒋志华等所说的东夷,应为“东蒙”或“九黎”才对。因为炎帝、黄帝、蚩尤时期,华夏还未居中土,又哪来的夷蛮处四方?华夷五方格局是黄帝打败蚩尤入主中原后,至夏商周时期才形成的。



三、黄帝轩辕的贡献


在上古炎帝、黄帝、蚩尤三始祖中,影响最大的是黄帝,他打败炎帝、蚩尤后,统一了中原地区,建立了最初的国家雏形。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原始社会基本组织的氏族进而发展成为部落,部落结成部落联盟。当部落联盟趋于壮大和稳定,下一步历史发展的方向,就必然是民族与国家的出现。中国也不例外,也是按照这一历史规律发展的。

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姓公孙,名轩辕,邑于涿鹿之阿。黄帝一生做成两件大事,其一是经过阪泉之战,打败了炎帝,建立了黄炎联盟;其二是经过涿鹿之战,擒杀了九黎之君蚩尤。以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是为黄帝。”是黄帝统一了中原地区,在中原地区建立了最初的国家雏形。苏秉琦教授所说的“五千年的古国”,指的就是黄帝建立了最早的国家雏形。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三大人文始祖之一,先秦文献诸如《逸周书》、《易·系辞》、《国语》、《左传》、《老子》、《庄子》、《管子》、《韩非子》、《商君书》、《吕氏春秋》、《竹书纪年》、《世本》、《战国策》等都辑录了他的事迹。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膑兵法》有“黄帝伐斧(补)遂”之句。199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有《黄帝四经》。战国齐威王所铸铜器《陈侯因箔敦》,刻铸有继承“高祖黄帝”事业的铭文。这就说明,黄帝不是神话,而是真有其人,真有其事。

我们知道,在发明文字以前,口耳相传的历史是人类唯一的记忆形式。在文字未成为人类历史的载体以前,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从世代口耳相传的事迹中清理出来的。尽管传说中免不了掺入神话的色彩,或不可靠的成份,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包含着真实的历史。高尔基说过:“一般说来,神话乃是自然现象,是对自然的斗争,以及社会生活在广大的艺术概括中的反映。”说明神话的产生,是基于现实生活,而非出于人类头脑的空想。

记载黄帝建立国家雏形最权威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司马迁写道:“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筴。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穀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

从上述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重要信息:

 

(一)、阪泉和涿鹿之战后,“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

 

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黄帝三战得其胜,实现了黄炎联盟。著名的涿鹿之战,黄帝转败为胜,最终擒杀了九黎部落的首领蚩尤。黄帝两战皆捷后,势力大增,声威四方。“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诸侯应为黄河流域的其他部落或所有部落。也就是说,各氏族部落都推崇轩辕为大首领,也就是天子,尊为黄帝。正如《淮南子·天文篇》载:“中央土也,其帝黄帝,执绳而治四方。” 这就说明,此时的轩辕黄帝已经不是单纯的黄帝部落的首领了,而是黄河流域的其他部落或所有部落的首领。

 

(二)、黄帝“邑于涿鹿之阿”

 

“邑于涿鹿之阿”,就是定都于涿鹿。在今河北涿鹿古战场,至今还遗留有黄帝城、黄帝泉、蚩尤寨、蚩尤泉等遗址。据任昌华等在《涿鹿三祖文化简介》中说:“黄帝城尚存,地面暴露出大量陶片,大部分发现是泥质灰陶和红陶,出土石器很多,有石杵、石斧、石凿、石环、石纹轮、石镞等。三祖时期的发明创造与征战的兵器,在黄帝城的出土文物中都能找到佐证。国家和省文物局都有过小规模发掘。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罗哲文、安志敏、王北辰,台湾学者李实等六十多名知名学者专家实地考证,都认为这座城是五千年左右的建筑。”

 

(三)、“合符釜山”,成就了一统大业

 

司马迁明确告诉我们,黄帝代神农氏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黄帝征之的结果,是“合符釜山”,成就一统大业。

“釜山”是地名,在今涿鹿县,是黄帝北逐荤鬻后,与各部落举行结盟联合之地。“合符”,即统一符契,共同联盟。任昌华等在《涿鹿三祖文化简介》中说:釜山,据《后魏舆地风土记》载:“此山形似覆釜,故以名之,其上有舜庙,瞽叟祠存焉。” 此山即黄帝统一各部落,合符结盟之地。赵满柱、张存英在《试论涿鹿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中说:“釜山,在今涿鹿县保岱镇窑子头村,村后有一座山,圆整如覆釜,故名釜山。当年黄帝曾于此处会诸侯合符契。” 由此可见,黄帝“合符釜山”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活动,是黄帝以“盟主”身份会同各部落联盟首领之大会,黄帝首开部落部族融入联合之先河。

 

(四)、“官名皆以云命”,“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上古时期,部落联盟喜欢以某物来命名部落的管理人员。比如,伏羲太昊以龙纪官,用龙命名自己的官员,少昊则以凤鸟命名自己的官员。司马迁记载黄帝“官名皆以云命”,即以云来命名自己的官员。黄帝是怎样以云来命名自己的官员的,司马迁没有详细记载,也未见诸于其他先秦史籍资料记载。但司马迁的“官名皆以云命”,“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已经说明黄帝在政治方面设官职、立法制、订纪纲,建立最初的国家雏形了。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所说到的“诸侯”与“万国”,当然泛指的是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当时的中华大地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并无所谓的国家、诸侯与民族,只不过是大大小小林立的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黄帝打败炎帝和蚩尤后,中华大地再也没有可以与之匹配的部落联盟了,加之“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 ,于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 天下大势已定于黄帝手中。 黄帝顺势建立国家雏形,“官名皆以云命”,“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 黄帝成为天下共主,为建立中华国家迈出了最坚实的一步。

王祖武在全国首届涿鹿黄帝、炎帝、蚩尤三祖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闭幕词中说:“涿鹿地望从《史记》确立起,一直未变。发生在这里的阪泉之战、涿鹿之战是为信史。炎帝、黄帝、蚩尤在涿鹿的军事、会盟和融合,是我国原始社会时期部落联盟的大统一。这种大融合、大统一,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它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五)、“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

 

“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 这是建立国家雏型之必须。黄帝征讨天下不顺者,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这里约略可见黄帝时代的疆域。“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也就是说,黄帝平定一个地方之后就离去。一路上劈山开道,从来没有在哪里安定的居住过。加之“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执五种,抚万民,度四方。” 黄帝采取一系列措施安抚民众,这也是“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的直接原因。诚如《管子》曾说:“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抵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

除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告诉我们上述基本的情况外,大量的先秦资料也有关于黄帝建立国家雏型的记载。从相关资料介绍来看,主要体现在:

政治文明方面
《帝王世纪》载:“黄帝以风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圣配下台,谓之三公。其余知名、规纪、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等,或以为师,或以为将。”《路史?疏仡纪?黄帝》也说,黄帝所立“四辅、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二十官,秩以之共理,而视四民。”

其它典籍还记载,黄帝划野分疆。八家为一井,三井为一邻,三邻为一朋,三朋为一里,五里为一邑,十邑为一都,十都为一师,十师为一州,全国共分九州。提出以德治国“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一道修德,惟仁是行,修德立义,尤其是设立“九德之臣”,教养百姓九行,后土担任狱官,对犯罪重者判处流失,罪大罪极者判处斩首等。

在精神文明方面
记载黄帝发明历数、天文、阴阳五行、十二生肖、甲子纪年、文字、图画、著书、音律、乐器、医药、祭祀、婚丧、棺椁、坟墓、祭鼎、祭坛、祠庙、占卜等。
在物质文明方面
记载黄帝在农业生产方面有许多创造发明,其中主要有实行田亩制。黄帝之前,田无边际,耕作无数,黄帝以步丈亩,以防争端,将全国土地重新划分,划成“井”字,中间一块为“公亩”,归政府所有,四周八块为“私田”,由八家合种,收获缴政府,还穿土凿井。对农田实行耕作制,及时播种百谷,发明杵臼,开辟园、圃,种植果木蔬菜,种桑养蚕,饲养兽禽,进行放牧等。

缝织方面,发明机杼,进行纺织,制作衣裳、鞋帽、帐幄、毡、衮衣、裘、华盖、盔甲、旗、胄。制陶方面,制造碗、碟、釜、甑、盘、盂、灶等。

冶炼方面,炼铜,制造铜鼎、刀、钱币、钲、铫、铜镜、钟、铳等。

建筑方面,建造宫室、銮殿、庭、明堂、观、阁、城堡、楼、门、阶、蚕室、祠庙、玉房宫等。

交通方面,制造舟楫、车、指南车等。

兵械方面,制造刀、枪、弓矢、弩、六纛、旗帜、五方旗、号角、鼙、兵符、云梯、楼橹、炮、剑、射御等。

日常生活方面,熟食、粥、饭、酒、肉、称尺、斗、规矩、墨砚、几案、毡、旃、印、珠、灯、床、席、蹴踘等。

当然,史书记载上述黄帝的一系列创造发明、历史贡献,大有史官或史家将一切功劳都归功于胜利者之嫌,人们将古人的许多创造发明都集中为这位“英雄时代”的代表人物黄帝身上。其实,有许多东西并不是黄帝创造发明的。但黄帝作为中国(中原)一统之第一人,建立了最初的国家雏型,使得中华早期文明在伏羲、神农时代的基础上,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1】王大有:《三皇五帝时代》(上册)第174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版。

【2】王大友:《三皇五帝时代》(上册)第194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版。

【3】王大友:《三皇五帝时代》(上册)第195-196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版。

【4】线装经典编委会编:《中国那些事儿 夏商周》,云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5】顾颉刚:《从古籍中探索我国西部民族—羌族》,载《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1期,第118页。

【6】蒋南华:《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第171页,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 梁聚五:《苗族发展史》第55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8】王大友:《三皇五帝时代》(下册)第210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版。

【9】徐晓光、吴大华等主编:《苗族习惯法》第2页,华夏文艺出版社2000年出版。

【10】 梁聚五:《苗族发展史》第54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中国军事博物馆展示“蚩尤造兵器”的文字说明。

【12】梁聚五:《苗族发展史》第20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3】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18页,岳麓书社,2010年版。

【14】 章钦:《中华通史》第一册,第184页。引自梁聚五《苗族发展史》第55–56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王大友:《三皇五帝时代》(下册)第210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版。

【16】徐晓光:《中国少数民族法制史》第6-7页,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

【17】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5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版。

【18】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18页,岳麓书社,2010年版。

【19】 引自《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暨蚩尤文化研讨会论文集》等126页,(待出版)。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一页。

【21】 《马克思选集》第27卷《马克思致柯?卢格》。

【2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

【23】袁珂:《中国古代祌话》第114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24】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第127–128页,南天书局有限公司,中华民国六十七年版。

【25】李廷贵等主编;《苗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大学出社1996年出版。

【26】 王凤刚:《丹寨苗族鬼巫文化一瞥》,《苗侗文坛》1990年第3期。

【27】 苗族《古老话》,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编,岳麓书社1990年出版。

【28】 盛襄子:《湖南苗族史述略》,载民国《新亚细亚》13卷4期。

【29】 王桐龄:《中国民族史》第5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出版。

【30】梁聚五:《苗族发展史》第55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1】王大友:《三皇五帝时代》(下册)第372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版。

【32】 王大友:《三皇五帝时代》(下册)第207-209页,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5版。

【33】唐春芳:《论苗族祖先蚩尤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绩与地位》,载《南风》1996年2期。

【34】 蒋志华主编:《中国世界部落文化》第12页,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35】 蒋志华主编:《中国世界部落文化》第4-5页,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36】杨庆林等:《中华民族通史论纲》第38–39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

【37】杨万选:《贵州苗族考》第9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8】 鸟居龙藏:《苗族调査报吿》第14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9】盛襄子:《湖南苗史述略》,载民国《新亚细亚》13卷4期。

【40】参见伍略《苗族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种植水稻的族群之一》,载石莉等主编《石朝江苗学研究评论集》第168页,中国实言出版社,2015年出版。

【41】 秋阳:《蚩尤与中国文化》第163页,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

【42】秋阳:《蚩尤与中国文化》第183页,民族出版社,2015年版。

【43】 梁聚五:《苗族发展史》,第53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44】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90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45】 蒋志华主编:《中国世界部落文化》第12页,时事出版社,2007年版。


石朝江

我国资深的苗学研究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巡视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学术顾问(原副理事长),贵州省苗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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