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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相卿:雷山县三村苗族习惯法确认的政治组织制度
作者:周相卿 来源:互联网 日期:2014-06-11 阅读:2944

(《当代法学论坛》2006年第3    贵州省法学会主办)
    
内容提要:传统上苗族习惯法确认的议榔组织、寨老制度以及房族组织等社会组织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被传承下来,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作用。村民委员会取代传统上的议榔组织通过制定村规民约的方式确认习惯法的内容。村民委员会代替传统上的理老采用传统上的调解方式处理民间纠纷。
    
关键词:苗族习惯法  议榔组织  房族  村规民约
    Political organizing system admitted by Miao people
s custom law in Sanchun, Leishan county
    Zhou   Xiang_qing
    Abstract: Some community systems such as the Yilang organization, the village senior head system and the family system admitted by Miao people
s traditional law have been passed down through generations and functioned to some extent. However, the village committee nowadays replaces the Yilang organizations role of recognizing custom laws through formulating village regulation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dealing with the villagers
conflicts falls on the village committee rather than the village senior heads.
    Key words:Mial people
s custom law, the Yilang organization, the family system, village regulations

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中国苗族的聚居中心,雷公山地区是黔东南苗族的聚居中心,雷山县位于雷公山地区的核心地带,黔东南第一高峰即雷公山的主峰以及雷公山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积在雷山县境内,现在其境内的人口近14.64万人,有苗、汉、侗、水、布依、瑶等多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达到95%以上,其中苗族占全县总人口的83.6%,是全国最集中的苗族聚居县之一。本文作者为了搞好田野调查,在贵州省委组织部的安排下,于20033月至20042月在雷山县政府担任副县长,分管民族、宗教、公安、司法和政府法制等工作。这期间,充分利用各种方便条件,从国家和民间两种角度认识了解当地的苗族习惯法,选定了三个典型的苗族村寨进行了重点深入的田野调查。下面以田野调查的民族志资料为基础分析三个村寨中当代习惯法确认的政治组织制度。

 一、三村的自然情况

(一)   格头村

贵州省雷山县方祥乡格头村位于雷公山腹地,还没有通公路。苗语“格头”意为住在树洞里的人家。从村寨到乡级公路约有五公里,要走一个多小时。村寨位于谷底,四周是高山。根据雷山县国土局提供的资料,格头村坐落在海拔1020米至1050米之间,河谷两边的坡度都在50度以上。晴天时可以直接看到黔东南第一高峰即雷公山的主峰。这个行政村由一个自然寨组成,有124户,548口人,全部是苗族,统一说苗族语言,寨中村民找不到熟练掌握汉语的人,如果没有苗文翻译,很难用汉语进行深度语言交流。有杨、罗、李、阚四姓,不是同宗。因周围是高山,阴雨天多,日光照射时间短,田地产量很低,粮食不能达到自给自足。

(二)   脚猛村

脚猛村是雷山县县城所在地丹江镇的一个行政村,从地图上计量,到县城城区的直线距离约4.25公里。实际是县城到寨中有75公里。从省级公路到村里直线距离约1公里,但要越过一座山,实际路途约有3公里。2000年才修通村级公路,坐车从县城走15分钟即可到达村里。全村是由一个自然寨构成的,全村所辖范围内,85%以上是森林,很多树已经长大成材。主要是杉树,有少量松树。我在山上走了四个多小时,没有看见任何盗伐滥伐的痕迹。全村218户,862人。都是苗族,男系全都姓文,由一个男性祖先繁衍下来。

(三)   掌批村

掌批村是雷山县大塘乡的一个行政村,地处县城的南面,距县城25公里。也是雷公山山脉的南部,寨后的山岭是珠江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全村有303户,约1300口人。根据居住的位置又分为上寨和下寨,相距约500米。上寨地势相对平缓一些,有80户左右,其中有几户汉族。下寨建于半山腰上,地势很陡,有200多户,全是苗族。全村平均每人约有9分水田、1亩旱地,粮食可以自给自足。70岁以上的男性老年人不能说汉语,没有读过书的年龄大一些的女子也不会说汉语。外出打工的就有200多人。2000年修通村里至凯(里市)榕(江县)公路的村级公路。村级公路未修通前从村里到公路要走一个小时的路。1958年国家组织民族调查时曾经进驻此村。由贵州省编辑组编,19872月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苗族社会历史调查》(二)中将在掌批村的调查资料“雷山县掌披苗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列为第三编。

二、传统政治制度的传承

(一)议榔组织

议榔是非常设的社会组织,其活动是通过举行一定的带有宗教意义的仪式,大家齐心协力做某种事。从历史资料看,关于议榔的职能,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制定规范即榔规的功能,也就是制定习惯法规范。第二,组织血族复仇。由于没有一个权威机构主持公道,血族复仇在无国家或国家权力不介入或无力控制的情况下,是一种习惯法制度。一个人受到侵害时,采用议榔的形式,集合本家族的力量进行复仇。《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二中讲到:“黑苗,囚首赤脚,性类犬羊,不通汉语,服短花衣,有不合,虽父子亦相攻杀,屠牛召兵,不可以德化。”[1] 雷山的长裙苗族就是属于黑苗,这里的屠牛召兵就是通过议榔进行血族复仇。第三,利用“议榔”抵抗封建王朝的征服或组织发动反抗封建王朝统治的武装斗争。雍正十年(1732年),台拱(现台江县)境内的苗族民众为反抗清政府的征服,采用“议榔”形式杀牛喝血酒宣誓,号召民众,使一百多寨子串连起来,抵抗清王朝的征服。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苗族民众在台拱厅的掌梅尼杀牛议榔决定举行起义,拉开了咸同苗族民众起义的序幕。

议榔的组织者称为榔头或理老,人数不固定,其产生方式是得到公众的信任,德高望重,树立了威信,就被公认为一寨的理老,理老主持议榔会议,但个人无立法权。议榔的活动不包括调解纠纷,由于理老熟习习惯法,精明事理,在发生纠纷时负责进行调解,主要采取说服方法使双方让步达成协议,苗族地区称为评理,没有直接强制力,在形式上类似于现在法定的调解,但理老没有执法权或强制裁判的权力。

在格头村,1980年代举行过一次“议榔”,现在还起作用。在脚猛村,国民党统治时期的1944年左右,举行过一次议榔,在掌批村,清朝时的19041905年,曾举行过一次议榔,以后就不再举行了。

由于在黔东南的绝大多数苗族聚居地方,原始宗教信仰的程度已经不能满足议榔的需要,议榔的立法职能基本上已经被村委会取代,议榔的其他职能也已经失去了意义,议榔组织实际上在黔东南的绝大多数苗族聚居地方都已经不存在。

(二)寨老制度

寨老指苗寨中德高望重的长者。清乾隆年间,张广泗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讲到:“查新疆苗众向无酋长,……查各苗寨内,向有所称头人者,系各本寨中稍明白、能言语、强有力者,众苗即呼为头人。”[2] 这种头人,在解放前的雷公山地区还普遍存在着,苗语称为“娄方”,直译为地方长者,也称为寨老。既不是官府任命的,也不是世袭或选举的,称为自然领袖,人数不定,不脱离劳动生产,不享有特权。主要有理老、活路头、牯脏头和鬼师,没有统属关系,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当然,不一定是每个村寨都同时有这四种寨老。有些寨老也无法明确归为四类中的某一类。寨老们在习惯法的实施过程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苗族的原始宗教信仰也证明了这种制度的情况。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宗教是人的现实生活在观念上的表现。“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3] “古代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成长。”[4] 雷山地区苗族原始宗教信仰的内容也证明了历史上苗族社会组织的情况。首先,雷山地区苗族的社会组织情况表现在宗教信仰的内容上,是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神教,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中无论是崇拜的对象,还是惧怕的对象都没有等级,互不联系,成员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主从之分,没有长官僚属之别,难分高低贵贱。其次,宗教也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发展的。只有社会制度发生变革,人们的宗教观念才能发生变革。阶级社会中,宗教中的等级是满足了神化社会等级的需要。再次,当社会没有产生对某种宗教的需求时,无论这种宗教演变到何种程度,在这一地区都无法立足或发展,反映有等级内容的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等都没能在这一地区有所作为。虽然他们在特定的情况下把崇拜的石头称为“菩萨”,只是借鉴了佛教中的用语表示自然神,与佛教中的菩萨含义并不相同。

三村中只有格头村还存在比较明显的长老议事制度,就是村中重要的事情,特别是与传统有关的事情,必须与寨老商议。有这样一个实例,雷公山是国家级森林公园,有很好的旅游资源,格头村位于雷公山的腹地,周围的高山上植被保护的非常好,村中有小河流过,自然环境非常优美,加上民族风情浓郁,具有很好的旅游潜力,在有关人员的提示下,村中的青年们在村委会的支持下,自动组织起来,练习跳芦笙舞,但吹芦笙是有禁忌的。当地的村民们认为,吹芦笙是很神圣的事,任何人平时都不能随便吹芦笙,而且,吹时必须得到寨老们的许可,举行特定的仪式,否则会受到神灵的惩罚,使人生病、庄稼歉收或办事不顺等。特别是人们以前是认为收谷子以后到下种子这一段时间才能吹,开春以后吹芦笙粮食长不好。这一禁忌的实际功能是农忙时就不吹了,避免影响生产。乱吹芦笙的人会受到谴责或处罚。在青年们练习之前,村委会主任和村党支部书记把村中一些寨老找到村里,征求他们的意见,有的寨老因故未去,村干部就到家里征求意见,寨老们都说可以吹,现在青年们每天练习吹芦笙。所谓寨老只是一些德高望重的长者。村中有鬼师和活路头,鬼师给人看病,活路头负责起活路,鬼师和活路头并不被公认为是决定村里其它事情的寨老。村民委员会的调节委员会主任曾经长期担任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长或党支部书记,也被公认为是村中寨老,由于主持调解纠纷,被人们认为是理老。现任党支部书记已经六十多岁,也被认为是寨老。原来担任过村干部的多数人都被公认为是寨老,各个姓之间的寨老人数大致是平衡的。由于寨老的权力大,与其他两个村寨相比,格头村的村干部的权力相对就小一些。

从历史资料上看,由于苗族历史上没有文字,在一个村寨中,寨老们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有没有决定村内事务的权力,如果有这种权力,是如何行使的等等问题,没有苗文记载。在汉文史料中也没有发现过全面详细的记载材料。

(四)   脚猛村和掌批村的房族制度

脚猛村有自然形成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房族”,是独立于国家法定组织之外的社会组织,一个寨是一个大家族,分为三个二级房族,十个最小的三级房族。三级房族一般由三代以内的直系和旁系血亲构成。因为本寨中没有外姓,故由近亲的父系血缘小家庭组成,一般是几十人。掌批村由不同的姓氏构成,也不是同宗,同样存在由父系直系和旁系血亲构成的房族制度。这两个村寨中,小房族的组成人员之间有互相帮助的权利和义务。如:盖房子时同“房族”的人互相帮助;外寨的人以秘密结婚的方式与本村的姑娘结婚,姑娘家的父母如果不同意,同房族的人有义务去抢回。是处理红白喜事的单位,也是来客人时吃“转转饭”的单位。从纠纷处理实例上看,掌批村的房族在保障习惯法实施的功能方面没有脚猛村那样占据重要地位,这是因为脚猛村的一个寨子由一个大房族构成,人们在发生纠纷时,忌讳外面的势力介入,尽可能地由内部解决。格头村没有明显的房族制度,村内按父系有四个姓,四个姓之间可以互相通婚。平时互相帮助,来客人时吃“转转饭”的单位是由旁系血亲及姻亲构成的。

从自然条件和地理条件看,脚猛村和掌批村在历史上有接受汉文化的机会。这两个村寨的房族制度,有点相似于汉族地区的家族制度,但又有重大的区别。在这种房族组织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除了保持尊老爱幼的传统外,人们之间是平等的,没有享有特殊权威的族长。这两个村寨的房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本身是由习惯法确定的,又在习惯法的实施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村民委员会对传统政治组织职能的取代

(一)村民委员会领导制定的村规民约对习惯法内容的确认

在传统上,苗族地区议定习惯法新内容的社会组织主要是议榔组织。现在的多数村寨都是由村规民约取代了传统上的榔规,即使是个别村寨仍然采用议榔的方式制定特别规则,其组织者也往往是村民委员会。

格头村的村规民约是使用乡政府统一制定的文件,有很多内容体现了国家法要求,属于乡里农村工作的范围。如第一条规定:“村民结婚后,必须在30天内到乡民政办进行结婚登记,要求生育的夫妇凭《结婚证》向村委会申报,由村委出具证明到乡计生办申领《准生证》后方可生育。否则以无证生育罚款50元。”这一条根本就实施不了。方祥乡位于雷山县的东北部,属于雷公山的腹地,也是一个相对的文化片区,全乡范围内很多习俗相同或相似。其村规民约由各村上报,乡里修改定稿。同时也反映了习惯法的内容,如第十四条规定:“寨内一旦发生重大火灾村民必须全力以救,不准擅自搬迁自家财产。等火灾全部灭后,不论灾情大小,由火灾发生户承担扫寨等责任。救火洗手猪一头,扫寨猪一头(一百斤以上),大米120斤,酒120斤,肉120斤。”

脚猛村的村规民约虽然是由村里以村委会和村党支部的名义制定,发到每一户,但是以民族习惯法为基础,其内容与当地的习惯法一致。特征一是:法律要求但实现不了的内容没有规定,如结婚必须打结婚证的问题,就没有规定。特征二是:存在一些与国家法不一致的内容,但是能够得到实施。如规定:“凡是违犯本民约者,经本村村民委员会处理不服的,不按照处理规定按时交清款的,有抵触的,本村有权利在犯者家拉牛、捉猪甚至拆房子作为抵款”。这种做法是习惯法上的处罚方式,因此这实际是一些习惯法内容以村规民约的形式表现出来,部分内容与国家法形成了多元现象。

相对于其他两村,掌批村的村规民约在内容上反映习惯法最为全面,基本上没有反映国家法的内容,有些内容在其他两村的村规民约中没有反映出来,如第三十四条规定:“发生男女关系而导致侵犯双方或一方爱人权利的,要按责任情节处以叁佰元至伍佰元的罚款。”第三十五条规定:“在他人家做性行为,要由行为人负责买扫邪母猪一头,并罚款壹佰贰拾元。”村委会的干部认为一些反映习惯法内容的规定是落后的,将一份临时改造过的手写的拿给我,没有办法我只好又亲自到村里,才拿到了真正的原件。

这三个村的村民普遍都认为村规民约就是法,一般能够自觉遵守,村委会的调解委员会可以看作是村委会与寨老制相结合的产物,在处理纠纷时适用村规民约。除了格头村的村规民约是由乡里统一审定,规定了纯粹是村委会工作范围的计划生育工作和村委会内部管理制度,同时主要内容确认了传统习惯法的内容,其他两村的村规民约的全部内容全都是属于对习惯法的确认。

从三个村寨的情况来看,其村规民约都是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制定的,可以说这种村规民约有双面性:一方面,从形式上看是根据国家法律制定的;另一方面,就收集到的三村成文村规民约来看,其一些内容并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或者与法律的规定冲突,实际上是不成文习惯法的成文表述而已。由于这些规范有宗教的或其他的社会强制力保证实施,是形成国家法与当地苗族习惯法多元并存现象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当地的苗族习惯法穿上了村规民约的外衣。

(二)村民委员会代替传统上的理老处理民间纠纷

这里的农村基层组织指村党支部、依照国家法成立的村委会和村委会的扩展组织。现在三村的村委会都是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选举产生,村委会主任和其他的委员都是由村民提名、直接选举的。

在格头村,上级政府布置工作要依靠村级组织,即党支部与村委会。村里有8名党员,一名年轻的党员是在读中专时发展的,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但没有到位,一直在外面。现在村里7名党员的平均年龄是59岁,老龄化严重。村里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村委会在做,党支部支持村委会。村中有了纠纷以后,先由村里解决,解决不了,再由乡里解决。近些年没有移送到乡里的。村委会有调节委员会,村委会的调节委员会主任是村中寨老,曾经长期担任村支书,生产大队长,从村民委员会的角度看,是调解委员会主任,在村民的观念中,是理老,也就是按照传统的制度,调解纠纷的寨老。2002年调解了四起。寨中有纠纷时,村长或支书调解不了的,才找寨老,一般的小事不用找寨老。有些事能调解,有些事不能调解。由于寨老的影响大,村委会的权力相对于其他两个村寨而言是受到制约,可以说是比较小的。

在脚猛村,宗教的权威已淡化,这主要是地理位置临近县城,在历史上政府容易控制,在外面工作的人比较多,受到国家权威控制观念的影响。这样就会形成一种观念,村里制定的规则必须遵守。特征是保证习惯法实施的权威主要表现为村委会的权威。村委会既执行上级国家机关安排的任务,又保证习惯法的实施。名义上是依据国家法成立的村民委员会,实际上主要是依靠传统的因素而形成的权威。村里有调解委员会,组成人员有5人。从组成人员来看,也是一种传统和现代的混合型权威,既有村干部,也有寨中有威望的长者。从实施的效果看,这里村规民约的实施效果是非常好的,以盗伐、滥罚林木现象为例,政府部门的打击控制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在脚猛村,我在山上走了四个多小时,没有看见任何盗伐滥伐的痕迹。在传统的苗族地区,秩序的维护主要是依靠宗教的权威,人们遵守规则是害怕超自然力的惩罚,人们之间是平等的。脚猛村村规民约规定:“凡是违犯本民约者,经本村民委员会处理不服的,不按照处理规定按时交清款的,有抵触的,本村有权利在犯者家拉牛、捉猪甚至拆房子作为抵款。”之所以有这样的权威,原因有很多,从脚猛村村规民约的规定中也能找到一些答案,如规定:“不愿参加本民约者,今后他家出什么大小事,本村概不处理。”任何一个人都不能保证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在掌批村,上级政府下达的工作任务由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完成。发生纠纷时由村里调解,寨老基本上不起作用了。今年4月,有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喝醉酒以后乱扔乱砸别人的东西,村里出面解决,这个老者赔了300多元钱后,纠纷得到解决。80年代以前,经常有上级的工作组下来,现在没有了,因为以前是村里服从上级的指示,现在上级管的事少了,村里的权力现在比以前大多了。但是,以前是村干部个人说了算,现在是大家共同商定,村干部个人的权力反而小了。村规民约只是上级的法律的补充。以前村中寨老的影响大,现在基本上不管事,主要是村干部管。

三村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约束人们日常行为的规范主要是传统上流传下来的习惯法,当纠纷发生时,出面解决的是依照国家法成立的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和基层党支部。三村还是有差别的,在格头村,保证习惯法实施的权威方面,寨老和村委会都有重要的地位,无论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寨老都发挥作用。而在脚猛村和掌批村从形式上已经很难看到寨老的影响,即使是有影响,也都隐藏在村委会的调节委员会名义下。

(三)村民委员会采用传统上的调解方式处理民间纠纷

调解制度是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同时也是现代苗族习惯法最重要的诉讼制度,当地称为讲理。雷山县档案局保留有一份作者不明的完稿于1953529日的《西南少数民族雷山黑苗概况调查表》,关于司法部分是这样描述的:“唯其特别点就是喜欢沿用习惯法,无论私刑法,均由当事人找地方有声望的士绅进行讲理(即调解),在未讲理(即调解)之前,先杀猪或鸡吃了一顿,吃了以后,来参加讲理(调解)的士绅们就沿用地方老一套的习惯(这里婚姻问题尤甚)进行讲理(调解),如调解了结,就又杀鸡或猪吃一顿。”[5] 新中国成立前,雷山地区的司法机构已经健全,如果调解不成,双方当事人可以诉诸官府。现在,这种讲理的方式在三村都存在着,不过讲理的组织在名义上是村民委员会的调节委员会。下面举一个脚猛村的实例:

1996年时,脚猛村里的一个被拐卖到外地的姑娘,又以介绍工作的名义将另一个本村的姑娘拐卖到江苏,其自己受到伤害又伤害别人。当时双方采用当地的习惯法讲理。当时的村委会在召集寨老及双方相关人员处理这个纠纷时录了音,[6] 磁带中的内容首先是去江苏省接受害人文某某的人的叙述,大意是到江苏省后,找到了买的人家,问明了事件的过程。案件调解人员问一些问题的细节,拐卖者文某某为推脱自己的责任而辩解,被拐卖者文某某说推脱责任的理由不成立。最后,双方采用文字形式签定了协议书,内容如下:

《保证合同书》

关于我脚猛村村民文某某的女儿文某某拐骗文某某之女儿文某某远婚江苏省一案,经过我村各级组织处理办案结束,得双方的同意,本村的处理意见如下:

一、被告乙方文某某的女儿文某某拐骗收受的伍佰元现金退归受害者甲方文某某的女儿文某某赔罪。

二、文某某拐骗远婚江苏的文某某从九六年四月七日起起落九个月内,如发生身体特殊情况,由乙方负责一切费用。

三、要文某某付猪肉三佰斤,白酒一佰伍拾斤,米饭吃足为止。

四、此案处理后,要文某某家保证文某某家和办案人员及房族家大小生命、财产、生产方面的安全。

五、保证合同分办一式三份,甲、乙方各一份,村委会一份

甲方:文某某(章)

乙方:文某某(章)

脚猛村村民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四月七日执行

最后的执行结果是:

由拐卖人的这一家出酒、肉、米请拐卖者和被拐卖者所在的两个大房族(全村只有4个大房族)吃饭。如果全村不是一个姓,应该是全村的人去吃,由于全村是一个大家族,都是本家,另外的两个房族不好意思去。人们认为,这样既惩罚了有过错的人,又教育了他人。

从这个案例来看,其处理的程序与现代法院的调解程序是相似的,首先是叙明事实,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签协议,然后是协议的执行。但现代法院的调解和传统上苗族习惯法的讲理还是有区别的,现代法院的调解书有国家的强制力保证实施,这种协议书是由民间的权威保证实施的。现代的讲理与传统上苗族习惯法的讲理也有区别,按传统的做法是协议达成后,双方发誓保证执行,不采用成文的形式,而这里使用了现代的科技手段录了音,使用汉字将协议文字化。

[1]《贵州图经新志》卷十二,清平卫《风俗》。

[2](清)张广泗:《张广泗奏革除苗疆派累厘定屯堡章程折》,载《清代前期苗民起义档案史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33页。

[5] 雷山县档案馆保存《民国档案》,28号。

[6] 原文是苗语,由雷山县旅游局干部文春燕同志翻译成汉语。

作者:周相卿,男,19647月生,法律人类学博士,贵州民族学院法学院教授。中共贵州民族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贵州民族学院监察室主任。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邮编:55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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