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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贵州清水江流域内的民族间交往
作者:林芊 编辑:穆天锦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14-05-23 阅读:5034

(摘自林芊:《明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研究——历史地理的视角、清水江流域为中心》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

一 “夷变汉”的族际间交往

清水江流域人文地理新景观最为显明的一大图式,是社会生活渐变中形成各民族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融合局面,即历史文献中的“夷变汉”与“汉变夷”。 “夷变汉”主要是通过几种汉文化符号来展示这一渐变过程。如耕作农业、阅读汉文典籍、着汉装习汉俗,而其最终代表性事项则是改为汉姓。它主要申明的是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即历代史书所称“向化”过程。史书上大都有这样些只言片语记载,这里采摘数条滋以说明。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平越卫:

平越卫中军士多缙绅之裔……郊外之民乃苗狫、仲家……近来渐革其旧,服役公庭,衣服言语稍如华人。

记清平卫

旧志曰:“本卫人皆江南迁谪,故其语言平顺。”与夷民杂处,男耕女织,鲜为商务技艺。新志:犵狫……颇通汉语,衣制同汉人。……齐民曰杨黄,通汉语,衣近汉人……曰东苗、稍通汉语,曰夭家,衣稍类汉人。

记黄平州:

夷也渐化焉。[1]

郭子章万历《黔记》记施秉:

思播流裔……耕读织纺

万历《贵州通志》思州、播州清水江属地

衣冠礼仪悉效中土。[2]

上述是明代清水江上游一带民族间交流频繁的现象,在下游的情况,据乾隆《镇远府志》引《旧志》载天柱:

自有明建县以来,……苗以劫掠为生,今则易刀剑而牛耕,易左衽为冠服。

清代清水江民族间交流频繁的现象集中反映在《黔南识略》一书中:

记丹江黑苗:

略通汉语,蛮俗渐变,今男子多有汉装,妇女短裙穿窄袖。

记开泰县:

风俗尚朴,士习诗书,民勤稼穑,花衣苗近习汉俗,悉以耕读为事。

记黎平府:

苗有六种,洞苗已向化久已,男子耕读与汉民无异,其妇女汉装弓足者,与汉人通姻。花衣苗、白衣苗、黑脚、水西苗近亦多薙发读书应试。惟妇女服饰仍旧习旧俗。

乾隆《贵州通志》记清江:

赤溪楠洞所辖洞苗习华风,编姓氏,妇女有改汉服者,多与军联姻。[3]

据以上明清间的记载,大致可以清楚影响变化的各因素间渐进的关系。首先是改变生产方式,主要是向耕作农业转化,继而略通汉语,读汉书,然后过渡到关键性的一步,即开始习汉俗,诸如男子薙发读书应试、妇女汉装弓足、与汉人通姻,最后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采用汉姓。久而久之一寨之民或血缘相近的数寨之民便完成了“夷变汉”的整个蜕化过程,也即史书上所谓生苗转化为熟苗继而“夷变汉”的呈式化进程。麻哈州平定、乐平、养鹅、宣威“一土舍三旧司宋王吴蒙”四姓就是典型事例。他们皆是原住土著,无姓氏,明清时汉移民不断移住其地,在国家地方行政制度化过程中,他们被受封土司,略通汉语,习汉俗,最后“通属汉庄”形成四汉姓,即史书所载:“平定长官司洪武十年吴忠授、乐平长官司洪武五年宋仁德授、养鹅司王姓今世袭土千总、宣威营蒙姓今世袭土把总。”上述历史变迁程序化的在清水江流域推演开来,许多少数民族村寨也在程序化过程中由土著村寨悄然间演变成“汉寨”,如史乾隆三年苗疆新开时,亦溪楠南洞“二土司十四寨属汉民。……千总吴氏土司七寨和杨氏土司二十六寨属汉民。”[4]赤溪楠洞二土司为汉民的事例即为夷变汉的典型叙述。

少数民族土著“汉族”姓氏的命名,本是国家意志所迫。但在流年岁月的消逝中逐渐沉淀为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在改土归流过程中,“官府”大都命改流后的土官填“汉籍[5],迫于压力,少数民族土著也随土官纷纷获得姓氏命名,此后在习汉俗中却不经意间转化为文化行为,继而自定族谱和载之族谱,并且沿袭汉俗追踪族源,于是自定谱牒上有了远祖印记,演化成汉族氏族血统,从而添例到国族大典的谱系之中,最后完成了“夷变汉”的程序。如在乾隆《清江志》所载赤溪楠南洞吴、杨二土司,到清末的文献中就有了明确的汉族血统谱系和溯源的完整记忆:“赤溪楠南洞司吴世铭,原籍江西卢陵县人,洪武随军有功,授赤溪楠洞司中长官司。”另一人杨通亮亦记为“丰城县人,洪武年间随征有功。授黎平县赤溪楠洞司。”[6] 

清水江流域族际间的融合始于何时,无法断定,但在明代已明显存在。原因是明代贵州建省,对未曾在版图内的少数民族地区“分疆划野”建置新行政区所致。这在清水江流域内的黎平和都匀两府显得尤其突出。明代上游黎平境域,若以府城为中心扩展四至八到:其境东至靖州界二百四十里,西至镇远府界三百六十里,南至柳州府界五百里,北至辰州府沅州界四百里。东南到靖州界二百七十里,东北到铜鼓卫界一百一十里,西南到古州诸葛营(今榕江县城)三百里,西北到古州苗界三百里[7]。这一带经此隶入国家版籍后,原来的土著“苗民”也渐次被视为“熟苗”。在上游一带,据《黔记》所载,都匀府东南清水江(江内)畔已有杨安堡、倒塘哨、都定寨、鸡贾寨(苗寨)、甲些苗寨;以西有琵琶堡、冷水哨;东北江外有拐龙寨、荅干寨、广化营、岩垣寨、翁城寨、宣威营;江东(江内)则有夭漂寨、夭坝寨、老山苗寨。汉、苗各寨之间距离“仅数里地间距”[8]。这段记载有两点应当特别注意,一是少数民族与汉族移民生活交往密切,交往半径“仅数里地间距”;二是所记地区土著大都“夷变汉”,上述各寨中被冠以“苗寨”的只是少数。明代清水江的上游都匀府和下游地黎平府可能较其它地区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较深,因而各民族交往显得密切。但交往的倾向却是社会发展不可逆的趋势,虽然“苗”汉有各自生活区,但两者的走向是一直在接近。清人的记载证实了这一走向的惯性,有文献称:

汉民错处其间,历年久远,苗产尽为汉有,苗民无土可依,昔皆围绕汉户所居,承佃客民田土耕种,昔日之苗寨今尽变为汉寨矣。[9]

经济交往又是促成“夷变汉”渐变的重要动因。凡经济发展活跃地区,族际间交流也频繁,促成“夷变汉”的因素益至深。以清水江下游为例。明代天柱沿江就兴起许多商业集镇,如万历二十五年设清江镇(鸬鹚),万历二十八年设新民(鸬鹚对河岸),万历二十五年设新市镇,“有店数十间,聚客商往来。鱼盐木货泊舟于此。”[10]商业经济的活跃加强了汉族移民与当地土著民的交往,进而影响到当地生活发生变化,在万历间环此三个集镇周边聚集起许多居民定居点,如阜园官庄、玉屏官庄、永宁官庄、安乐官庄、永泰官庄、定远官庄、太平官庄、育民官庄、永肖官庄等。新出现的“官庄”显然已非旧日的“苗寨”,却一定有旧“苗寨”的身影。这种变化以其惯性持续在清水江流域发展,清乾隆年间对黎平府的记载最为典型。据《黔南识略》载:

郡内自清江以下至茅坪二百里,两岸翼云承日,栋梁杗桷之材靡不备具,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编巨筏放之大江,转运至江淮间者,产于此也。……茅坪、王寨、卦治三处商旅几数十万。距府治几二百余里。

……通属苗寨四百有九十寨,设一营五汛(锦屏、永从、王寨、平茶、龙里)百有七塘。

……苗有六种,洞苗已向化久已,男子耕读与汉民无异,其妇女汉装弓足者,与汉人通姻。花衣苗、白衣苗、黑脚水西苗近亦多薙发读书应试。惟妇女服饰仍旧习旧俗。[11]

上述记载展示出了“夷变汉”一条轨迹:经济发展刺激汉族移民增长,移民增长沟通了与地方土著(少数民族)的交往,日久而频繁地交往导致地方文化变迁,最后是族际间的相互融合。

促成族际间相互融合的再一个因素是政府推行“教化文治”这一过程。如清朝在“清理苗疆”后,由政府推广在各地建立义学“广施教化”。据“设立苗疆义学疏”中所记: 

下游附近黎平之古州,周围苗户繁多,应设立义学二所;清平县之大小丹江附近,都匀府之八寨附近,镇远之清水江旧施秉……等处应设立义学一所。

……义学馆舍及每年修膳等费,俱系臣等酌捐应用,毋许藉端派累苗人除俟。训课此等苗人非同内地,……如苗民子弟中勉力趋学者,……令嘉赏并将其父兄一体奖以示励。

……(建义学)以风苗众,……陶以文教,消其悍顽,于苗疆治理不无裨补。[12]

二 “汉变夷”形态的族际间交往

“夷变汉”是一种朝主流文化变迁的顺向渐变。清水江流域还存在一种逆向形式的渐变,即所谓“汉变夷”。是汉族移民深入到苗界/苗疆后,适应当地土著(少数民族)生活而最后完全溶入到土著中,蜕变为土著。史载称为“汉变夷”。

清水江流域的“汉变夷”也呈两种形式。一是屯军因长期与当地土著相处,变俗而渐化成土著,这种方式涉及对象人多面广。如史载“屯所之户,明初军籍十居其三,外来客民十居其七。今日皆成土著,与苗寨毗联,已各交好往来,睦邻之道,例所不禁。”[13] “汉变夷”程式化过程可以乾隆时开泰县为例,据史载:“县属昔皆军籍,明初开辟之时,分兵筑寨以居。大曰卫、小曰所、曰屯、曰堡各据要害。后渐立家室,族姓寝繁,率成土著,故县属客籍独少。”[14]文中 “客籍独少”的客籍,是指当时的汉人,与之相对应的多数土著,却是明初移入的汉族,“昔皆军籍”,年久日深,与当地土著居民通婚后“渐立家室,族姓寝繁”,其子孙后代生活习俗无异于土著,便“率成土著”。构成了清乾隆时整个开泰县“夷多汉少”的人口结构。这是一种民间自觉的“汉变夷”行为,影响也较为深远,

另一种形式则是贯彻国家意志后异化为土著。所谓国家意志,主要指明、清两朝在清水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时,“整建土司,增设土官,解除土人之职,遴选随征军士充任,世袭土职。”[15]由于“世袭土职”,子孙后代便逐渐成为了土著,这也是“汉变夷”的重要事端。它与上面潜移默化的“民间”形式不同,不仅是国家政策的产物,还在于其获得土司身份,这些汉人土司构成了所在地人口中的上层。

清水江流域“汉变夷”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起始于何时因缺乏确切记载而无从考证,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明、清两朝在贵州推行屯兵移民带动的汉族移民涌入是其重要时期。今天流域内的许多少数民族族群都声称其祖籍源自省外,且时间大都确定在明、清时代,一方面表明自明朝开始汉族移民的进入便开始了“夷变汉”的演化进程,二是土著化的汉人尽管整体上溶化于居住地土著生活习俗中,但“认祖归宗”的强烈汉文化传统顽强地保留了其汉籍身份。那么,清水江流域内的汉族移民来自省外何地,明、清时期的部份方志无不有类似“邛水长官司杨先鑑,陕西华阳人,……张德海,江西太和人”等记载,为后人保存了许多明确信息。如弘治《贵州图经新志》中分别记有:

平越卫:

卫中军士多缙绅之裔[16]

清平卫:

‘旧志曰’:本卫人皆江南迁谪[17]

黄平州:

卫之士卒来自湖广。

(嘉靖)《贵州通志》载黄平州:

蜀中江右之侨寓于此者众。[18]

郭子章《黔记》载:

大德元年(1298)九月,八番顺元等处初隶湖广,改隶云南,云南戌兵不至,乃命湖广行省遣兵代之。

施秉县:

皆思播流裔[19]

(乾隆)《贵州通志》载平越州、都匀府

宋家,本中国之裔。[20]

(乾隆)《开泰县志》

洪武十二年,以成都中卫军士二千益贵州卫,……七百守御黄平。[21]

(清)《苗疆闻见录》记清江厅:

其地有汉民变苗者,大约多江楚人。懋迁熟习,清结串亲,日久相沿,汉成异俗。清江南北皆有之,所称熟苗,半多此类。[22]

综合上述记载,其中涉及到的地名依次有陕西、江西、江南、湖广、蜀中、江右、湖广、思播、中国、江楚等,其中中国即指中原。虽不能由此断定上述地方的移民都有在贵州“夷变汉”的后裔,但“夷变汉”的后裔却无疑是由上述地方中的某一处迁徙而来。如果考虑到我们在前一节所叙述清水江流域行政区划建置的时间先后与方位特征,皆是由北向南制度化趋势的话,那么可以判定形成清水江汉移民的籍地来源随时间不同而有所区别,大致宋时多四川,元时多湖广,明清时多江南、江西(江右)。在区域分布上也不一致,大致宋、元时多在清水江主游主流北岸和西岸,下游支流亮江-新化江畔,即今天的施秉县、黄平县、福泉(平越)县、麻江县,黎平县西北部和锦屏县东南部。明、清则漫延到整个流域内,但江南、江西(江右)籍则为主要来源地。如据清《黎平府志》言,明代时黎平府的谭溪、新化、洪州、欧阳、龙里(隆里)、亮寨、中林、古州、湖耳、等处15个正、副长官司中,属江西籍者就有13人。上引清代文献《苗疆闻见录》中记清江厅时也称:“其地有汉民变苗者,大约多江楚人。”

今天清水江流域内少数民族自己的“民族记忆”,也确证了上述依靠汉文献作出的判断大致不诬。如今锦屏县清水江的侗族中,位于清水江北岸小江与清水江交汇的河坌地区的平秋(锦屏县西北部九寨),其居民中黄、吴两姓氏族谱称,本族源自江西吉安,其迁徙路径为靖州天柱再移居九寨[23]。锦屏县清水江支流乌下江畔丁达、腊洞(明、清时的钟灵土司属地,今启蒙镇——作者注)两地有欧、吴、龙三大姓,欧姓即从江西吉安,于至正26年(1366)迁往黎平,再迁至今丁达、腊洞一带;龙姓则是在三世公时从江西永兴西迁至黎平中黄,十四世公时迁入丁达、腊洞;吴姓则是从十五世公(公盛一代)从江西永兴西迁到天柱远口,盛公八代时又迁往黎平中黄,十八代公再迁至丁达[24]

无论是“夷变汉“抑或“汉变夷”,都是汉族移民除战争征服方式之外,又一种溶入清水江少数民族内部的方式,而且可以说是一种深入的融合。然而却终归没有形成规模效应。一个民族融入另一个民族,完美的形式是政治与文化的融合,这一点在清水江流域是难以适应的。尤其存在着民族间文化上的距离,似乎汉、夷双方都更难以彻底融通。文化通过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文化心理上的距离。如在今天雷山县著名的苗寨西江,上世纪五十年代“当地人只会种水稻。红苕只当买来的‘糖果’,玉米叫‘汉人的稻子’,麦子更是从来没有见过。”[25]意即红苕、玉米、麦子不仅是稀罕物品,其实更重要的是汉人的物品,传达出的信息则是民族间心理上的陌生。

三 苗界/苗疆内部居民间族属差异的懵醒


清水江流域族际间的交往所体现出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关系,不仅是指汉族与当地土著间的关系变化,实际上也多少带动了流域内部各土著间关系的变化,导生了彼此间族属差异意识的懵醒。

尽管明清时期政府都曾为确保“新疆/苗疆”安宁的政治考虑,时不时禁令“夷汉间”往来,划定一条民族间交往的边界禁区。尤其是清乾隆年间禁止汉人进入“牛皮箐”(今雷公山及周边地区)地区,但禁令的效果在时间上并能不旷日持久;即便产生了一定限制作用,随着时间推移因“民间”各民族的自然交往,这道禁令也无形地松弛消解;且禁令规范的地区也只是针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局部性的政策并不支配总体变化动向,因而清水江流域总体上形成了民族间开放性交流大格局。其结果不仅如上所述涉及到汉夷关系,也微妙地影响着苗界/苗疆内部居民间的关系,使生活于流域内特定地理区间的少数民族产生了“它者”的认知,萌生了“人们共同体”的自我意识与定位的懵胧意向从而开启了厚朝向本民族共同体衍化的历史进程。

清水江流域内朝向本民族共同体衍化历史进程的痕迹,在汉文献中有明显体现。一方面对流域内居民名称地指称的外延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名称却越来越多。宋、元时期没有关于清水江流域原住民精准的描述,只有笼统的泛称。陆游、朱辅的视野是从东北往西南观察旁及到清水江流域,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辰、沅、靖州蛮有犵獠、犵榄、有犵偻、有山傜、俗称土著”[26]在朱辅《溪蛮丛笑》中指涉至的五溪南部诸蛮中,有仡佬、瑶、苗、僚、伶佬等[27],而范成大、周去非则是从西南往东北观察旁及清水江流域,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大致涉及这一地区的“西南诸蛮,……曰羁縻州洞、曰猺、曰獠、曰蛮。[28]周去非《岭南代答》则期间有溪峒、瑶人或西南夷[29]。但绝非族际间的识别,只是以所居处的地名命人。明代在开始有了作较多的区别,如《弘治图经新志》“贵州镇远志卷五 风俗”一条中称当地居民有“居山野者曰洞人、曰犵獠、曰犵头、曰木獠。”又“贵州黎平志卷七 风俗”一条中称当地居民有洞人、僮人、苗人。而苗则有生苗熟苗[30],显然除地域外还有了以生活习俗分别的族群意识,类似的意识如《贵州志》“卷八 都匀府 风俗”条称“曰黑苗、曰仲家、曰木獠、曰獠。”[31]在“贵州平越志”卷十二中引《大明一统志》记有“齐民杨黄”、犵狫、西苗、东苗、仲家等。至万历时的《黔记》黎平府则有“引新志,曰黑苗、曰仲家、曰木狫、曰犵獠[32]。上述区别的特征是名称更多,比宋远有了更细化的分别命名,细分的原因在地理方位日趋明朗的同时更多的是从民俗特征上着眼,故有了相当的族际间识别色彩。

至清代则“识别”得更明细,因而称谓也日渐繁多。乾隆《贵州通志》卷七“苗蛮”有如下记载:仲家、宋家、蔡家、龙家、花苗、白苗、青苗、红苗、黑苗、九股苗、东苗、西苗、谷兰苗、平伐苗、紫姜苗、阳洞罗汉苗、犵狫、峒人。不仅对“苗”有了不同认识和指称,而在记仲家时也名下有三:一曰南笼、一曰卡尤、一曰清仲;在记龙家也称其种有四:一曰狗耳、一曰马镫、一曰大头、一曰曾竹;记犵狫时也区分为花犵狫、红犵狫、剪头犵狫、猪逐犵狫、打牙犵狫等;而对黑苗也有细化,称“都匀、八寨、丹江、镇远之清江、黎平之古州,其居山者曰山苗、高坡苗、近河者曰洞苗、中有土司者曰熟苗,无无官者为生苗,衣皆黑色,故曰黑苗。”[33]在稍后的文献中,对“苗”也同样细化为“夭家、木佬、黑苗、白苗、白仲、鸭崽,与荔波之水、伶、佯、僮、瑶”各种,并且“其类非一。”[34]另一方面区域性也越来越局地化,如记清平县,则明确分为“黑苗,西苗、夭苗、仡佬、仲家、佯僙七种[35]今天清水江流域的苗族、侗族、布依族、仡佬族、瑶族等世居民族的被识别与区分,不能不说是自明、清以来日益不同的社会发展的产物。

明清时期少数民族不同称谓的增加是与地理区位的局地性日益明确而同时出现的,而这一进程又恰好伴随着国家制度化过程中行政区划的强制推行并行,故显示出行政地理的推行对族际间区别有重要影响。究其原因,行政地理的推行致使当地居民在与汉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感受到的文化差异,一方面影响着对本民族的自我认识,并进一步的去观察与之长期共处一地并交往着的其他人,从而也产生与之不同的生活和文化差异,从而有了族际差别的民族心理意识。另一个原因是行政区概念的催化。由生界、苗界、苗疆到土司、再到卫、所,府、州、县、里,这虽然是一条人为的强制性政治边界,但行政区间的分割,受其强控制影响也使区域内原住民将其潜移默化为文化边界,必然萌生出原住民“它者”的地理意识,进而推衍到族际间的心理边界,最后一步就是被识别为民族边界了。从康熙《天柱县志》所载行政区划,能清楚地看出已初步地依照不同民族聚集地设置行政区,据其书载:“统而言之,峒乡四里、口乡一里,新增一里,坊厢半里,苗寨三里……”[36]在这里,里、坊与“苗寨三里”行政边界的划定,已透露了民族边界的显现。推而广之,至少在过去的苗夷中产生了峒(侗)、苗(不能简单地视为苗族)、仲、仡佬之族际边界。因此,不能不看到,清水江流域族际间的区别日益明显和最后识别为不同的民族,无不与明、清时期广大汉民族的移民和由此带来的汉文化刺激相关联。受行政区划强化影响,同时也在与汉民族区别中,无形地带动了原住民之间的自身“它者”意识产生与彼此相识别的愿望。



[1] 以上引文参阅(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贵州府县志辑》,1,第128、134页。

[2] (万历)《贵州通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页。

[3] (乾隆)《贵州通志》,载《贵州府县志辑》,4,第427页。

[4] 同上,第427页。

[5]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载《贵州府县志辑》,5,第414页。

[6] 光绪戊申印行《大清缙伸全书》。

[7]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贵州府县志辑》,1,第76页。

[8](明)郭子章:《黔记》载《贵州府县志辑》,2,第85页。

[9] (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载《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8页。

[10] (康熙)《天柱县志》,载《贵州府县志辑》,22,第78页。

[11]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载《贵州府县志辑》,5,第475-476页。

[12] 参见“云贵广总督鄂尔泰贵州学政臣晏斯盛合词具”。(乾隆)《贵州通志》,载贵州府县志辑》,4,第478页。

[13] (清)罗绕典:《黔南职方纪略》,载《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2页。

[14] (乾隆)《清江志》,载《贵州府县志辑》,22,第

[15] 同上。

[16]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贵州府县志辑》,1,第128页。

[17]  同上,第134页。

[18] (嘉靖)《贵州通志》卷三·户口。载《贵州府县志辑》,1,第128页。

[19] (明)郭子章:《黔记》载《贵州府县志辑》,2,第165页。

[20] (乾隆)《开泰县志》,载《贵州府县志辑》,19,第121页。

[21]  (乾隆)《开泰县志》《贵州府县志辑》19

[22] (清)徐家干:《苗疆见闻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23] 转引自傅安辉、余达忠著:《九寨民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4] 吴谋高主编:《丁达村志》,未刊稿,凯里市图书馆藏。

[25] 张晓:《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8页。

[26]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青岛出版社2002年版,第73

[27] 这里提到的名称,参见朱辅《溪蛮丛笑》“茅花被”、“左右狎衙”、“坐草”、“骨浪”、“奴狗”等条。

[28] 范成大:《范成大笔记六种》,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4页。

[29] 周去非:《岭南代答》卷三,“外国门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19-121页。在《岭南代答》中有称“融州城下即牂牁江也。江之上流与王江(即今都柳江)合,王江之间,群瑶居之。……瑶即五陵溪(五溪)之别也。”(《岭南代答》,第51页。)故所指地域涉及到清水江一带。

[30]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贵州府县志辑》,1,第76页。

[31]  同上,第94页。

[32] (明)郭子章《黔记》“黎平府地理图”, 载《贵州府县志辑》,2,第130页。

[33](乾隆)《贵州通志》,载《贵州府县志辑》,4,第120-125页。

[34] (清)林溥:《古州杂记》卷五,载《贵州府县志辑》,18, 第571页。

[35] (清)爱必达:《黔南识略》卷八 ,载《黔南识略·黔南职方纪略》,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第88页。

[36](清)王复宗:“重修天柱县志序”,载(康熙)《天柱县志》,载《贵州府县志辑》,22,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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