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清水江发源于黔南州贵定县、都匀市交界的斗篷山，流经黔东南州的丹寨、麻江、凯里、台江、剑河后，自锦屏茅坪镇杨度角进入天柱县境，流经坌处、竹林、远口、白市、江东、瓮洞等6个乡镇后，于瓮洞镇金紫村出境入湖南注沅江。天柱清水江地区，既是以苗族为主、侗族为辅的少数民族地区，又是民族文化丰富多彩的地区，还是考古发掘获得重大发现的地区。加强对这个地区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民族文化传承与弘扬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 文化研究 天柱 清水江
天柱，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文教蔚起，历史久远。她不仅拥有“石柱擎天”、“狮子回头”、“金凤晓钟”、“龙泉喷玉” “春花夜月”、“嫩草夕阳”、“幞头雾雨”、“美女梳头”这些使人心潮澎湃的古老自然景观，而且还有使人浮想联翩的“黔东第一关”、瓮洞、江东（巡检司）、辞兵洲、白岩塘（白市）、牛场（兴隆）、坡脚、鸬鹚（镇远巡检司）、远口、三门塘、抱塘、坌处等这些饱含清水江历史与文化印记的古老人文景观。不仅有蜚声寰宇的黄金、重晶石等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及惟妙惟肖、千姿百态、令人释怀的特色观赏石——贵州青，而且还有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天柱清水江文化就是这其中的一朵奇葩。加强对天柱清水江文化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与民族文化传承与弘扬的现实价值。
近年考古发掘证明，天柱清水江人类活动的历史已上推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因此，天柱清水江文化研究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课题。鉴于本人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仅就其中几个方面进行探究，旨在为“天柱清水江文化研究”这一大课题起抛砖引玉之作用。
一、天柱清水江文化历史久远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清水江天柱白市电站和湖南托口电站相继开工。为了配合两个电站的建设，2004年以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两电站淹没区天柱段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将贵州人类活动的历史推前至7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甚至还发现了距今万年的旧石器时代遗存。
在天柱白市电站淹没区发现了远口镇的坡脚、鸬鹚、月山背、塆头、学堂背、中坪、坪上及瓦罐滩等8个遗址，通过大规模抢救性发掘，共清理灰坑近100个、灰沟14条、石堆2个、窑6座、墓葬2座，出土石制品9500余件，完整及可复原瓷器3600多件，年代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清理的2座战国墓是贵州境内首次发现的楚式墓葬；而瓦罐滩窑址则是贵州省内第一座经考古发掘的窑址。
在湖南托口电站淹没区白市镇发现了盘塘及烂草坪、辞兵洲、仙人洞遗址，在江东乡发现江东溪口遗址。通过考古发掘，获得重要发现，厘清了清水江流域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历新石器时代、商周、战国、秦汉至宋明时期的古代文化脉络。
盘塘及烂草坪遗址位于清水江西岸一级阶地。遗址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此次发掘650平方米，清理墓葬5座、灰坑30个、房址1座。遗址堆积分8层，主要为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灰坑、灰沟和房址。第⑧层土质土色近似于网纹黄土，内含极少量打制石器，当属旧石器时代遗存。
辞兵洲遗址总面积约6000平方米，此次清理500余平方米。共清理灰坑10个、墓葬4座。遗址堆积可分6层，其中①、②属宋明以来的堆积，③、④层为新石器时代堆积，第⑥层为旧石器时代遗存。辞兵洲遗址第③层还揭示了一处规模较大的石器加工场，已揭露约180平方米（部分在发掘区外），其中涵括较多石锤、石砧、砺石等制造石器的工具，以及丰富的砾石原料、石制品及其半成品与废料等，其间杂有少量陶器碎片。该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所出石制品，原料以砾石为主，有极少量页岩和燧石。其种类有石锤、石砧、砺石、石核、石片、断块、石器等，以断块和石片居多。多采用锐棱砸击法打片。石器以打制者为主，体型较小，多为砍砸器，另有少量刮削器，其刃部多经数次加工。磨制石器分通体磨光和刃部磨光两种，以后者为多。通体磨光的石器有石斧1件、石锛2件、石镞1件，半成品1件。此外，在辞兵洲还发现一座古城遗址，面积8千至1万平方米，古城壕沟清晰可见，城墙残存近百米，现保存较为完整。结合方志，初步分析该城的年代应不晚于明代。
白市仙人洞遗址保存较完好，专家发现了一件磨光有孔的石器，一件磨制石斧，一批打制石器，陶片若干，以及贝壳、螺壳、兽骨、鱼骨等古人吃过的食物。
江东溪口遗址总面积不足1000平方米，部分被砖瓦厂挖毁。此次发掘约240平方米。遗址堆积可分9层，其中第⑦~⑨为商周时期堆积，⑥层及其以上为宋明时期堆积。仅发现于江东溪口遗址，共清理房址9座、灰坑4个、窑址1座以及用火遗迹多处。房址均为排洞式木构建筑，平面形状有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房屋面积大小不一，最小的不足10平方米，最大的在30平方米左右；灰坑基本上为圆形，直壁平底，坑内出土遗物都较少；窑址受到现代砖瓦窑取土的严重破坏，只残存小部分在断壁上，未能全面揭露，具体形制不清。另有2处砾石堆积，其间夹杂有少量的石锤、砺石、石片、石砧和砾石原料等，可能为石器加工地点。
在天柱白市电站和湖南洪江托口电站淹没区的考古重大发现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清水江天柱段就有大量人类活动的历史，它的发现将清水江文明至少前推七千年，极大丰富了清水江古代文化的内涵，为建立和完善贵州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序列，研究贵州史前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区域性特点和文化传承，探讨高庙文化在黔东南地区的传播及高庙文化的区域性特征提供了新的材料。天柱清水江考古发现已入选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纵评项目。
二、天柱清水江的语言文化
天柱清水江沿岸分布了瓮洞
、江东
、白市
、远口、竹林、坌处等6个乡镇，人口总数15、3万人，占全县总人口41万的37%，其中苗人口约占90%，侗族及其他民族人口约占10％。这六个乡镇人口的通用语言是酸汤话。侗族既有侗语也会酸汤话，竹林乡居住在离清水江较远地区约一万人既有苗族母语也有酸汤话语言。酸汤话是天柱清水江沿岸的主流语言。加上地湖乡和蓝田镇的部分苗族，天柱县说酸汤话的总人口约20万，约占全县总人口的50%。
在天柱清水江沿岸之所以形成酸汤话这一主流语言，有其特定的原因。
1、与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天柱清水江沿岸居住的基本上是苗族。从史料看，由于战乱，苗族在历史上进行了五次大迁徙。天柱清水江的苗族基本上是苗族第三次大迁徙即从鄱阳、洞庭两湖以南的江西、湖南“南蛮”、“荆蛮”或“荆楚”地区沿沅水迁逃至“五溪”——沅江上游的五大支流时期来到这里定居的。苗族迁逃到这里定居后，他们的必需品如食盐、布疋等生活物资唯一只有通过这条水道运达。再则，黔东南清水江流经台江、剑河、锦屏、天柱及其支流上的黎平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盛产杉木、桐油、茶油等特产，尤以杉木即“苗木”品质极佳。在陆路交通闭塞的过去，作为沅江上游最大一条支流的清水江，固然是内外沟通的黄金水道。杉木、桐油、茶油等特产都要通过这条水道运到外面去。从清水江的水流量和河场来看，只有清水江下游的天柱、锦屏两县境内的流量大，河场较上游开阔，适应商船往来，也适宜木材成块外运。正因为清水江下游的这一特点，才使得清水江锦屏、天柱段形成了历史上的“内三江”与“外三江”曾经辉煌数百年的木材市场，致使清水江天柱及锦屏一带商贾云集。也因为这个原因，才有“黔东第一关”、江东厘金局等历史上征收税款的18个关卡存在的必要。这就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的人即汉族商人与当地苗人的语言交流问题。很显然，汉语与苗语是不可能沟通的，而汉族商人与苗人的沟通又是客观存在的，这就必然出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长期碰撞与融合，一种既不是汉语也不是苗语但又能使汉人与苗人通用的语言——酸汤话就应运而生了，这是酸汤话形成的社会基础。
2、与管理者的语言有关。据《天柱县志》记载，天柱夏属荆州之界僻，周属楚之西，秦属黔中地，汉属牂牁郡，隋、唐、宋为诚州（今湖南靖州）所辖，元为湖广行省武冈路绥宁县及靖州路会同边地。明二十五年(1392年)迁靖州卫左千户所于天柱镇守，属湖广靖州卫；明三十年(1397年)又移靖州后卫所于天柱汶溪镇守，并在远口鸬鹚、江东两地设巡检司。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天柱守御千户所吏目朱梓，申文建县，会疏朝廷批复，准于该年四月初四日改所建县，取名天柱县，属湖广靖州。划出会同县峒乡（今地湖乡、及远口镇的大样一带）、口乡（今远口、竹林、杨家一带）、绥宁的一部（今坌处镇、竹林的中寨一带）、镇远巡检司（今远口镇的鸬鹚一带）、江东巡检司（今江东乡）并入天柱县治。①康熙二十二年主修的《天柱县志》统计：天柱人口九千五百二十三丁，其中“汉彝”五千四百八十二丁，“三里苗丁”四千四十一丁。②由此可知，现在天柱清水江沿岸居住的即现在说酸汤话的苗族即康熙版《天柱县志》里提到的“三里苗”，而当时这些区域基本上属于汶溪千户所及湖南的会同、绥宁所管辖，管理者不可能是当地的“三里苗”，只可能是明王朝派来的官人，这些官人不可能会说苗语。这就是说，管理者说汉语，被管理者“三里苗”说苗语，汉语与苗语又不可能相互沟通。一种能够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都能通用的语言——酸汤话就势必要产生了。这是酸汤话形成的政治基础。
3、与天柱清水江部分苗族的来源有关。现在天柱清水江沿岸的苗族，除绝大部分是苗族第三次大迁徙迁逃来的以外，还有一部分如杜、乐、姚、陈、董、万等史称军三排的各姓是当初建立汶溪千户所军人的后裔，他们的先祖来这镇守前是标准的汉族。但来到汶溪千户所屯军“改土归流”后，就在苗族集居的地区居住下来，其后裔与当地苗族或其他少数民族通婚，受母系族别的影响从而改变了他们的族别。毫无疑问，当时这些军人后裔的语言既要受到父系语言即汉语的影响，同时也要受到母系语言即苗语的影响。也就是说，在一个家庭，同样会有汉语与苗语的碰撞与融合的问题，这种碰撞与融合，加速了汉族与苗族通用语言——酸汤话的形成。这是酸汤话形成的家庭基础。
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发展与磨合，酸汤话已成为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语系，成为天柱清水江苗族语言的标签，同时还拓展到周边湖南靖州县的大堡子，会同县的炮团、漠滨、蒲稳、朗江，芷江县的碧涌、大龙等比邻乡镇的苗族人口。保守地估计，全国使用酸汤话的人口至少不下三十万。酸汤话已成为中华民族语言文化的一朵奇葩，它丰富了中华民族尤其是苗族的语言文化，对酸汤话语言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人文价值和历史价值。然而很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很少有语言专家学者对此进行研究，更有一些文人墨客把酸汤话误认为是侗话。
三、天柱清水江的民歌文化
1、天柱清水江民歌基本概况。民歌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多，民歌的传承遇到前所未有挑战，甚至有逐渐减少与消亡的趋势。为了抢救这一民族文化， 2011年，天柱县苗学研究会通过对天柱清水江苗族地区的田野调查、收集了上万字的民歌，现已进入整理阶段。通过归类，天柱清水江民歌大致有情歌、酒歌、嫁歌、古歌、殇葬歌等五大类。其中，情歌、酒歌占的比重较大，古歌、殇葬歌次之，嫁歌数量最少，其原因是由于哭嫁习俗基本消失。
已收集到的天柱清水江民歌呈正态分布趋势，其中竹林、坌处两个乡镇的四十八寨地区，是这个这个分布的高峰位置，其他地方相对偏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四十八寨每年都要举行一年一度的歌节——“四十八寨歌节”，参与歌节的人员主要来自于四十八寨及周边的远口、白市、社学及锦屏、湖南的靖州和会同比邻乡镇的爱好者，每年参加歌节的人数上万人。“四十八寨歌节”这一民歌文化的载体已形成数百年时间。2011年，“四十八寨歌节”已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民歌文化个案研究
根据天柱清水江民歌来源呈正太分布及四十八寨民歌为高峰位置的实际，选定“四十八寨歌节”作为民歌文化个案研究的对象。
（一）四十八寨歌节的界定
（1）四十八寨.四十八寨有广义与侠义之分。广义的四十八寨指的是天柱建县以前包括现天柱、锦屏、靖州一些村寨在内的四十八寨。据《靖州志》记载：靖州、天柱各有二十四寨共四十八寨。其中，靖州一里九寨，二里六寨，寨市里九寨；天柱由义里（包括现竹林、坌处两个乡镇及锦屏三江部分村寨）二十四寨。这就是广义的四十八寨。天柱由义里的二十四个苗寨究竟是哪二十四寨目前还没有查到文字根据，但民间曾有由义里“上六寨、中六寨、下十二寨”之说。天柱撤所建县后直到清朝末年的三百多年间，天柱由义里的苗寨村寨有较大的发展。据民国续修的《潘氏族谱》记载：据清光绪四年记《由义里五区上下段图》标注的自然村寨共六十一寨。其中，苗寨聚居的村寨由原来的二十四寨发展为四十八寨，即现在的竹林、坌处两个乡镇的苗寨村寨。这就是狭义的四十八寨。
（2）四十八寨歌节.广义四十八寨苗族同胞的语言、文化、生活习惯基本相同，即使有些差别也是大同小异。解放前，四十八寨加强民族和民族内部之间的团结与文化交流活动，联合为一体反抗封建王朝对苗族的压迫和歧视，先后建有“联款”和集会议事的场所----“款场”。如现在平芒、天华山，曾经是广义四十八寨的议事的“款场”。“联款”和“款场”分别成为了当时维护苗族同胞经济政治利益、解决纠纷的条规和场所。随着集会议事“款场”的固定和参与集会议事的年轻人增多，“款场”逐步拓展为议事和年轻人对歌交友或恋爱两个功能的场所。随着官府统治力的增强，原来的“联款”性质受到了破坏，“联款”演变为维护官府豪绅的工具。但年轻人在“款场”对歌交友、恋爱的习俗得以保存并发展至今。这就是四十八寨歌场的由来。
广义四十八寨歌节习俗起源于部落首领杨武王时期。根据民间传唱的歌谣推算，至清雍正时期达到顶峰，清乾隆至民国时期走向成熟，历经了数百年风雨沧桑。歌场从最初著名的坌处平茫、竹林龙凤山、天华山和阿婆坳、两头坳五大歌场发展到竹林、坌处苗寨“一寨一歌场”，即狭义的四十八寨歌场。
狭义四十八寨苗族人民与坌处境内的部分侗族同胞一衣带水，在同一地区生活了数百年，其习俗、语言、生活方式等方面都相互影响和渗透，侗族同胞也融合到苗族四十八寨歌节活动之中。因此，狭义四十八寨歌节是以天柱竹林、坌处苗寨为歌场，周边苗、侗人民参与，以唱歌为载体的玩山、恋爱、交友的民族大聚会。本文所指的“四十八寨歌节”
就是狭义的四十八寨歌节。
四十八寨歌节歌曲内容、唱腔及种类丰富。包括四大区域和四大唱腔。四大区域即苗族聚居区、清水江流域区、侗苗杂居区和侗族聚居区；四大唱腔为河边调、高坡调、青山调和阿哩调。歌场唱歌一般以村寨或家族为单位组成“歌堂”，歌堂以侃古歌为主，按有无完整故事情节分为叙事歌、抒情歌；按时间界限分为古歌、新歌。
参与四十八寨歌节的人员分布地域广阔，属于以苗族为主体的苗侗聚居区，覆盖面积488平方公里，人口超过15万。因此，四十八寨歌节是黔东湘西结合部苗、侗文化的大融合。
（3）四十八寨歌节的价值。四十八寨歌节是黔东湘西结合部苗、侗人民的大聚会，苗、侗文化的大融合，造就了“歌的海洋、歌的世界”这样一个氛围，反映了苗侗人民的历史、劳动、风土人情、爱情婚姻和日常生活，是苗、侗人民交流感情、传播知识、娱乐消遣的载体，具有丰富的人文研究价值和经济开发价值。
四十八寨歌节之所以百年不衰，关键在于它是根植于民。说它根植于民，是因为民歌已成为这个地区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东西，他们把参与歌节当成了精神享受。这就是四十八寨歌节人文价值之所在。
经济开发价值是四十八寨歌节最具潜力的价值。经过四十八寨歌节竹林、新寨歌会的成功举办，给周边村寨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四十八寨民歌文化及其衍生的各种副产品，也显示出被人们青睐的经济价值。如果能够将四十八寨歌节这个品牌进行包装，进行市场化、产业化的运作，它必定在天柱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四十八寨歌节是苗侗人民的大聚会、大融合，这在贵州乃至全国都是一种很稀有的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人文研究价值。也正因为如此，2011年四十八寨歌节已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四十八寨歌节的影响。一年一度的四十八寨歌节，不仅为四十八寨传统的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保护提供了载体，也对四十八寨乃至整个天柱的经济、文化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文化的影响。通过每年成功举办四十八寨歌节，弘扬四十八寨民族文化，促进民歌文化的发展，提升民族文化的品位，推动天柱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施文化强县战略可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举办四十八寨歌节不但可丰富民歌艺术的内涵，扩大节庆活动的影响，而且还可探索“以节兴县”的新途径。四十八寨歌节让越来越多的人领略到四十八寨民族文化的魅力，为天柱民歌不断走出天柱、走出贵州、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础。同时，四十八寨歌节的成功举办，可增强天柱对外开放意识，加快天柱改革开放的步伐。
——对经济的影响。四十八寨歌节的成功举办，形成节庆文化所带来的品牌效应，推动了天柱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内外都有不少利用民族文化艺术节给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商机的成功范例。如果我们能够把四十八寨歌节打造成天柱民族文化的品牌，再利用这一品牌举办投资贸易洽谈会，就为全面推介天柱、推动天柱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歌节的举办还能刺激需求、拉动消费，尤其是参会游客的增加，为餐饮、住宿、交通、娱乐等相关行业创造出更多的商机和直接经济效益，还可以拉动天柱旅游业的发展。
——对提升天柱知名度的影响。打造四十八寨歌节品牌，充分展示天柱民族文化魅力，成功举办四十八寨歌节活动，可以吸引国内外游客到天柱旅游参观，然后通过他们的宣传，可以极大地提升天柱的知名度，从而给天柱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
——对民族团结和谐的影响。四十八寨及周边地区，由于苗、侗、汉等民族居住环境交错，从而导致四十八寨歌节语言相当丰富，可以用苗语、酸汤语、侗语、汉语“四语”混合交流与对唱。同一村寨两人之间，能够熟练运用“四语”进行交流。远方客人来到四十八寨，也不必为语言不通而发愁。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恐怕也是很稀有的。苗、侗、汉等民族及语言在这里得到了最巧妙的大融合。这种大融合大大促进了湘黔两省苗、侗、汉民族的团结与和谐。“四语”并存现象，有待语言、社会学家的进一步考究。
（二）打造四十八寨歌节文化品牌存在的主要问题
四十八寨歌节文化所具有的价值毋庸置疑，因此四十八寨歌节文化应该得到有效的传承。而四十八寨歌节文化传承的现状却不容乐观，面临消亡的危险，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人走歌走”。民歌传唱主要靠歌手口耳相传。多年来，四十八寨传统民歌，主要靠民间艺人集体创作，口头传承。而现在的年轻人或因生活压力或钟爱流行歌曲，无心学习民歌而疏远民歌，因此随着老歌手的相继去世．许多古朴动听的民歌也随之消失。据调查，在四十八寨，歌手年龄超50岁的占50%以上，30岁以下的则很少，年轻人中大部分不懂本民族的语言，因而也就不会唱民歌。
二是一些村寨歌节规模萎缩。过去，四十八寨的青年男女恋爱择偶，需要四十八寨歌节这个平台。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年青人的恋爱择偶可以通过其他很多平台来实现，民歌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受到严重冲击，一些村寨歌节渐趋消亡，许多优秀民歌随之失传。此外，农村生活方式和物质条件日益现代化，使一些地方的传统民歌失去了演唱环境。这两个原因导致歌节规模的萎缩。
三是原生态民歌存在消亡的危险。虽然在四十八寨一些偏远的山区仍然有相当完整的原生态民歌留存，但如果不及时抢救、挖掘、保护和传承，这些极为丰富的民歌文化遗产会随着歌手的消失而消失。
四是打造四十八寨歌节文化品牌融资难。要把现有的四十八寨歌节打造为一个文化品牌，需要大量的资金来包装。而这种投入给投资方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的周期相对比较长，这给打造这一文化品牌的融资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五是缺乏高水平的民歌创作人员。四十八寨时下的民歌，都出自于民间歌手，由于这些歌手文化层次相对比较低，艺术素养不高，所以他们流行演唱的民歌与精品民歌还有很大的差距。要提升四十八寨民歌的质量，还有待培养高水平的专业创作人员。
（三）打造四十八寨歌节文化品牌的初步思考
打造四十八寨歌节文化品牌，成功举办四十八寨歌节活动，可实现四十八寨乃至全县文化与经济的双赢。如何打造这个品牌，个人有以下思考。
1、树立经济与文化互促发展的意识，推进四十八寨歌节的产业化进程。实现经济与文化的互促发展，就要以传统的民歌文化功能为基点，并加以拓展，实现文化品牌增值。这就需要更新观念，增强产业意识，扩大民歌功能。过去，四十八寨民歌的主要功能是交朋结友。在当今时代，这一功能远远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所以，应该把传统民歌与现代经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在促进传统民歌自身产业化的同时，有效带动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实现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双赢。通过文化力与经济力的互动，把民歌文化资源不断转化为有吸力和知名度的文化精品，盘活和拓展与民歌文化相关的产业，不断开辟新的产业群，扩大经济发展总量，从而不断推进四十八寨歌节文化的产业化。
2、政府宣传与公司运作相结合，双管齐下。四十八寨歌节每年得以举办，主要得益于县乡各级各部门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媒体宣传。政府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建议在县电视广播台开办宣传民歌文化的节目，寓宣传教育娱乐于一体，培养民间歌手，扩大影响，为民歌发展形成有力的媒体宣传态势。此外，还要采取公司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实现民歌产业发展的“链条化”。把民歌产业不断做大、做强。
3、传统与现代结合。为了提高民歌传播的效果，一是对民歌的传播方式进行创新，采用现代先进的工具与方式进行传播，以实现民歌时空与视听局限的跨越。二是要邀请一些明星参加民歌的演绎，以实现民歌传承效果的提升。
（4）重视抢救与创作工作，不断加强民歌队伍建设。四十八寨歌节中的民歌的特征是乡土性、集体性、口头性。民歌的这些特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遇到严峻的挑战。为此，要把民歌的保护、发展与挖掘、抢救结合起来，不断加强民歌人才的建设，积极创作民歌精品。
（5）切实做好民族语言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目前，很多年轻人不会唱本民族的民歌，其根本原因是不会本民族的语言，民族语言成了传承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要加大对青少年民族语言、民歌文化的培育力度，切实做好民族语言、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还歌于民；也只有还歌于民，民歌才能在大众的传唱中得以传承和发展。
（6）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要加大歌场建设力度。要在相对集中、交通方便的地方建设一些档次相对较高的歌场。二是要利用通村通寨公路网络建设，实现村村联通，寨寨相通，要从旅游公路建设标准的高度来要求，从而实现民歌传播硬件建设的提升。
四十八寨歌节文化品牌有着丰富的文化、经济、社会价值，打造四十八寨歌节文化品牌的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对四十八寨歌节文化的研究以及如何将其打造为我县民族文化的品牌，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索。
四、天柱清水江的宗祠文化 ③
在传统的历史文化、名胜古迹中当中，天柱清水江地区宗祠群是最具代表性的民族古建筑。天柱宗祠文化深厚，建筑典型、历史悠久，颇具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更有很高的艺术和观赏价值。天柱家祠异彩纷呈，成为民族文化之迷，充满神奇色彩的清水江下游家祠群，已成为天柱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和魅力独特的风景线。
据初步统计，天柱县共有宗祠95座，其中分布于天柱清水江坌处、竹林、远口、白市、瓮洞五个乡镇30多座。据调查了解，这些宗祠多建于清代，少数建于民国。这一建造时限，有两个方面的因果关系。一是古代平民百姓是不准修建宗祠的，只有天子、诸侯、大夫、仕宦等相当级别的方可修建。直到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礼部尚书夏言上书《令臣民得以祭始祖立家庙》，嘉靖帝下诏“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后，方许民间建宗祠。二是天柱多数家族是明朝迁入的，通过一定时期的休养生息、人丁兴旺后，方有建祠的能力。
天柱清水江人民凭借清水江丰富的木材资源，创造了清水江特有的宗祠文化。可以这样说，没有清水江，没有丰富的木材资源，就没有这里的经济繁荣，也没有当年的湘楚文化、中原文化的渗透。换言之，没有清水江及丰富的木材资源，就没有天柱清水江辉煌灿烂的宗祠文化的形成。每一座宗祠都是一座艺术宝库，是中原文化、湘楚文化、木商文化、姓氏文化、迁徙文化、宗祠文化、谱牒文化等多种文化的综合产物。多数宗祠择平地而建，少数依山就势，构建灵活。与民居房屋相距十到几十米不等，一防火患，二保肃静。所处位置一般位于本姓家族中心或显要位置。占地面积有的为400——500平方米，有的1000来平方米，最大的近2000平方米。天柱清水江宗祠文化十分丰富，尤以牌楼与雕刻、历史人物与姓氏郡望、祭祀与谱牒、对联等文化表现突出。
1、天柱清水江宗祠展现了绚丽多彩的牌楼文化。天柱清水江宗祠正面为牌楼及大门，是整个宗祠建筑最为华美、最下功夫之处，高达10多米的牌楼多为二至三级重檐，配以几十幅甚至上百幅浮雕或彩绘，这些幅浮雕彩绘均是精雕细琢，通常取材于该族著名历史人物或历史故事。如白市的杨氏先祠，以该族的“杨洪公平南”、“杨怀玉救主”、“杨业归宋”等历史故事彩绘于牌楼上。最具代表性的是远口吴氏总祠的牌楼，由左中右三间组成，呈八字形展开，图案全是五彩缤纷的立体塑像、人物花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其图案除有“吴举子拉箭”等吴氏故事外，还有天仙配、文王访贤等著名历史故事与传说。三门塘的王姓“太原祠”的牌楼有八福泥胶浮雕，每幅都刻一个王姓名人故事，如王子求仙、王翦勋业、王维作画等。牌楼的正面下方为宗祠大门，大门上方根据其宗祠所属规格等级刻有“X氏总祠”、“X氏分祠”、“X氏宗祠”、“X氏先祠”等四种。祠牌上方往往题写表示该姓氏获姓地的郡望或堂号，大门的两侧题写与该姓渊源相关的一幅对联。该族有功名的还会在宗祠大门前竖立有代表科举功名的旗杆。
宗祠除牌楼外，三面围封火墙，配以高翘的马头墙，典型的徽派建筑格调，不仅可以防攻防盗防火，还可以增添宗祠的雄伟气势。祠内多为三进结构，第一进堂中间常为过道，又叫外厅，两侧为厢房、耳房等结构，上为戏台；第二进堂叫中厅，最后一进堂叫正厅。以两进或三进及两天井的组合院为多。天井四周绕以回廊，天井既有采光之用，又有接纳天雨之功，意为取四水归堂。宗祠内的戏台，重大节日或族内喜庆之事供戏班表演之用，是直接传播文化艺术与忠孝礼义之所。第一道天井之后的中厅称享厅，较为宽敞，是祭祖、议事的场所。最后一进堂为寝厅，又称正殿，为供奉祖先牌位之所。正厅神龛是每座宗祠的核心部位，是整座宗祠最精华的部分。有单神龛和多神龛之设。白市杨氏先祠与新舟舒氏宗祠正殿内设双龙绕柱神龛，既有神姿百态的人物雕刻，又有活灵活现的花草虫鸟，可谓造型别致，富丽堂皇。在保持完好的宗祠中，柱柱有对联，抬梁至房顶均有人物花草彩绘。厢房、窗棂、石磴均有镂刻或浮雕。多数宗祠瓦檐下是“S”型卷板装饰，古朴而精美。
2、天柱清水江宗祠展现了重要历史人物与姓氏郡望文化。天柱清水江每一座宗祠的修建几乎都与该族某一个重要人物有关，或直接为其所建。远口吴氏总祠是为吴姓在远口的开基始祖吴盛而建的。吴盛曾任云南大理寺丞，后因宦海险恶，于理宗涥右年间，携妻子儿女，经湖广潜入苗疆远口居住。为纪念此公，远口吴氏后裔数万众修建远口吴氏总祠。三门塘的刘氏宗祠是为了纪念明朝初年随朱元璋御驾征战，军功卓著而被诰封“昭勇将军”刘旺而建。刘旺之子刘源承父职掌印指挥使，其后裔迁三门塘定居。北岭乐氏宗祠为纪念武骑尉忠义郎乐书溪而建。新舟吴氏为其开基始祖曾任江州知州的吴世富所建。竹林秀田唐氏宗祠是为供宋嘉佑年间出任湖广辰溪守备唐敏所建。
宗祠既是以族权和血缘的产物，又是姓氏渊源与郡望最重要的标志，还是展示该姓功名的重要场所。如天柱白市北岭乐姓是在河南南阳获得姓氏的，故“乐氏宗祠”祠牌上方题写直版的“南阳郡”三字；由于有人曾获科举功名，故宗祠大门前立约8米高的青石打造的菱形旗杆，此旗杆现仍保持完好，后来大概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被用作宗祠门口过溪石板桥的帮衬。
3、天柱清水江宗祠演绎了祭祀文化。天柱清水江宗祠是各姓固定的祭祀活动场所，一般每年2——3次，常在春、夏、秋三季进行。另有非固定性的祭祖，如宗族裔孙中功名，晋职晋级，或高官告老还乡，荣归故里，亦开祠祭祖。如民国二十七年秋，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10师少将师长晋升为第八十五军中将副军长的抗日名将吴绍周，曾回家乡天柱远口吴氏总祠开祠祭祖，报效祖先，并赠送“至德克昌”的金字大匾。
春天是清明节开辞祭祖，主要是祭祖前或祭祖后宗族集中宗祠商讨扫墓及有关事宜。夏天主要是六月六晒谱，宗族首先集中宗祠祭祖，然后翻晒家谱以防虫蛀和霉变，同时让儿孙入祠拜读家谱，听长者讲述家世源流。秋末祭祖，主要是由族中德高望重之人宣讲家规族训，化解族中矛盾，促进家族和睦。各姓氏的家祠祭祀活动有各自的固定仪式，并通过族谱世代相传。各姓氏的祭仪大同小异。
祭祀前先张布文榜，并安排人员清扫宗祠内外，并要求同族子孙各宜“恪尔心，洁尔体，饰尔服，谨尔仪，禁止喧哗，遵守礼法”。祭祀前，在宗祠正殿神龛前设供桌数张，桌上摆香案烛台，香灯供品，如屠宰修净的猪羊和糖果等。天柱清水江各姓氏认为牛是养家躬耕，受人尊敬之牲灵，故不杀牛祭祖，故“三牲”供品中只有“二牲”。
祭仪开始，先由主持人高声念颂词。如“时维二月，节届仲春，和风飘拂，词貌维新。敬举感时之祭祀，用申追远之情怀。凡我子孙，昭穆感激，礼法森严，勿得错乱、、、、、、”执事者各执其事，主祭孙就位。鸣金击鼓、凑乐之后，参祭者参神、鞠躬、跪拜完毕，至舆洗所舆洗（先置几盆净水与一侧供象征性洗手）。然后再到历代祖考祖妣神位前焚香烧纸、跪拜、斟酒、进饌，行初献礼。如此反复行亚献礼，再反复行三献礼（又称终献礼）。每次献礼均由引唱生吟唱“一献礼”、“二献礼”、“三献礼”之词。其中还由主持者或引唱生歌迎神之诗，颂读祝文。
祭祀完毕，再由主持人说明本次祭祖后所需议之事，并留下各房各支代表具体商议。有时也由祠长或族长对本房族宣讲族规族训。族训为“孝、悌、忠、信、礼、廉、耻”八字。
4、诗歌对联是清水江宗祠文化的艺术升华。天柱清水江宗祠的建设非常注重文化氛围的打造，不仅牌楼、神龛和墙体瓦檐下以雕刻、彩绘为主的装饰，文化氛围十分浓厚，而且柱柱有对联。这种文化氛围，使参与祭祀、庆典、集会的本族裔孙或前来观光的文人墨客心潮澎湃，诗兴大发。他们或赞祖宗功德，或赞宗祠的功（能）、貌、景，或赞环境的美。宗祠与文化成了一对“孪生兄弟”。
现将清水江宗祠中的一些诗、对联辑录如下，供赏析。
三门塘刘氏宗祠的中西合璧巴洛克式的建筑堪称清水江宗祠一绝，有试赞曰：“巍然屹立影映天，毓秀钟灵尽尘缘。宝塔八面玲珑现，毫光直射斗牛边。香山白水千秋在，英雄独立万古传。夺化凌霄称胜地，人文蔚起亿斯年。”
竹林高坡潘氏宗祠有一用姓氏源流赞宗祠的绝句：“潘始周代季孙公，乐由鲁湘迁黔东。祠留高坡香留世，志承越府绍宗风。”
白市杨氏先祠大门对联：“三鱣祠里有清风明与清江传万古，四知堂前迎白水寿同白石壮千秋。”这幅对联包含了杨氏祖先传说中的“鱣”与“四知”典故。
坌处抱塘吴氏宗祠大门的对联很有气势：“宗祠对名山左青龙右白虎祥瑞上腾万丈焰，门前环古水襟东江袖西洲彩练直涌百川雄。”
白市北岭乐氏宗祠大门对联：“入斯门勿忘昌平规矩，至此地须讲子氏伦常。”，它告诫后裔不要忘了自己的根本，必须继承和弘扬先祖的优良传统与美德。对联的“昌平”指的是先祖乐欬获赐“昌平侯”，“子氏”指的是乐姓获姓前的先祖宋戴公，宋戴公姓子。
三门塘刘氏宗祠牌楼瓜柱上及山墙上的两幅拉丁字母对联，玄意至今未有令人信服合理的解释，或许它将成为天柱清水江宗祠对联百花中的一朵神秘的奇葩。
五、天柱清水江的谱牒文化
1、概述。自北宋欧、宋二氏率先作谱以来，历朝历代，上至天子，下至臣民，各族各支都十分重视族谱的修撰。认为族之有谱，犹如国之有史也。史以立万世，君臣之纲常；谱以蔬子孙，千载之伦纪。孝子贤孙，所宜先务。民国以前，官府亦设图谱局，置令郎史以掌之。由于谱牒资料蕴藏着大量的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物传记、宗祠制度以及地方史料，它实质上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所以，谱牒资料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有人甚至提出，谱牒学、正史、方志为民族历史文化的三大支柱，对开展历史与学术研究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所以，“文革”期间曾被认为是带有封建色彩的谱牒实质上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
由于修谱需要很大的经济实力，因此过去各姓各族修家谱大都在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年代进行。一般间隔30——50年对家谱进行一次修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为各姓各族家谱的修撰奠定了物质基础，多数宗族都对家谱进行了修撰。
修谱几乎都在宗祠进行，路途遥远者还吃住在宗祠。修谱前，要净手焚香祷告祖先。修撰时间根据本族人口和参修人员的多少而定，一般都要一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完成。修撰完毕，择吉日在宗祠举行隆重的分发仪式，向各房各支分发。分发仪式由祠长或族长或总撰谱人主持。祭拜祖宗之后，由本次主撰修人员报告编修经过，公布账目等。然后各房各支净手接谱，鸣炮庆贺。然后将新修族谱带回家中妥善保存，逢年过节供裔孙拜读。
各姓族谱一般包括总序（含老谱旧序誊写和本次修谱新序撰写，主要包含姓氏源流、迁徙情况、宗支分布等情况）、续谱记、历代修谱诗誊写及新修赋诗、凡例添志、族规家法修订、寿考、仕宦绅衿、往次修撰首士、字派赋诗、宗祠记、公产志、阳宅志、住宅形势图、坟墓志、阴兆图、阳宅形势赋诗、历代修谱落成诗（含本族、亲友及名人赋诗）、赞助名录、新谱发放名录、世系详吊图等。
族谱中的总序、记、诗及赠序，无一不是文辞华丽之作，集评介性、可读性、欣赏性于一体。族谱中的总序，反应的是该宗族的历史渊源与迁徙史；族谱中的记，记载了修谱过程中收集资料及撰写的全过程；族谱中的诗和赠序，大多反应了作者对本族及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此外，族谱中的家规，是国家法律法规的补充，对后人继承先辈的优良传统，维护家族的团结和睦与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笔者认为，谱牒文化是一种值得弘扬的民族文化。
2、谱牒文化个案研究
现以天柱白市北岭《乐姓族谱》的个案来说明天柱清水江谱牒文化积淀厚重。
北岭位于汶溪千户所的北方，且因森林密茂，故称北林，后因口误将其演绎成了现在的北岭。《北林乐氏族谱》“乐氏历代族谱源流序”载：“乐姓出自于帝喾，传至宋微子之后，以王父为姓。后因乔兵作乱，逃奔南阳郡。”“乐氏历代源流世系图”又载“宋戴公子衎字乐父受姓之祖居桐门”。从这两处不足50字的简短文字里就可以得出了乐姓的来历及受姓之地。据查，帝喾（公元前2480～前2345）姓姬，名俊，号高辛氏，河南商丘人，黄帝的后裔，为“五帝”即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中的第三位帝王，商族的第一位先公。宋微子乃宋戴公，子姓名撝，是帝喾之子契的后代，是周朝宋国第十一任君主（前799年—前766年）。衎乃宋微子之子，字乐父，住南阳，其子孙以衎的字乐父的“乐”字为姓。《北林乐氏家谱》中“乐姓历代源流世系图”中的第一世乐大心是衎的儿子，此乃乐姓的始祖。用一个简单的顺序图表示乐姓的渊源就是：黄帝（中华民族三大始祖之一）→帝喾（黄帝后裔）→宋戴公（帝喾后裔）→衎（宋戴公之子，字乐父）→乐大心（以父王衎的字“乐父”的乐字为姓，受姓河南南阳桐门，乐姓始祖）。由于乐姓受姓于南阳，所以“乐氏宗祠”大门上方的郡号为“南阳郡”，家里堂屋大门上方有“南阳世第”四个字。《北林乐氏家谱》中仅用不到50字的叙述，就将乐姓的渊源、受姓地方、郡号等交代得一清二楚，这是现代文字无法比拟的。充分反映了天柱清水江谱牒文字的精与美。
《北林乐氏家谱》“乐氏历代族谱源流序”又载：乐姓第四世即乐大心的曾孙“羊公（乐羊）仕魏国太祖封魏文侯。生一子凯公。凯生一子毅公（乐毅），有武略而投齐，齐不识美才，后奔魏；而魏不合，又奔于燕。燕筑金台拜相，封为都督大将军，起兵伐齐，下七十余城，昭王见其有大功，赠亚卿，封昌国君。”乐羊，战国时魏国魏文侯时期的大将；乐毅，战国时期燕国的都督大将军，公元前284年，他统帅燕国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70余城，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北林乐氏家谱》仅用80字就将中国古代历史上两位重要的军事家及主要战绩介绍清楚，显示了天柱谱牒文化的博大精深。
由于乐姓属于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不少名人都为《乐氏族谱》的落成写诗作序，这些名人的诗与序，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再次佐证了天柱清水江谱牒文化积淀的厚重。现将其中一些辑录如下，供赏析。
南轩学派创始人张拭为《乐氏族谱》首修落成赞乐羊、乐毅、乐广所作三首诗：
“封魏文侯乐羊公御赞：
山川毓秀，挺生斯人；功加社稷，泽及人民；朝阳鸣凤，盛世祥麟；九重可作，名垂缙（ji）绅。”
“初封昌国君加赠望诸君乐毅公御赞：
勇冠三军，国士无双；明登青史，四海声扬。”
“初授河南府尹封尚终尚书乐广（乐广系乐氏获姓后第十一世，辅晋武帝为河南尹终尚书。）公赞:
中州文献，遗绪可征；稽古力学，进退持衡；五曹铨总，四司协寅；皋伊媲德，周昭堪伦。”
明朝洪武戊辰赐进士身授吏部科给事魏洪敏为《乐氏族谱》首修落成赞洪武戊辰太子太保、首修乐氏族谱总撰稿人乐潜诗：
学问渊源，圣贤并肩；兰桂盛茂，气概高轩。
明洪武癸丑进士钦命山东道察院江南大主考、湖南学政建巡察院年家眷友生、散馆授检讨何学林为《乐氏族谱》首修落成赞赠序：
国之有史，史以纪事实，事实详，则一代贤奸治乱见焉。谱以序昭穆，昭穆明，则一族之亲疏长幼别焉，可弗讲哉。
明洪武乙丑进士殿试中试翰林院编修翟锦观
（ 翟锦观：字絅之，号筠庄。贵阳人，嘉庆十年(1805年)乙丑科进士，二甲六十一名。时任贵山院长。散馆授编修，官至云南按察使。）为《乐氏族谱》首修落成赞赠序：
“尝思大知不遗扬善，君子惟好成美，治理所以日隆如上，风俗所以日淳如下也。”
嘉庆十四年己巳岁知天柱县事陈熙（浙江余姚人）为乐姓迁天柱后《乐氏族谱》二修落成赠序：
“余承乏柱邑，下车之始，询及风土人情，左右俱啧啧称赞乐姓系望族也。”
嘉庆十七年壬辰岁知天柱县事任揆采为乐姓迁天柱后《乐氏族谱》二修落成赠序：
“诚以人本乎祖，惟敬祖能合族，合族逾登本，所以称欧、苏二公得谱体制，法良意美有以夫。”
嘉庆十六年进士，甲寅科翰林院宋延芳（
宋延芳：字小松，号炯之。瓮安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辛未科进士，二甲六十一名。官内阁中书。）为乐姓迁天柱后《乐氏族谱》二修落成赠序：
“贵山聚首已多年，暇读桐门谱一篇；壮哉金台燕赵显，贤矣纶阁梓乔绵；许多先绪枚难举，无限声名好细编；敢藉新诗扬盛族，簪缨百世焕家传。”
天柱清水江的谱牒文化不仅博大精深，而且各姓的族规族训具有继承优良传统、维护家族团结和睦及法律法规补充的功能。现将天柱白市北岭乐氏宗族“族规家法”辑录如下，供研讨。“北林乐氏族规家法：国有法，家有规。国无法则治国无道；家无规则人伦无序。我先祖世杰大成公为本族厘定家规家法条例，条款分明，至为完善。但因时代变迁，国情有异。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符合国家法律，特修定族规家法十四条如后：
（1）严禁子媳忤逆父母、祖父母；父母不抚养或遗弃和虐待未成年之子女。
（2）严禁顺妻忤逆父母、祖父母。
（3）严禁子弟悖理灭伦，暗中通奸；妇女不守闺门，养奸偷汉。
（4）严禁酗酒闹事，犯上欺下，行凶打人。
（5）严禁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破坏团结。
（6）严禁我族之女私奔他家为媳；男人骗取他人之女，非法同居。
（7）严禁拐卖本族及他人妇女、儿童。
（8）严禁在老团冲凤形先祖已封禁之祖墓一处，再行盗葬或复葬。
（9）严禁赌博、盗窃、诈骗、吸毒、贩毒、种毒。
（10）严禁破坏公益事业，盗窃公共财产。如道路、桥梁、古树、凉亭及宗祠等。
（11）清明节凡集众扫墓，必须每户一人参加（老弱病残者除外）。各户之私墓，每年必须清扫。
（12）本族各寨各户，必须搞好和保持坏境及水井清洁卫生。
（13）本族各寨各户，必须搞好防火、防盗、防毒、防爆，维护村寨安全。
（14）本族各寨各户适龄儿童的父母及监护人，必须送起适龄儿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协助学校保护校产，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以上各条，期本族裔孙共同遵守执行。无故违反者，族众公议处理。根据情节轻重，态度好坏，给予批评教育、当众检讨认错、罚款。构成犯罪的，报送司法机关查处。”
综上不难看出，天柱清水江宗祠文化与谱牒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是在民间传承了上千年并被普遍认同的一种民族文化，加强对它的研究，并因势利导地使其为建设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是值得我们今后去认真思考和探究的问题。
六、天柱清水江的奇石文化
黔东南的母亲河清水江，把绚丽多彩的文化赋予了天柱这片土地，演绎出无数美丽动人的故事传说，其中“贵州青”就是她亿万年精心“呵护”的产物，为天柱悠久灿烂、神奇多彩的文化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涵，打出了另一张靓丽的名片。
1、清水江孕育了绝色奇石“贵州青”
发源于黔南都匀与贵定两地交界处的“斗蓬山”及麻江县之水头的清水江，流经黔南、黔东南的十余个县、市，她以气吞山河之势，从崇山峻岭中一路奔来，汹涌澎湃，势不可挡，最后到达天柱，注入湖南沅江。
清水江下游汇集了上游泸洞河、巴拉河、南哨河、亮江、八卦河等50余条大小支流河水，滚滚江流把上游峡谷沿途各支流的各种岩石裹入江中，经过亿万年河水的搬运、淘洗、磨砺和化学溶液浸染，孕育了造型生动、千奇百怪和五彩纷呈的清水江奇石，形成鬼斧神工的天然美。
清水江奇石的石质以硅质岩为主，硬度多在六至七摩氏度，种类繁多。从“体量”上看，主要有巨型园林石、厅室陈列石、桌几观赏石、健身把玩石等四大类，体量大小不等，其大者可重达若干吨，小的仅有数十克；从“形态”上看，主要有具象石、抽象石、意象石等三大类；从“质、色、纹”上看，主要有陶瓷石、黄石、绿石、纹理石、图像石、晶体石、蜂窝石、石骨石、草花石、文字石等十大类，每一大类又可细分为若干种。
“贵州青”是清水江下游天柱境内从坌处到瓮洞两个乡镇之间的江段内所产的特殊石种，是清水江奇石的典型代表。其原岩为元古代的浅变质粉砂岩、粉砂质板岩。质地普遍坚硬，硬度在5—7摩氏度。少数色调单一，了无杂色，具有翡翠的青绿色，质地细腻，玉化程度高，光泽温润照人，但明快中又不乏深沉和凝重，造形多变化和怪异，水洗度和磨圆度极佳，体量一般以小中型为主。有的贵州青在青绿色中出现深色或浅色的纹理。多数贵州青其肌理夹杂有白色后英脉纹，纹理多呈流线纹，有的突出后表，凹凸有致，皱襞丰富，也有的纹理组合成多种图案、数字或中外文字。有的呈高山流水或万壑争流，充满动感；有的似变幻莫测的太空星云，神秘鬼异；有的如广袤无垠的原始森林，静谧安祥；有的像千奇百怪的飞禽走兽，栩栩如生，画意浓浓。形象逼真，色彩鲜艳的万千图景构成了清水江奇石的美丽画卷，仿佛宇宙百事、天地万物皆蕴涵、凝聚于“形、质、色、纹、怪、奇、美、韵”的有机统一体中，无不令人拍案叫绝，惊叹不已，真乃大自然鬼斧神工之杰作。天柱奇石“贵州青”，以其魔幻般的造型和意向，在全国奇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来居上、名冠石界的“贵州青”因其天设地造，又产于清水江天柱河段，加之其稀珍，被喻为“天石”。
2、打造天柱清水江奇石文化
清水江奇石石质坚硬、纹路清晰、水洗度好、光泽度强、玉化程度高、造型奇特，具有较高的观赏和收藏价值。为保护和弘扬清水江奇石文化，打造“天柱清水江奇石”这一品牌，2010年１０月１０日，天柱县举办了“首届贵州·天柱奇石文化节”，进一步推动奇石文化产业的发展。
此次奇石文化节共设置展位500个，参展清水江奇石5360件。邀请了广西观赏石协会副会长，一级观赏石鉴评师朱立新等10名奇石鉴赏家，经过两天的认真评选，从490方精品石中，分别评出了《黄河之水天上来》等5个金奖、《赤练飞龙》等10个银奖、《远古神像》等20个铜奖以及鼓励奖180名。
这次评出的获奖作品，皆巧夺天工，韵味不凡，石质莹润，品相俱佳，成为品石专家及收藏家争相收藏鉴赏的精品。该次精品展是天柱、黔东南乃至贵州奇石、观赏石行业的一次“精英荟萃”，也是众多赏石奇品、珍品的竞相亮相的“竞姿大会”，以其高品位，高规格而吸引北京、江苏、广东、广西、上海、香港、台湾、马来西亚等国内外的300多位赏石专家、收藏者及爱好者前来鉴赏、品味，成为名副其实的“群英会”。
作为黔石珍品之一，天柱“贵州青”以其翡翠般的青绿色，坚硬细腻的质地，青翠温润的色泽，古怪奇异的形状赢得了广泛盛誉，让人痴醉其中！块块奇石都呈现出各种清晰灵动的图案，有的像山水、有的像原始森林、有的如飞禽走兽、有的似顽童老翁……形象逼真，千奇百怪，大自然的魅力都浓缩融入在这一方青石中，真是一块石头一个故事、一个景，一块石头一支歌、一首诗，让人陶醉而流连忘返。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石、这真、这实，这美，无不打动人，让人心生喜爱。
在这次奇石文化节上，天柱清水江奇石受到行家的高度评价。
中国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文化部艺术中心民间文物鉴定师、贵州省收藏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收藏家协会古玩杂件鉴定委员会主任兼秘书长何小龙说：“天柱县的观赏石贵州青和别的奇石不一样，大致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因贵州青出于千年的清水江，水洗度好，光泽度强，玉化程度高，硬度大，纹理美，色彩丰富艳丽；二是贵州青有许多象形石，有的像栩栩如生的雄鹰展翅，有的像百花盛开，有的像雏鸟或玉兔，有的像鱼虫和竹叶等等；三是贵州青中的图文石，可以令你欣赏到荒漠和草原，可以看到气势磅礴的高山流水，看到旭日东升和鱼跃海面，你还可以看见经几千年河水冲刷的纹理，它纪录着那万年地壳不停的运动史；四是还有许多天然成趣的文字石，你可感到鬼斧神工这个词对于奇石的震惊，还有抽象石，奇异的造型、斑斓的色彩、多变的线条叫人联想，使人品味无穷给人美感，给人身心享受，不管是小小的河卵石，还是重若千斤的奇石，都含有无限深奥的意境和玄机，充分体现出欣赏奇石的“形、质、色、纹、奇、美、韵、魂”中的无限遐思，不能不感叹大自然的造化伟力。”“奇石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地壳运动形成的文化，古代人们赏识的要求是“瘦、漏、透、皱”作为评石标准，但在满足人们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和多元化多载体的文化娱乐收藏中，贵州青的价值体现在质地坚硬，色彩多变，纹理清晰，声音清脆，体量奇色，如果按《云林石谱》鉴赏，贵州青岩石色泽属“青色”，对石头硬度属“不容斧凿”，按石质应属“坚润”，可以说贵州青属于奇石，其经济价值是不容质疑的。”
贵州省观赏石研究会会长、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王中刚说：“贵州青是贵州特有的一种观赏石类，从天柱的地理位置、地质构造方面来看，是它能出产贵州青的重要原因。天柱不属于典型的卡斯特地貌，有产生这个石头的地理条件基础，所以别的地方就出不了贵州青这类石头。还有能够产出那么多形状各异的水洗度好的贵州青，和清水江水流的冲刷、切割是分不开的。”“对于此次天柱奇石文化节，我觉得可以用这么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仿若观赏石界中杀出了一匹黑马。这次来到天柱，让我领略了天柱贵州青的独特魅力，完全可以成为观赏石中的优秀石种之一！”
国际爱石协会总会长、台湾雅石协会会长林同滨说：“天柱是‘贵州青’的原产地，也是世界上产绿石最漂亮的地方。贵州青在观赏石中极具收藏价值，它具有翡翠的青绿色，质地坚硬细腻，色泽青翠温润，形多古怪，形成天然的景观。”“天柱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碧绿的山，清清的水，热情勤劳的人；宽阔的大自然，天柱这里拥有最丰美的资源，更是孕育雅石的温床。一方水土孕育一方人，贵州的山、贵州的土、贵州的水、贵州的风俗人情孕育了贵州青特有的形、质、色。”
贵州省观赏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安红说：“贵州青就像没有擦脂打粉的美少女，耐品是它的最大特点。它的造型变化丰富，质地细腻、光润，颜色在观赏石中并不多见，以绿色见长，它不仅清淡素雅、纯净，而且还有不同颜色、变化丰富的纹理点缀其间，大大增加它的韵味和可赏性。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自然性和文化艺术性上，自然性指的是它必须是天然的没有经过人工打磨过的（这里撇开雕刻类观赏石）；文化艺术性，是它通过自然雕琢，具备收藏条件，后期经过收藏者的解读，使之在自然美的基础上，赋予了人文文化。”
中国国土资源部、中国观赏石协会颁发中国观赏石一级鉴评师、北京观赏石协会名誉会长、中国观赏石协会科学顾问、中国收藏家协会副秘书长沈宽认为：这次天柱奇石文化节上展出的贵州青，其特殊在于，它产生于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苗族和侗族地区，这与四大印石之一的巴林石相似。巴林石是四大印石之中唯一产生在北方，又在少数民族蒙古族的巴林右旗，形、色、质、纹俱为上乘，因此贵州青的价值是四要素（或者再加上“韵”，为五要素）综合美的体现，并且从“行话”说是水洗度极佳。贵州有好几个优秀石种，贵州青是其中之一，绝不逊色于其他优秀石种。“天柱奇石的纹理、颜色、质地都是一流的，有潜力跻身于世界知名10种品牌行列，完全可以向世界推广。”
中国《宝藏》总编室主任兼《国家财富宝藏》主编王开峰说：“自古‘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山是奇石的汇集，当游山玩水日渐成为时尚时，除了健身，人与自然的和谐、相知、相融，都是一种对心灵的净化。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看山如此，赏石亦然。每一块观赏石都是大自然的杰作，贵州青同样如此。”
3、打造奇石文化品牌，做大奇石文化产业
“山无石不奇，水无石不清，园无石不秀，室无石不雅。赏石清心，赏石怡人，赏石益智，赏石陶情，赏石长寿。”奇石本身所蕴含的，小的来说，是陶冶自身的一种心境、意境，大的来讲，它是一个地方文化的一个符号，一张名片，一个品牌！
其实，天柱奇石文化的兴起起步较晚。上世纪80年代，很多外地石商青睐“贵州青”质色甚佳，便进入天柱以低价购买石头，雇请当地货车运往外地销售。湖南、广西等省市常有人专程前来采集，南京、上海、云南、四川、香港、台湾人慕名收藏，韩国、日本等石友也特意前来观赏和考察，东南亚一带的藏石家都热衷于收藏。
天柱为外地石商拉运石头的一些驾驶员从中受到启发，从此便开始在清水江沿线收购奇石，成为当地第一批“吃螃蟹”的人。该县凤城镇40多岁的蒋泽刚，已经营奇石20余年，他开始是打制沙发、开车拉货，后来转行收藏奇石，进而加工石头，把当地石头收集进来或打磨成艺术品，卖到外地。他先后辗转上海、南京、北京、石家庄、天津等地，开店营销清水江奇石。
10年前，该县瓮洞镇巨潭村刘茂怀、刘茂培两兄弟出于爱好，农闲时采集和收藏了一些本地的清水江奇石，摆放在家门前，一些过往游客主动上门参观、购买，这激发了他俩采石、藏石的兴趣。几年前，他俩添置了船舶，每天开着船沿清水江寻找奇石，后来又购置了潜水服，常常潜入江底采集奇石，经营奇石成了他们的主导产业，每年给他们带来不错的收入。在“首届贵州天柱奇石文化节”上，刘茂怀兴高采烈地告诉记者：“经营石头以前，只靠种地糊口，一年到头没啥收入，万万想不到清水江奇石给我们‘鼓足’了口袋，带来了财运。”他俩带动了当地很多干部群众从事清水江奇石经营，每年增加收入上万元。
近几年来，天柱县赋予奇石以丰富的文化内涵，让这些亿万年形成的石头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全县群众性的赏石、购石、藏石、品石蔚然成风，形成了浓厚的赏石文化氛围，石头文化成为天柱多彩文化中绽放的一朵奇葩。
天柱县委、县政府积极引导，先后成立了奇石协会和“清水江奇石馆”，政府通过广泛宣传、举办奇石展、发展会员，组织奇石收藏者外出参展等形式，充分挖掘本地清水江奇石资源的特色，并逐步将其定位为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文化产业，天柱“清水江奇石”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高。
眼下，随着“三板溪电站”、“白市电站”、“托口电站”建成蓄水，清水江将成为巨大的湖泊，“清水江奇石”将不复存在。现存的“清水江奇石”不管等级的高低、价值的大小、品位的优劣都将统统成为永远的绝版，其价值与日俱增。因此，天柱人已逐渐把“清水江奇石”当成珍贵的艺术观赏品收藏。沿江的许多干部群众已收集了数十、数百上千块奇石。据不完全统计，已藏有科学考察价值、艺术欣赏价值、收藏纪念价值、经济交流价值的奇石多达十万块，其中精品石上万块。由此“天柱县奇石协会”和“清水江奇石馆”相继成立，奇石爱好者日益增多，现全县已有各种奇石“馆、店、园”十余家。
现在的天柱，普通老百姓都有很高的收藏热情，玩石赏石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奇石是物华天宝，是艺术品，它走进当地人们的生活是必然的，在人们吃得饱穿得暖的同时就要去寻找趣味性生活。
对打造天柱清水江奇石文化品牌，做大奇石文化产业，赏石界专家争相把脉问诊，提出了许多难能可贵的意见建议，对天柱奇石文化品牌的打造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贵州省观赏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安红说：“我认为天柱利用地方特色作为城市名片是可行的。如果把它作为文化产业，有许多方面是需要考虑的：要清晰地认识到观赏石资源是稀缺资源，它只会越来越少，千万不要只成为供应商，我们必须对资源进行有效保护，而且要提高民间的赏石水平，这样对外交流才有资本，利用‘贵州青’作为龙头，吸引其它地区的观赏石资源进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要明白石头的直接交易额并不大，如果仅仅看石头本身的价值，就显得目光短浅了一些，而是要看到石头背后带给我们的文化生活和文化价值，那才是不可估量的财富。首先要在保护资源和提高民间赏石水平上多下功夫，不要惧怕我们的资源问题，就如灵壁石、太湖石开采了几百年，他们的资源早就枯竭了，然而他们还是成功的利用它作为发展地方经济的推手，因为他们有很深厚的赏石文化基础。后起的广西柳州，也是成功利用石头作为发展城市经济的突破口，要知道他们的当初发展离不开贵州青、盘江石、贵州黑、贵州红、乌江石等贵州资源的供给，最后成为世界的观赏石集散地。其次是要建立市场和博物馆，这是健康交流的基础。地方经济的发展有明有暗，如果交流的平台建设得不好，也就说明我们没有利用好自身的特色资源，贵州青也只能是石头而已，历史还得重演，我们就只能作为别人的嫁衣了。譬如我们拥有一个奇石花鸟市场，或者一个‘贵州青’博物馆，它不仅给民间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而且还大大丰富了地方的文化建设！”
何小龙说：“我认为天柱在打造“奇石文化”这一城市名片、文化产业上，有四个方面工作还需努力和挖掘。一是提高收藏家和奇石爱好者的文化素质，如何欣赏和审判奇石，必须具有多方面多元化的文化信息，奇石之美各见各爱，各人审美观点不同，就有不同的欣赏效果，但赏识的基本理念必须以“形、质、色、纹”为主，所以应提高藏家和爱好者的奇石文化；二是天柱县盛产‘贵州青’，建议筹建一个民办奇石博物馆，把最好的贵州青展示出来，即可拉动天柱旅游，又可展示天柱清水江奇石文化；三是天柱县可向广西、柳州或新疆等地学习，创办奇石交易市场，以此推动天柱各方面经济发展和园林绿化等建设发展；四是天柱县可创办一份杂志或奇石报，张扬‘贵州青’这块名片或举办奇石交流会和论坛会，以石会友，共同发展，搞活‘贵州青’，振兴天柱经济。总之，对于大自然中的奇石，它的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人文文化随着时代的进步可以发展，而自然文化却是地球凝聚永恒不变的天工造物。”
北京观赏石协会名誉会长沈宽说：“一定要进入拍卖市场，不进入拍卖市场它永远进不了主流文化，这个贵州青就是说清水江流域的石头，应该是当之无愧的，是完全可以进入的。”
国际爱石协会总会长、台湾雅石协会会长林同滨说：“顽石是发现的美，要想大家对你发现的美认可，首先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学识，自身的素质，在寻找石头的同时也学习了自然的和谐，自然的谦卑；自然而然会提高当地人文素质。地方的人文素质和地方的经济社会地位的提高一般是成正比的。资源分可再生和不可再生，每一块石头都是经过上千万年的磨练，数亿年岁月的洗礼而成，我们不仅仅是要发现它，我们要真正的去了解它、爱它、读懂它、赋予它真正的价值，保护它，再把它传承下去……我们深信并且期盼此次的贵州天柱奇石文化节能号召更多喜爱雅石的人士，藉以提升人们的心灵之美，为雅石再造美好璀璨的远景！”
天柱着力打造奇石文化品牌，大力发展奇石文化产业的实践，虽然任务艰巨，但相信借着奇石文化节的强劲东风，天柱奇石文化产业在文化产业发展的广阔海洋中，将扬帆迈向更加辉煌的彼岸！
七、天柱清水江的兵器文化
20年前，天柱县白市中学教师杨作义无意从淘金者手中收到一枚战国时期的青铜钺，让世人“触摸”到一个沉睡2000多年的文明记忆。20年后的今天，天柱县境内清水江流域遗址考古发掘掀起一轮又一轮热潮，这标示着以天柱为代表的清水江的灿烂文明开始揭开神秘的面纱。
2010年10月13日，贵州省收藏家协会在天柱举行新闻通报会，通报在该县发现大量战、汉时期的青铜兵器100余件，大都保存完好，实属罕见，其中“天柱剑”为全球几何纹饰对比最为鲜明的青铜剑。清水江遗址的发掘再现了清水江文明及古夜郎文明的辉煌灿烂，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
1、数千年文明记忆重现世间
2010年10月10日至13日，天柱县隆重举办“首届贵州——天柱奇石文化节”，展出清水江奇石的同时，还展出上千件特色工艺品和民间收藏品。
贵州省收藏家协会组织部分会员并邀请一些古兵器研究专家，到天柱县对展出的民间收藏品进行观赏评鉴，发现了大量战、汉时期的青铜兵器及青铜器，它们均出自于天柱境内的清水江河床。经有关专家鉴定，出土的这些青铜兵器大都产于战国至汉代时期，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天柱县大量青铜器的发掘与收集，主要得益于杨作义老师。他从1958年10月到1974年年底当了17年兵，在外见过世面，转业后回到家乡，教授历史课，他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对当地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
在教学中，杨作义经常阅读报刊和文物杂志，但古代兵器知识及文章很少看到。文物考古地图对古兵器也少有记载。当时认为自己是教历史的，可以在文物考古方面作些尝试和努力，提高自己对历史知识和当地历史的了解。
后来，杨作义自己掏钱订报刊，自发学习，边看边分析清水江流域有无可能发现古兵器。在繁忙的教学之余仍挤出时间投入考古，把县境内的清水江作为自己考古的区域。他利用假期先后到长沙、广州、上海、北京、贵阳等地博物馆参观学习考察，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研究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
改革之初，国家文物政策还不开放，杨作义只能悄悄地收藏文物。那时文物被当地老百姓看作是破铜烂铁，很多人都认为杨作义老师是在收捡破烂，难以理解。
上世纪80年代，淘金工具还很落后，没有吸砂泵，只有靠人工佩戴氧气潜水把水底的砂子提到岸上，放到金床上冲洗，分离出黄金。一但出现青铜器和废铜废铁，杨作义总是大方地把它收购过来，按照废旧铜铁的市场价收购。
1989年下半年，杨作义从清水江淘金老板的手中收购到了一枚青铜钺。他对照文物刊物，了解这种钺是权力的象征，是战国时期的一种兵器，历史悠久，这更加坚定了收藏文物“捡破烂”的信心。过了1年，杨作义又在本县白市镇坪内村的簸箕塘，从淘金的当地老百姓手中收购了一把小型铁铛，该铛是清水江沿岸苗族特有的兵器，产于宋、元时期，距今有800年左右。
从1990年以后，出现了吸砂泵，不再靠人到河底提砂，从清水江河床出土的文物逐渐多了起来。1993年退休后，杨作义有了充裕的时间，作为苗族同胞，他常常在苗乡白市镇兴隆滩、野猪岩滩、雷公踏车和瓮洞镇六尺滩这4个滩之间从事考古。
1993年9月的一天，白市镇野猪岩淘金老板在吸砂作业中采到一把青铜剑，顺手卖给了一位湖南怀化的年轻人。买卖完后，很多人还饶有兴趣地围绕着这把剑品评欣赏，不愿散去。这时，杨作义刚好赶到，他挤到人群中间，对该剑仔细端详，内心激动不已，一个心思就想：哪怕砸锅卖铁，也要把它收购下来，不能让它流失。
当时湖南怀化人是以100元的价格收购的，一转手他就要卖2000元。通过反复谈价仪价，杨作义最后以1800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把剑，这就是被贵州省收藏家协会后来定名的“天柱剑”，买剑的钱相当于杨作义当时一年的退休工资。
到现在，杨作义收藏的118件青铜器都是在天柱境内的清水江收购的，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古兵器，创下了全省私人收藏古青铜兵器最多的记录。
2、青铜器铭刻多种文化交融的历史
天柱县已经收藏的145件青铜器，种类繁多，包括剑、镜、铃、权、斧、犁、钩、锛、钻、锍、手镯、印章等20多种，其中青铜兵器含剑、戈、钻、戟、矛、钺、刀、矢镞、鏚、刺等10余种，具有很强的地域文化特征，从器物风格判断，除古夜郎文化外，还含有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南粤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元素，多种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呈现出斑斓多姿的古代青铜文化。
在大量的收藏品中，代表清水江文化和古夜郎文化的青铜兵器共有13件，都是杨作义收藏的。2009年1月，在天柱远口镇中团村，杨作义从在清水江边淘金者的手中，以50元的价格收购了两件带着小环的单耳刺，两件的长短、大小相差无几，其中1件刺身长11厘米，宽2厘米，填补了之前没有刺的空白。
杨作义收藏的4件钺和6件鏚也是天柱清水江沿岸先民铸造及使用过的青铜兵器。其中1件钺长10.08厘米，宽6.8厘米，这些钺的形制为烟袋形，与古滇带肩膀的钺、巴蜀带肩膀带斧文的钺明显不同。
我国著名青铜兵器专家、云南省收藏家协会青铜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朱丹告诉记者：“在天柱县发现的烟袋形的钺，它和南粤、巴蜀一带的钺形制不同，具有夜郎故地的典型特征。鞋形鏚以及刺，也是夜郎文明特有的兵器。”
在杨作义的收藏品中，一件有铭青铜矛很为特别，它是杨作义1996年10月在白市镇野猪岩滩收购的，残长13.5厘米，刃宽3.2厘米，矛刃为叶形，铜质精良，园銎骹有一段已残失，特别之处是矛刃本部两面各隐现着2个春秋战国时代的金文，一眼未能辨识，产于西周、战国时期，为中原荆楚文化传入西南地区的重要文物。
受杨作义影响，天柱县一些文物爱好者也加入到考古收藏文物的行列，其中收藏的一件青铜镜，直径11.3厘米，制作精整，纹饰精美，具有双字吉语纹，品像基本完整，产于东汉时期，是中原文化传入南方的著名日光镜。
清水江属长江流域的沅江水系，是贵州省境内的第二大河流，流经地区主要是苗族，因此史称清水江为“苗河”。如此多的古青铜器在天柱清水江出土，反映了2000年以前清水江下游资源丰富，水运繁忙。史书记载：“……清江，源出都匀东北诸山，绕城西南河流，俗名长河，又曰剑河，亦名马尾河。在清平县境曰凯里河，入清江厅界开始名清江。旧时陷苗境道塞，雍正七年，鄂文端与巡抚张广泗请开浚，自都匀府起至楚之黔阳县止，凡一千二十余里，于是复有舟楫之利。今贾人鬻清平铅下武陵、抵汉阳者，由此道也。”黔地在庄桥溯沅水西征的战国时代，就已经有舟楫穿梭于江河。
正源于此，战国时期，楚遣将军庄桥西征，庄桥率其士卒溯沅水而来，为楚国开发金沙江流域的黄金，对沅水上游清水江流域的黄金也不放过，用作货币流通和装饰品。在开发、掠取黄金的过程中，自然要与当地各个族群、各个部落发生争斗，抢占渡口，很多文物遗址都深深留下了战争遗迹。庄桥后来靠军事实力在云贵高原建立起了自己的霸业。所以不难看出，位于沅水与清水江交汇处的天柱县，同样发掘出了具有明显古滇文化特征的1件铜权、有明显巴蜀文化特征的4件铜矛及1件短剑、有明显南粤文化特征的1件铜钺等文物。先秦时期的秦戈、楚国时期的斧头、战国时期的铜犁、铜铲、铜钩、铜铃及手镯，都在天柱境内的清水江河床被发掘出来，走进了展览馆，重新见到了光明。
这些大量青铜兵器的出土，表明贵州天柱县境内的清水江流域在战国、汉代时期就是商贾云集和兵家必争之地。中国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文化部艺术中心民间文物鉴定师，贵州省收藏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收藏家协会古玩杂件鉴定委员会主任兼秘书长何小龙认为：两千年前，天柱没有窑口，没有作坊，那么这些青铜器的出现确实是个值得我们去研究的谜。当时的天柱是否有实力造出这样精美的青铜器，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总结出来的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因为战争，氏族之间战争，从而遗留下了当时的兵器；第二，也许部落之间的争夺占领土地，某一方驻扎的部队遗留下来的兵器；第三，那时没有现在的火车、飞机，天柱这一块更多的是靠水路运输，那么有可能在运输过程中，也许船只触礁之后，船上的东西沉落到河底，从而遗留下来。使得古夜郎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南粤文化和中原文化在这里激烈碰撞，慢慢的逐步走上融合，形成了天柱县特有的多元文化、包容文化，现在土生土长的天柱人，会讲多种话语，苗话、侗话、汉话、酸汤话、四川秀山话等长时期交融并存。这也为研究战国、秦汉时期清水江流域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历史、文化军事、社会生活、宗教习俗等提供了新的宝贵的实物资料。
3、青铜器为夜郎文明增光添彩
夜郎国的历史，大致起于战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前后约三百年，之后古夜郎国神秘消失。古老的夜郎文明在史籍记载中留下了一团迷雾。
近几年来，我省与湖南、云南、四川等地都在争抢“夜郎”，互联网上还看到湖南新晃县将斥资50亿元重建“夜郎古国”的传闻，抢注“夜郎”品牌之风愈演愈烈。
夜郎文化，作为贵州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符号，是自战国秦汉以来，华夏“南夷”文化板块中与滇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和粤文化并驾齐驱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它因司马迁《史记》中载有“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而彪炳史册，是贵州诸多文化现象中，最具神秘性、惟一性、排他性的一种极为宝贵的历史人文和旅游文化资源，是贵州得天独厚的一块无比瑰丽的优质文化基石。
天柱县民间收藏的一件青铜匜，高6.8厘米，外径19厘米，未见锈迹，在青铜器中是稀有品种，民间称它为“酒海”。从其纹饰看，内壁有弦纹和少许回纹隐起，形制古朴厚重，为古代温酒器，是魏晋至隋唐时期的遗物。这个“匜”是分别铸造然后焊接的，体现了当年焊接技术的古朴与原始。它出现在天柱县境内，为古代贵州酒文化及夜郎文化提供了重要物证。
天柱县民间收藏的另一件出自汉代的青铜钻，长12.7厘米，为黑漆包浆，钻头有三个刃，系非常对称的三角形刃，上边的銎孔非常规整，銎孔口旁有对称的两圆孔，便于穿过铁棍或铜棍作手柄，拿着扭、钻，它主要用于钻木头，为打造船舶在木头上钻孔，使两根或多根木头用长长的铁棒或铜棒拴住，紧紧地合拢固定在一起。我国著名青铜兵器专家、云南省收藏家协会青铜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朱丹告诉记者，这种三刃钻头的青铜工具，极为稀有，是华夏范围内唯一一件保存完整、品像优良的青铜钻。它是典型的清水江文化和夜郎文化的产物。至今世界上堪探石油、矿产等，一直沿用这一原理制造出各式各样的钻头。
杨作义花一年工资收藏的“天柱剑”，剑柄长13.4厘米，剑身长26厘米，全体通长33.6厘米，在剑柄正面的剑格上，其剑格中间有水纹，水纹中间隐含有鱼纹，水纹的两边是像羊角一样的卷纹、卷云纹，这表示的是江河两岸的牛羊；剑柄的上方，是缕空的房子的造型，似一幅农耕文化家园的图案；剑格顶部接近剑手部分是典型的卷云纹，表示江河两岸牛羊成群，在高高的坡上是房子“掉脚楼”，再上去似云彩，勾画出非常美丽、非常壮观的一幅鱼猎农耕文化的家园图。剑柄反面是非常刚猛、非常刚烈的米字格纹。
在贵州省收藏家协会举行的“天柱县发现大量战、汉时期青铜兵器”的新闻通报会上，中国收藏家协会常务理事、国家文化部艺术中心民间文物鉴定师、贵州省收藏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何小龙、贵州省收藏家协会副会长沈东江等专家认为，人们所见到过的剑，剑柄正反两面的纹饰通常是一样的，除非人形纹，两边有可能是两个人。但是作为几何纹饰来说，像“天柱剑”这样，剑柄正反两面具有鲜明纹饰对比的剑没有第二把，是唯一的。剑柄正反两面一柔一刚，充分的表现了打制这把剑的设计者，有明显的信息在告诉世人，他美丽的家园需要视死如归的勇士来保卫。像“天柱剑”这种形制的剑，总共才发现四柄，在此前发现的3柄中，1柄收藏在贵州博物馆，另外2柄收藏于湖南民间。
朱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去过20多个国家考察和讲学，这是我看到最精美的一柄青铜剑了。闻名世界的法国色努斯奇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青铜兵器还不到100件，而天柱这么一个面积仅2201平方公里的县竟发现100多件，真的了不起！尤其是当中的‘天柱剑’这把古剑，我认为是目前全球最精美的古剑之一，也是迄今能代表夜郎故地文明典型特征的青铜器之一。”
天柱县民间在清水江流域发掘收藏的古夜郎青铜器共有15件，极大地丰富了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内涵，为复原夜郎的历史增添了新的资料。
朱丹最后满怀自信地告诉记者：“‘天柱剑’代表了夜郎文化的最高水平，它不仅仅是夜郎文化，而且是夜郎文化最高的一件物证，显示了战国时期夜郎人已掌握了铸造青铜兵器的高超技艺。这样的青铜剑，它不仅是天柱人民的，它也是中华民族的，也是世界人民的，中华民族的青铜史和世界青铜文明史，如果少了这些东西，将是残缺的。”
八、天柱清水江的特色村寨
1、木排漂来的侗寨——三门塘
“清江放排千重浪，金银财宝进华堂。外地木商纷纷至，胜似黔阳小洪江。”这首民谣，在四十八寨流传数百年，这就是对清水江上水码头三门塘昔日繁华景象的写照。
三门塘是清水江边一个古老而秀美的侗寨，属天柱坌处镇管辖，位于天柱县城东南40公里，清水江从寨边穿过。上可达历史上最重要的木材市场——“内三江”（茅坪、王寨、卦治），下可入沅江至洞庭达长江，是历史上天柱清水江三个木材市场“外三江”之一（另两个是坌处、清朗）。全村以古建筑、石文化、树文化、水文化、侗族风情享誉海内外，是北部侗族文化的一个缩影。
八百多年前，从湘、鄂迁入沿江迁入的尹、谢、王、吴、刘等姓，各立门户，繁衍生息。寨中东南西三面一次立有寨门，加之寨门口是清水江相对静水之地，故称三门塘，属四十八寨之一。现寨中有19姓350余户近2000人。
三门塘及其附近盛产杉木，史称“苗木”。“苗河”即清水江自西南绕三门塘向东北流去，境内流程3、5公里，水运十分便利。清嘉庆二年（1797年）《修庵碑记》称：“诸峰来潮，势若星拱，青河环下，碧浪排空，昼则舟辑上下，夜则渔火辉煌。”原来，锦屏、天柱过去有兴盛了数百年的6 个木材市场即“内三江”和“外三江”，除三门塘自身外，另外5个均居住三门塘的上游。按照当时的“江规”，外地客商不能直接进入“内三江”采购木材，须由外江村民代办。因此，三门塘成了内外江木材的集散地，被世人誉为“木排漂来的侗寨”。
三门塘不仅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而且民风淳朴。这里的村民团结和睦，亲如一家。尤其是好客礼宾那份待客的深深情谊，浓得化不开抹不掉。三门塘的几道拦门酒，把侗家待客的热情，盛满在酒盅里，让客人未饮先醉；几种用用料不同的侗家油茶，让远道而来的客人既解渴又充饥；自制腌肉、腌鱼、血豆腐，香味四溢，让早已尝遍南北肴馐、山珍海味的客人称赞不已；身作民族服装的妇女热情洋溢的劝酒歌，唱得客人如醉如痴；送别时，歌声响彻清江两岸，客人走远了，还能听见袅袅江风送来侗家人难舍贵客的歌声。④
走进三门塘这个古朴的侗寨，不仅可以领略到浓郁的民族风情，还会使你顿感时光倒流了八百年，犹如身临“舟辑上下，渔火辉煌”之境的感觉，几大亮点会令你流连忘返，思绪万千。
亮点一：石碑林
整齐竖立在寨门口大路边的石碑林，记录了三门塘人几百年来的各种善举，通过看这些碑林你会感觉到一代代三门塘人的影子从小而模糊到清晰高大。
亮点二：石板路与石围栏
那光彩照人的石板路仿佛在向你诉说那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八百年历程；那用巨石加工的石围栏告诉你三门塘的先辈们为了建设家乡所付出的劳动现代人无法比拟。
亮点三：古树
三门塘到处都有年代久远的古树，它们是乎在告诉你三门塘人早先几百年前就懂得“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一现代人刚懂得不久的道理。
亮点四：别致的宗祠
三门塘有两座宗祠，一座是王氏太原祠，一座是刘氏家祠。尤以刘氏家祠牌楼中西结合的造型令人赞叹不已，那拉丁字母的对联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
亮点五：古老的石拱桥
三门塘的两座石拱桥都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当今仍坚固牢实，用其与时下一些豆腐渣工程相比，会使你真正懂得“百年大计”与“天壤之别”这两个成语的真正含义。
亮点六：三圣宫、力学难题与清江“三绝”
三圣宫建于明代，是三门塘木商云集、生意兴隆的佐证。宫门门框是青石方柱，高4米余，历经四个多世纪仍围绕屹立在清水江旁。门框镌刻的对联“三千年天运循环圣道复将兴矣，亿万世人心保障真神其在斯乎。”书法遒劲，横联处特意留下空白以供后人续貂，给人们留下无尽的遐想。尤以宫门门口大石碑（高4、2米，宽1、5米）重达数十吨，在过去没有机械牵引的情况下，人们是通过什么方法搬到此处立起来的？也许现代力学家也难破解这道难题。石碑上的文字、上乘书法、传神雕刻称为清江“三绝”。
2、千年苗族古镇江东
在美丽的清水江下游，有一依山傍水的千年苗族古镇，像一颗璀璨的明珠，日渐成为乡村旅游的新亮点，它就是天柱县的江东乡江东村。
江东村里古街、古道互为连通，明清时期的古建筑错落有致地有机连为一体，“虽为人工，宛若天成”。沿着弯弯曲曲的卵石小路，款款进入历史厚重、古建筑遗存颇具规模的民族村寨，看着一栋栋青砖土瓦、雕梁画栋的古宅民居，听着“吱呀”作响的木质门声，使人情不自禁地回眸历史，倾听古朴悠长的琵琶、古筝交响乐。那一座座保存完好的宗祠、石拱桥石板路和葱茏苍劲的盘根古树，昭示着这个村子历史的远古。
江东古镇不大，现有300多户人家。四面山环水绕，风光旖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寨子中的进士牌坊是清水江流域甚至贵州省唯一保存基本完好的进士牌坊，它始建于清光绪戊戌年(1898年)秋天。据史料称，为纪念该村杨灿章于光绪己卯年(1879年)赴京殿试中第进士而立。杨灿章中进士时年仅18岁，在他死后19年时，后人才在其院门外修建进士牌坊。
进士牌坊坐北朝南，石门与附墙组成一个喇叭形，门上刻有一副对联：上联为“秦汉古名驱万里鹏程飞蓟北”，下联为“明清新胜地九重燕喜到江东”，左右附墙分别篆有“福”、“寿”两字。再抬头，三排二层八角攒尖门头饰以花草、鸟兽纹图案，正中书“进士”二字，左下角一行小字为“光绪己卯年”，右下角为“戊戌仲秋立”。牌坊上所书字体均为楷书，清秀刚劲。牌坊左方长约10米的墙外所绘图案下部已无迹可寻，但从上端幸存的痕迹看来，颇似李白描绘的“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空，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空”的飞天美景。牌坊原有两扇厚重的木门，如今也不知所踪，满目沧桑。
走进江东古镇，那风格别致的古建筑比比皆是。几百年留下来的古民居，自成院落，外围高墙，大小古院落屋基200余座，占地面积达0.5平方公里。门头是一个家族经济状况和道德风尚的重要标志，古院古宅篆有匾额，匾文行、草、楷、篆交相辉映，构成古镇宏大的艺术宝库。门侧均建有大小不等的土地神庙，庙内除有神像外，香炉酒具一应俱全，亦享受着人间烟火。古院中皆有一口口水塘、古井，见于房前屋后，并布有暗沟，用来排放天井雨水、生活污水。天井将民居屋面流下的雨水汇聚一处，顺沟而出，流入石砌水池，满足“四水归堂，财源攘滚而来”的聚财心理。
村里还有3座既独立又相连的院落围成的杨家大院。大院原有8扇大门、4个巷道、10栋一楼一底的木屋，由南向北、坐西朝东成“三”字排列。除前院的房屋站成一排外，其后两个院落各户围成天井四合院，形成院中有院、墙外有墙的巧妙格局。大院建于清咸丰年中期，这样的设计具有防火、防盗和战事攻防兼备等功能。正是由于建房时的周到考虑，才使得杨家大院成为江东清末战乱惟一保存下来的古院落，其建筑形式特色也是清水江畔现存数千古民居中，鲜见的典型家族集团群居院落。
据说，现保存完好的这三座杨氏大院是祖先杨洪所建，是苗家建筑文化的经典之作。史料记载，明正统丁卯年（1447年）十月，他曾官至总兵，后被敕封为昌平伯，驻守天柱渡马。大院四周高墙围就，既可防盗、防火，防御外敌进攻，院内青石板铺墁，前楼与厢房前花台花坛错落有致，木楼的窗棂以名贵香樟雕刻，刀工细腻，或花鸟虫鱼或历史典故，处处制作精美，玲珑剔透，是苗家民居建筑的瑰宝。
根据《贵州通志》记载，明朝湖广靖州(今靖县)地图上标有江东，属汶溪所管理。明万历二十五年汶溪、天柱两所合并为天柱县，江东才划归贵州。据《天柱县志》载，江东在明、清时期设过巡检司和厘金局，可见江东在清水江流域是一个千年古镇。
江东村还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杨氏宗祠，始建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由内三进二天井、戏楼、左右耳房、中堂和正厅组成。外以牌楼为面，环以左、右、后山墙，是传统合院式建筑。宗祠面向东，面阔三间宽15.05米，通进深41.8米，建筑面积450平方米，占地面积630平方米。牌楼龙凤、雄狮、花草、禽兽等泥塑、彩绘大都被破坏掉，只见宗祠大门墙上雕塑的花朵直径近1米，牌楼残缺不全的对联为“清白家声传万古，四知世第永流芳”。整个宗祠就是一件房屋建筑艺术品，令人神奇向往。
江东古镇除清代遗存的古院宅基外，还有古桥、古庙、古渡、古巷、古柳林、花街路、溶洞群、古塔遗址等。据说，吴三桂兵进云南，曾在这一河之隔的洲上举行过悲壮的辞别老弱病残士兵仪式，留下了辞兵洲的地名。通过考古还发掘、出土春秋战国至西周时期的青铜文物20余件，发掘出土新石器时期石斧2件，距今有四五千年历史，在清水江流域尚属首次，历史底蕴丰厚。
除此以外，古代江东苗族同胞还十分崇尚文化活动，板凳龙就是这里的先辈们流传下来的优秀文艺剧目。
板凳龙在江东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它属傩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明清时遇天灾人祸，举行“冲傩”活动，法师念动咒语，祈求神灵驱除邪恶而让吉样降临。作法过程中除舞动法刀法剑外，还有打击锣鼓玩板凳龙的场面。为了祈求平安吉利，玩板凳龙的常与武术队、戏队一起，有时为了“扫寨”，板凳龙舞遍整个村寨，祝各家各户人畜兴旺，风调雨顺逢凶化吉。板凳龙是一种特制的板凳，比大方桌用的长凳长一些，约四尺长，一尺八寸高，有木制龙头安在长条凳的一端，凳身缠上黄、红色纸条。三人玩的板凳龙一人各执一端两条龙脚，一人执宝，按特定动作起舞；五人玩的板凳龙四人各执一条龙脚，一人执宝，共同起舞，比三人玩的难度大些，要求四个人祝合协滴，或走、或跑、或蹲、或跳，动作一致才好看。锣鼓点子与玩板凳龙的动作节奏相照应，或快或慢，或缓或急，视玩龙情状而敲击。板凳龙是清水江下游民族活动的一个亮点，别具一格，当地人说它比竹编的龙还要尊贵，它是真龙。
随着下游湖南托口电站下闸蓄水，江东家门口的清水江将成为湖泊，大小船舶都能通航，江东，也将由此水涨船高，整个村寨将变成一幅房在水中荡，人在水中游，鱼儿欢跳、风光旖旎的水乡画廊。
3、“世外桃源”抱塘村
抱塘位于天柱县境内的清水江畔，是苗族文化集中浓缩的一个自然村庄。这里，山披翡翠，水荡绿波，林荫蔽日，苍翠欲滴，百兽成群，万鸟啾鸣。全村140余户600余人，生活在这山环水绕、四季如春，鸟语花香的“世外桃源”里。
抱塘，亦称鲍塘。一是传说寨后降龙如鲍鱼，寨前溪流九曲，水塘6个，鲍鱼在塘中戏水，故名为“鲍塘”；二是村寨碧水环绕形成无数个水塘，被四周青山环抱，故亦称“抱塘”，两名同用。
抱塘与湖南会同、靖州、锦屏等县一衣带水，山水相连，是天柱县继三门塘民族文化村之后，新兴的又一民族旅游景点，成为展示当地自然生态文化的又一窗口。这里四季如春，鸟语花香，自然景观与民族风情和谐地融为一体。
抱塘村溪流纵横，似玉带环绕，下河戏水捕鱼成为生活的一大情趣，让人感到大自然充满灵动的神韵。如果口渴了，只要双手掬起一捧溪水，就能止渴。如果下河洗上一个澡，还可解除疲劳，让人清凉自在，精神焕发。如果经常在这溪中洗澡，还可祛病健身。久居都市的城里人，一旦走进村寨，就像“换了人间”，村里树荫遮掩、清风吹拂，坐在村头风雨桥上，望着满谷的秀美，心都醉了。闭目静听，溪流低唱，万鸟竞鸣，人鸟共乐，乐在其中，使游客流连忘返。
明清时间，抱塘是湘黔边境的交通要道，东经花里到竹林接靖州，南走龙塘出靖州，西过中寨至锦屏，下经远口、白市、瓮洞出湘楚，是水上“木材之路”，湘黔往返客商大都从抱塘经过，商贾游人多会于此。
抱塘村抱塘盛产木材，山有多高水便有多深，溪流能放木挂子，林木能招商。为此，湖南洪江、常德、长沙、武汉及南京、上海等地木商老板纷至沓来，争先恐后采购木材，带活了这里的人流、物流，抱塘以前就有商铺3个、屠宰肉案桌两个、豆腐店3家、客栈2个，当地留下“抱塘的印子（洋砖房）、三门溪的银子，中寨的谷子”之说，人称抱塘是湖南“小洪江”。村里先后建造印子屋16栋以上，用石板、鹅卵石修筑道路，在溪河上撑架搭桥，公益善事一时兴盛。
抱塘在木材贸易、对外交流中，增进了本地文化与荆楚文化、中原文化甚至外来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使得文化古迹甚多，保存较好的主要有宗祠、碑刻、印子屋、风雨桥等，成为展示当地苗侗民族文化风情的“博物馆”。
抱塘的吴氏宗祠在村寨的中上方，始建于清乾隆二年（1737），属于砖木结构，进深20米、宽10米，它以牌楼为面，牌楼高13.3米，环以砖墙，内为前厅、正厅，有两厢楼，三天井。该宗祠有两大特色，一是它的厢楼门窗的组合极其自然，结构严谨、巧妙，浑然一体。其大小门窗多为木质，雕龙刻凤，装饰优美，保存完好的一些栏窗上雕刻的“二龙抢宝”、“五凤朝阳”、“三羊开泰”、“五谷丰登”以及十二生肖图等皆栩栩如生，令人惊叹，充分展示了当时工匠们那高超的技巧和深厚的文化修养。二是其祠的四面高墙，皆遍塑刘关张桃园结义、花草图案、八仙过海等浮雕图像与假窗假柱，颇有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宫廷建筑的特征。这些特色展示出了当时清水江流域苗侗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乃至与西方文化的结合。
栗氏宗祠修建的历史相对晚些，建筑面积也不及吴氏宗祠宽，其建筑风格与吴氏宗祠大同小异。它们虽然没有远口吴氏总祠有那样悠久的历史和恢弘的建筑，但是仍饱经了200多年的沧桑和峥嵘岁月的洗礼，有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积淀，展示着古建筑的历史风貌。
抱塘历来重视文化教育，早在清乾隆元年（1736）丙辰岁，村民父老筹资于村寨南面创办学馆，称“凤鸣馆”，其意为凤鸟鸣于高岗，出人头地。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丙子春，村民又筹资扩建学馆，办义学，兴学教，其中立在村西的鹅卵石路坎下的“风鸣馆碑记”就记载了当时抱塘村兴建学馆的初衷与目的：“至乾隆丙辰１７３６年 于村左选地，卜其山明水秀，峰峦排列，复迁于斯。前人因其地属高岗，咸思羽仪王国，遂额曰凤鸣馆，既定之后，地灵人杰，庚午乙亥，选入泮采芹，是文运日新，其进难量矣”。序言中的碑文记载了２74年前，抱塘已建有了学馆，并简介了选址命名的缘由以及“文远日新，其进难量”的成就。充分反映了当时苗族人民重视教育，竭力培养人才的远见卓识。
印子屋，是清代时商贾士绅等有钱的大户人家修建的“四合院”，富有苗侗民族建筑特色。又受汉文化、汉明清建筑文化深远的影响。它的木雕、石雕和彩绘都极为考究，从抱塘村现存几幢印子屋的雕塑来看，其内容以龙凤麒麟、八仙过海和福禄寿禧之类吉祥图案居多。最值得称道的是印子屋门窗的装修，不仅很有特色，而且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底蕴。其大门皆上宽下窄，房门上窄下宽，认为如此，就便于财喜进屋，也有利于产妇生子。大门的连楹俗称打门棰，外侧阳刻乾坤两卦，内作水牛角状，认为如此，则可福寿康宁，安然无恙。大门门槛往往高于房门的门槛，且前后两门避免对开，认为如此，财富寿禄等就进得来，而出不去，可保富贵常驻，寿禄长存。凡此种种寓意与追求，既有苗侗文化的特色，又有汉文化的风格，是苗侗汉文化交流相融在建筑文化上的具体体现。
抱塘风雨桥位于村口抱塘溪上，长２２米，宽３．９５米，单拱跨长１５．４米，高出水面４米。桥面两边各１６柱落脚，穿枋排扇上覆盖小青瓦，两边单檐倒水，保存完好。这座风雨桥保持着数百年来不变的式样和苗族建筑风格。风雨桥上修建的木座椅与竖着的木栏杆，让游人过客凭此或休憩或闲聊，或观景迎客或挥手送友，颇有生活的实惠与乡村风景的情趣。
抱塘村的苗族同胞精神文化生活自古以来丰富。每年5月，村里都隆重举办一年一度的民歌节，邀请周边四十八寨的民歌爱好者踏歌而来，唱歌对歌，以歌会友，以歌传情，以歌养心，唱得山欢水笑人开怀。民歌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可用心灵去捕捉与欣赏。清新优雅、娓婉动听的曲调和旋律音韵，让人如痴如醉。明清时期人们曾经用来狩猎谋生的强弓硬弩，尽管现在已变成了娱乐竞技的体育器材，然而，他们的生活却比昔日过得更加富足，如今山寨里苗胞吃的全是“山珍海味”，唱的全是心中的快乐。
石板路也是抱塘村的一大文化遗产。据抱塘寨志记录，清乾隆十八年间，村民积极捐款出力，去百里之外的清水江上游锦屏县境内，购木材扎排一并将石板放逐到三门溪河边，然后一块块地人抬肩扛搬到家里，嵌在寨中主道和各支巷地面，形成了今天的路文化。石板街宽五尺有余，每块青石板宽约2至6尺不等，街道有东、南、西进出口，主街道形成人字形，清一色的青石板从主道延伸铺到各支巷的每户每家门前，街中或庭院里巨大的石板，让我们惊叹人类的创造能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力。
美丽的服饰、传统的节日、奇特的美食，无不展示着抱塘村多姿多彩的文化魅力。我们坚信，随着白市电站下闸蓄水发电，民风淳朴、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文物古迹丰富的古老抱塘，必将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参考文献
①1992版年《天柱县志》第44页
②《天柱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第496页
③袁显荣：《天柱县非物资文化宝库》294——300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④吴厚征、吴厚先：《天柱县非物资文化宝库》325——326页，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
后记：本文的撰写参考了袁显荣先生《天柱县非物资文化宝库》中的《清水江下游宗祠文化概述》，吴厚征、吴厚先先生《天柱县非物资文化宝库》中《漂来的侗寨》，蒋建民先生、杨佐礼先生交到天柱县苗学会的有关稿件，在此，一并特表谢意。（乐祖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