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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苗学研究的与时俱进
作者:杨茂锐、梁光参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15-09-16 阅读:6764

谈谈苗学研究的与时俱进

杨茂锐  梁光参

摘  要:分子人类学的兴起,颠覆了许多传统史学观;分子人类学与苗学的结合,或许还原出历史的真实。本文试析。     

关键词:分子人类学;苗学研究;与时俱进

一、人类学与苗学

    人类学是研究人类及其文化现象的一门综合性科学。人类学探究的主题是:1)人类不同群体的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2)追溯人类不同群体特质的源头与演变。据此,人类学大致可分为:以研究人类的生物属性为主体的生物人类学和以研究人类的文化现象为主体的文化人类学;以及专门研究史前时期的人种和文化的史前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其主要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发展、变迁及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文化的差异,探索人类文化的性质及其演变规律。广义的文化人类学包括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即指民族学。民族学是在民族志基础上进行文化比较研究的学科,民族学主要工作是对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婚姻家庭、亲属关系、宗教信仰、文化艺术等方面进行研究。

依据人类学的定义及其研究的主题,我们可以对苗学进行定义。苗学是指研究苗族人生物特性及文化特质的一门学科,包括苗族人的体质特征、遗传结构、历史流源、文化特色及其与兄弟民族的互动等。

二、苗学研究的与时俱进

1、分子人类学的诞生

生物人类学是从生物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学科,其包括人类的起源、发展、种族差异、人类与生态的关系等。生物人类学也称体质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起步较早,发展到今天已有百余年,从体质人类学派生出人种学。

随着遗传学的发展和生物化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英国生物化学家弗雷德里克·桑格,他发明的快速测定脱氧核糖核酸(DNA)序列的技术,为我们从遗传学角度探究人类学提供了条件,也就给人类学赋予了新的活力。桑格因此获“基因学之父”之称,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也是唯一两度获诺贝尔化学奖的科学家。

生物化学研究的对象是生物体内高分子化合物的组成和结构人类学与生物化学的结合产生了分子人类学。分子人类学研究的成果对史学界的震动不亚于场大地震,从此“元谋人”、“北京人”不再是中国人的祖先了,“我们都是非洲人的后代”成为新世纪以来人们的一个共识。

分子人类学是在研究分子结构的级别上探究人类学,其为人类学提供更为精准的研究工具。分子人类学主要研究随父系传递的Y染色体结构和随母系遗传的线粒体DNA结构,任何族群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这两种物质。

DNA检测的结论可作法庭证据为法律所认可,其信度极高。DNA检测与人类学结合可以清晰地看到族际间人群的流动及历史的变迁。

2、苗瑶遗传结构简析

    2002年,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文波博士等人,研究了苗瑶23个群体的684个样品的Y染色体,结论是“苗瑶与藏缅系统人群之间的差异最小,汉族次之,而与侗台和阿尔泰则差异较大。”

2011年,陆艳、蔡晓云、李辉等人,研究了苗瑶22个群体的754个无关联个体的Y染色体结构,统计表明,苗瑶以M122突变的O3a*(19%含O3a1c-002611)、O3a5-M134(24.2%含O3a5a-M117)、O3a4-M7(9.4%)三种单倍群为主体(O3系合计52.6%),另有O2a*(19.6%含O2a1)、O*(10.5%含O2*)、O1*(5.7%)及F*、K*(实是N)、D、C等单倍群。苗瑶Y染色体结构极为复杂,绝大部分东亚单倍群在苗瑶族群中都是存在的,苗瑶的主体单倍群是O3系和O2系。

苗瑶与汉族的差异主要是线粒体DNA。欧亚大陆的线粒体单倍群有M、N两大系列,其中M系主要分布在东亚,汉族及东亚民族就以M系主导。苗瑶独树一帜,以N系唱主角,平均频率约58%,一些支系达91.2%。东亚N系以长江中部沿岸为中心,陈致勇先生说:“鉴于系单倍群与华中地区历史上苗蛮族系有着密切的联系,可将东亚世系所属的史前族群称为原始苗人。”长江史前文化可能与“原始苗人”集团有关,这一集团创造了东亚最早的农耕文明。

李辉黄颖金力等人对长江沿岸史前人群的Y染色体研究表明,最早到达长江沿岸的现代人类先祖留下的文化遗址是大溪文化(公元前4400-公元前3300),从大溪遗址的骨骸中检测到O3dO3*O2a三类单倍群;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公元前1900)检测到O3*O3e两类单倍群;吴城文化(公元前1500-公元前1100)检测到O3*O2a两类单倍群。

古代人群的遗传结构简单,史前文化之间有“明显遗传隔离”,长江中部地区只发现O3系、O2系单倍群,说明华中地区的史前文化只与O3O2系有关。

长江沿岸史前人群的Y-染色体(图片来自李辉,黄颖,金力等人论文

    李辉黄颖等人的研究,可以清晰地看到O3系和O2系的人群(与苗瑶遗传结构类似的人群)在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1100年的三千多年里,由洞庭湖沿岸扩散到鄱阳湖地区的过程;与古籍记载的“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有惊人的一至。

在三千至六千年前的苗瑶故地检测到O3、O2系单倍群,说明“原始苗人”集团是以O3、O2系Y染色体配N系线粒体为主体的人群。迄今,苗瑶族群的遗传结构与“原始苗人”差异不大,说明外族融入苗瑶的较少。

O3系的O3a1c-002611是苗族与汉族共享的一个单倍群,该单倍群发现较晚,其起源有学者认为是东夷集团,也有学者认为与苗族有关联,老文献将归类于O3a*O3*名下。复旦样本数据表明,该单倍群确实高频出现在中原、华中、华北的汉族人群中,频率约16%,最高频率出现在苗族(20.7%)苗支系约66%的是O3a*,频率很高;苗族的O3a*绝大部分是O3a1c-002611。多数专家认为“原苗集团”可能是03系的M7002611,后来O2系融入。

专家O3系的M134(含M117)为汉族的特徵性单倍群,源于M134(含M117)在汉族各单倍群中频率最高。可是M134(含M117)也是苗瑶的第一大单倍群,平均频率为24.2%,但分布不均,苗语支一般2%-16%,甚至缺失。瑶语支系特高,尤其是蓝靛瑶(71.4%)和盘瑶(一般是27%-45%)“原瑶集团”可能是03系的M7M134(含M117,后来O2系融入。蓝靛瑶特高的M13471.4%)就证了其源头可能是苗瑶语族的瑶语支。

002611、M134*和M117(又称Oα)是现代汉族的三大主体单倍群,大约有6.7亿的汉族人就是这三大超级老祖的后代,专家趣称是“天皇”、“地皇”和“泰皇”。这三大单倍群是苗瑶流入汉族还是由汉族流入苗瑶呢?

桂北和黔东南的一条民谣或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民谣云:苗变客,了不得。意思说:苗人汉化后,看起来比汉人还要像汉族。如今,先富起来的苗人有的忙于排班列序、寻宗套祖就是率先汉化的佐证。汉化后的苗人又有多少自称是苗瑶裔呢?这就不好说。数千年来,崇尚自由而不愿被“王化”的苗瑶反抗不断,历史上曾有“十苗九反”的说法。封建王朝时代又有几个汉人愿冒灭族之险而加入苗瑶或自认祖上是苗瑶呢?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因此,Y染色体002611、M134和M117可能是苗瑶流入汉族。

“在长江口附近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高频的O1单倍群,与现代的南岛和侗台群体相关。这是稍晚一点到达长江沿岸的“百越集团”。说明原始百越集团是以O1系单倍群为主体。迄今,南岛和侗台群体的O1系频率仍是比较高,而壮族、布依族等越族系统人群的遗传结构与“原始百越集团”差异大,一些支系甚至没有O1系,而是典型的苗瑶遗传结构。这是“和辑百越”之策促进苗瑶融入百越。

综上所述,结论是:苗瑶的Y染色体大量流入汉族及百越等东亚族群中,伴随着Y染色体流动的还有N世系线粒体,“已消失的‘原始苗人’的遗传基因不仅被现代苗族所继承,而且也被晚期扩张和迁入的其他民族大量吸收”。因此,“原始苗人”集团可视为东亚民族的母体人群。 

简而言之,今汉民族的总体上是:O3系的002611为16%、M117为15%、M134*为13%;O1系为13%;C系为9%;O2系为9%,N系为6%。这四大主成分占据了81%。一般认为O1是越人特色、O3系和O2系是苗瑶特色、C系和N系是蒙满民族及北方汉族特色。从Y染色体来看,再次就证了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源一体的论述。将多源融合为一体的催化剂是“王化”制度,历经数千年的“王化”造就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大汉民族。汉民族的主体源于“原始苗人”在基因学上得到了证实。

从本质上来看,苗瑶主体是O3O2Y染色体N世系线粒体的人群,而汉族主体则是O3O2Y染色体M世系线粒体的人群。通俗的讲法,苗瑶与汉族的主体部分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三、苗瑶与古文化遗址

    1、古中原类型人种

   《增广》云: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古人是什么模样?长相跟我们一样吗?这个问题有考古学家回答。

“汉民族在历史形成过程中曾与多个其他民族融合,并导致了体貌特征的变化。现代北方汉族正是经过多民族融合后形成的,其体貌特征形成于宋代。”这是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多年研究得出的结论。

朱泓经过对几十个古墓遗址、数以千计的古人骨样本研究发现,古中原地区居民与现代当地人的体貌特征差异明显。前者具有“低面、阔鼻、低眶”的面部特征,与现代北方人面部窄、高,鼻翼宽阔,眼眶和面部扁平度中等的特点形成对比,反而更趋同于今岭南居民长相。朱泓说:“中原地区汉民族人面部特征的古今差异表明,古代汉族人必然是在某些阶段经过与其他民族血统的融合。”

吉林大学古DNA实验室对中原地区汉代、唐代和宋代三个历史时期出土的人骨样本采集和体质人类学研究后发现,汉、唐两时期的样本数据基本符合古中原类型人种体貌特征,无太大变化。而宋代时期的样本数据与古中原类型人种的体质特征有较大的遗传学距离,并开始趋同于现代北方汉民族。

“古中原类型人种”是1996年朱泓教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指分布于中原地区的古人种类型。古中原人种的体质特征与苗瑶高度类似,应是同源关系。苗瑶-古中原类型特点是:面部偏圆偏短,颧骨不突出,鼻根凹陷,眼裂较小,蒙古褶较为常见。

2、苗瑶与周文化遗址 

    2004年陕西一工地出土了西周时代的墓葬群,考古界将此遗址命名为少陵原西周墓地。媒体对少陵原西周墓地考古的描述是:“墓主人葬式几乎全为仰身直肢单棺葬,他们多数是头东枕、脚西蹬,墓葬里有头龛,几个墓葬的墓室两壁开有小龛,小龛随葬有粮食。”这种葬式与中部苗族的葬式几乎完全雷同。

人类学家对少陵原西周墓地人骨鉴定的报告是:周人女子的脸型比较短,颧骨较窄小,脸蛋看起来比较小,鼻型也很小巧,鼻翼会较阔一些,这种容貌特征会非常接近今天华南地区的各民族。而“鼻型较小,鼻翼略阔”也正是苗族女子的典型特征。

出土的人骨科学家对其基因进行检测,线粒体DNA结构可归类于BFZ三类单倍群:“BF比例较高,BCRS(碱基对序列,笔者注),出现在山东临淄组,但也不能绝对排除是HF基本都是F1a*/F1a1a,很华南的特征。一个D都没有。Z高达46.7%,但其内部差异也不低,不似同一家族。”而在现代的亚洲人群中,苗瑶的BF之和频率很高,平均达45% Z在藏族及中亚和北欧民族的比例较高,北方汉族也常见,一般认为Z与古戎狄有关;《史记·周本纪》也载,周祖先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这一住就是数百年,Z类单倍群可能就是这个时期融入周人。

线粒体DNAB类单倍群高发于苗瑶语族人群,或是苗瑶的特徵性单倍群。线粒体的F类单倍群高发于南亚地区,或是与苗瑶有关。F类型在中原地区其他古代遗址也是常见,有文献指出其与苗瑶有关联。复旦大学张帆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人群的mt-DNA多态性研究》就有“可以看出这一F支系的较为古老的单倍型出现在苗瑶群体中,而汉族、侗台和一些境外南方人群以及汉代…出现了它的衍生型。这就提示,这一F类型可能起源于古老的苗瑶群体祖先”的结论。     

    3、苗瑶与东夷文化遗址

东夷族群创造了灿烂的古中原文化,其中最著名文化类型有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等。张帆博士曾对山东广饶付家遗址出土的人骨进行DNA检测,付家遗址属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距今约有5000年。张帆博士对出土的11具人骨检测,其中4例测成功(7例检不出)。检出的“4例mtDNA数据,其中一例为M*类型,一例为F2a类型,另外两例为D*类型。”与现代人群比对,张帆博士的结论是:“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的这些mtDNA类型,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并不多见,而在境外游牧民族、朝鲜、日本、苗瑶等人群以及东南沿海和山东周边汉族多有出现。”

古DNA经岁月的侵蚀所承载的信息量已经不多了,有趣的是,张帆博士古DNA论文多处出现了“古老的单倍型出现在苗瑶群体”等字样,说明古中原类型人种与现代的苗瑶有关联。

大汶口文化遗址检出的D*类型或许是D4e1这一类型,人类学家李辉博士曾检测一些名人的基因,著名影星柳岩小姐就是这种类型。王冰博士说:“D4e1这位史前超级外婆又赋予了3个子基因部落以生命。其一名为D4e1a,这便是柳岩小姐最直接的母系先祖,这个基因部落…约在6000年前。她的后裔主要散见于东亚各民族,其中以苗、瑶语系民族较为常见,在与其比邻的汉族、壮族等民族中也经常可以测到。”苗族和汉族的线粒体D类型都比较高,不同的是,苗族以D4为主体,汉族以D为主体。D4类型主要分布在苗瑶、山东汉族及日韩等人群,有学者认为D4e1类型“可能正是开创中国最早文明的殷商母系主要类型之一”。

2015年,大汶口文化遗址人骨Y染色体出炉了。由山东大学和吉林大学组成的研究团队,对山东广饶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人骨进行DNA检测,从18具遗骸中检测到四例Y-DNA,其中两例是N类型、一例是O类型、一例为K*(也可能是N)类型。大汶口文化遗址人骨Y染色体大部分是N类型。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西南地区是Y染色体的N类单倍群高发区。西南地区是苗族的大本营,该区高频的N类型是否与苗瑶有关联呢?2004年之前发表的分子人类学论文数据表明,苗瑶人有高频的H5单倍型。H5与苗语支的巴亨语苗语关联性大。其融水语言属苗语支的巴哼语)的H5频率达51%,花苗支系也达38%。西南地区H5单倍型可能与苗族有关N就藏在H5中,估计苗瑶语族的苗语支N类型都比较高。苗族人的N类型Y染色体比例是多少?是否与大汶口文化遗址人骨N类型有关联?尚须分子人类学家的解密。

Y 染色体N类单倍群的东亚起源图片来自兰海先生的研究论文

四、黔东方言南部土语区苗族特色

决定不同人种的体质特征主要是常染色体、线粒体DNA及Y染色体等因子。当然,营养和环境也起作用。

根据广西医科大学周丽宁、徐林等人的研究,从常染色体来看,广西苗族(采样地点:广西融水县民族中学)与藏族、广西侗族没有本质区别;与蒙古族和云南苗族的差距也很小,与广西汉族和广西壮族遗传差距较大,与白种人和黑人差距很大。当然,蒙古族、藏族与北方汉族(陕西)的遗传差距也很小的,西安交通大学的金天博先生说:“内蒙古蒙古族与西藏藏族聚类,…然后与西安汉族聚类”。

黔东方言区苗族人与其他民族的遗传差距图(图片来自周丽宁等人的研究论文)

从线粒体DNA来看,广西苗族人(融水苗族)mtDNA的9bp缺失达33.01%,与凯里苗族(32.43%)、越南京族(31.31%)及西南地区的侗族(32.14%)、布衣族(30.77%)类似。在中国,“mtDNA9bp平均缺失率为14.2%,但在不同民族中的比率在O%-32%之间变化”;普遍高的人群是苗瑶,布努瑶就高达58.2%。“9bp 缺失是亚洲人及起源于亚洲的人种的一个特征,其缺失频率呈现的地理趋势能很好地与史前人群迁移路线相符。”

所谓的9bp缺失,就指线粒体DNA的B类单倍群,在华中、华北及西北地区的古文化遗址中多处检测到;据悉,马王堆汉墓就检到这种类型,田园洞人也检测到这种类型。古代山东也以这种类型为主。mt-DNAB类型,或是苗瑶特色的单倍群,苗瑶的平均频率约30%甚至检测到100%B类型的支系(瑶族)。

2003年-2011年,复旦大学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李辉等人,研究了黔东方言南部土语区三支苗瑶人群的Y染色体,该区苗瑶人以O3a*(即后来的002611)为主体,频率在15%-66%之间变化,辅以O2系及N、C、D、F、O1系等;汉族特色O3-M134(含M117)不多或缺失,苗瑶特色的O3-M7也不多或缺失。据李辉等人的研究,O3a*(即002611)类型是东夷特色,N、C类型是北欧和北亚特色,F类型是中亚起源,D是藏族和日本重要类型,O2的源头在南亚,O1是越人系统及南岛人群的特色。

李辉等人,把抽到的三处黔东方言南部土语区苗瑶人群界定为草苗(黑苗)支系、花苗支系和花瑶支系(语言属苗语支的布努语或巴哼语)。草苗(黑苗)支系以O3a*为主体(抽样地点:融水县四荣乡荣塘村),频率达67%,竟然检不出苗瑶特色的M7;花苗支系(融水县杆洞组)以O3a*O2*O*N为主体,还抽到少量的F,该组居然看不到汉族特色的M134(含M117);花瑶支系的O2*O*N、R、Q特别高(原H5单倍型,达51%(抽样地点:融水县滚贝乡和白云乡)。总体上来说,黔东方言区苗瑶的Y染色体是北方特色,该区高频的单倍群是O3a*O3a1c-002611)、O2*N

2012年,吉林大学李红杰博士论文《中国北方古代人群Y染色体遗传多样性研究》出炉了,文中记录有北方古遗址的DNA测序。4500年前北方人种主要是N系,混有少量的OC*3000多年前,O3系到达了北方;西周早期北方人类包含O3a*O2O*NQ1a1等人群。而今,O3a*O2O*N仍是苗语的黔东方言区主要单倍群。仰韶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检出的NY染色体居然高频出现在黔东方言南部土语区的苗瑶语族人群中。         

综合常染色体、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的特点,黔东方言区苗族遗传结构无疑是北方特色。结合体质人类学,黔东方言区苗族与古中原类型人种很是类似。

文化人类学考察,黔东方言南部土语区苗族有如下特点:

    1)该区苗族服饰和民俗与广西侗族(三江)基本相同。

2)该区的苗语属于黔东苗语,但与北部土语(凯里苗语)、东部土语(剑河苗语)互不沟通,而是近似于都安瑶语(布努语),或中部方言南部土语区苗语是一种布努语。据语言学家的考证,布努语与上古汉语多有对应。

3)从文献学考察,古文献记录黔东方言南部土语区苗族是“瑶民”。《明史·广西土司》就有:永乐“十四年,融州瑶民作乱”的记载,所谓的“融州瑶民”实际上是融水的苗族。宋朝诗人陈藻的《题融州城楼》有“大布红裙瑶女著”的诗句。即从宋朝到明朝的文献资料记录融水苗族是“瑶民”。

综上所述,黔东方言南部土语区苗族实是:着侗衣,说瑶语(布努语),自认是苗人的一个群体。不仅遗传结构是北方特色,姓氏也是很北方的。例如,贾、管(滚)、马、董、周、郑等姓。当然也有南方特色的,如,杨、石、潘、龙、吴、梁、韦等姓氏;但按人口比例,北方特色姓氏占大头。

五、结语:尘埃未定的古中原族群

分子人类学的兴起颠覆了许多传统史学观,苗汉同源在基因学上得到了证实。古中原类型人种并未消失,他们后代就是现代中原汉族的底层基础和苗族人的主体。

    1、关于中原及古代中原人

关于中原,史学家也在不断校正。台湾中正大学的郭静云教授指出,文献所载的中国之“中原”,应“以大巴山和大别山为西、东界的宽阔平原地,北缘到黄河南岸,而南边经汉江中下游江汉平原,直达澧阳和洞庭平原”。该地区的考古学序列是:从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到汤家岗文化和大溪文化,再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及盘龙城文化,构成了一脉相承的先楚文明。而所谓的“早商”中原文明实际上就是“殷商占据中原前的先楚文明”。盘龙城文化遗址地处江南的武汉,距今约3800年,已进入青铜时代。

氏主张的“中原”疆域,除了传统的“华夏”地域外,还包括了全部的“苗蛮”领域。古代生活在这一片土地的人群或许统称“古中原类型人种”,从先秦到唐代的古代汉人的本质上就是古中原类型人种,与现代汉族有较大的差距。古中原类型人种或许源于“原始苗人”集团。

    2、关于中国文字的起源

郭静云教授并不认同国学大师们所论证的华夏多元文明中形成的“文字多元形成”理论。氏指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载体,只能在某种具体语言的基础上发展,并奠基于该语言的词汇和句法规律,方能产生。不可能由多种语言共同创造一个文字系统。基于考古学的考据,氏的结论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是在长江中游、江淮、江汉地区所发生的。其发生年代在距今6000年至5000年间,与西亚苏美尔文字的起源差不多同时。早期文字的语言属性是长江中游族群的语言,可能涉及先楚、先吴及淮南先民的语言。”而“先楚、先吴及淮南先民的语言”很有可能是苗瑶语族的语言,中国文字很有可能是古中原类型人种创造。

3、关于中国文字的苗语音遗存

黔东方言南部土语区苗语词汇多与汉字对应,例如:“树”,苗语称是dou,实是读“树”中的“对”音;“熟”,苗语称是xiang,实是读“熟”中的“享”音;“他或她”,苗语称是nie,实是读“他或她”中的“也”音;“恨”,苗语称是niang,实是读“恨”中的“艮”音,“狼”、“娘”“良”“朗”等字或许是“艮”表音,“艮”的原始读音可能是niang。等等。

有趣的是,一些文字的读音不同体现了古中原人种分化的大致时间。例如:“書(书)”,融水苗语称是li,实是读“書”中的“聿”音;凯里苗语称是du,实是读“書”中的“者”音。关于“書”,《说文》有“从聿从者,者表音。”显然,“書”在东汉时的读音与“都”、“赌”相似,也与今凯里苗语读为du类似。现代汉语“書”的读音是su;中古汉语是ciwo,实是“册”或“策”音;显然,“書”的汉语音源于“册”或“策”,与“書”字本身关联性不大。

文字是语言的忠实记录,文字离开了语言将是一种没有意义的符号。因此,“書”的原始读音应当是“聿”或“者”,二者必有其一或二者兼有。融水苗人称“書”是“聿”,说明该群体在汉代之前已从古中原类型人种中分离出来,或是先秦时期古中原类型人种的遗存的一支。凯里苗人称“書”是du(者),与许慎《说文》记录的一至;或许说明该群体是汉代至五胡乱华之前古中原类型人种的残存。五胡乱华之后,“書”的本音或许消失,而是借“册”“策”的古音,完成了“書”由li(聿)读音到su(书)读音的转变。

 唐兰先生在《中国文字学》中论述: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在先秦时期是基本一致的;秦汉之后,文字与语言有很大的出入;到隋唐时,先秦的著作已无法完全读通。可见,汉语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文字的音义也在变化的汉语中发生了变异;而苗瑶语却保存中国文字的原始音义,苗语或是古中原类型人种的语言。

黔东方言区苗语与中国文字的高度偶合,可能源于该区高频的O3a1c-002611类型和N类型Y染色体,O3a1c-002611是东夷特色,古东夷人就以这种类型单倍群为主体。而中国文字的源头是甲骨文,创造甲骨文的族群就是古代的东夷人。

    4、关于苗学与古中原类型人种

关于古中原类型人种的文化人类学,或许保存在中原的考古现场,或许保存在苗瑶族群的语言和民俗。苗学研究必须与时俱进。

2015年915

(作者单位:贵州省苗学研究会/广西融水苗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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