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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界•生苗界•苗疆
作者:林芊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14-05-24 阅读:5837

------对明清时期贵州“苗民”聚居地称谓演变的历史考察

摘要:苗界,是明代文献中对今天贵州东部,包括今铜仁地区部分区域和整个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指称。生苗界,是明代文献对苗界内未设国家行政区划地区的指称。苗疆一词,清康熙后才出现于文献中,其核心区域主要在清水江中游南岸地区;苗疆不能等同于苗界,苗疆范围远小于苗界,其地理区域与明文献中的生苗界大致相当。将今贵州省称为苗疆,在文献中是没有依据的。

关键词:明朝  清朝  贵州 苗界  生苗界  苗疆

Miao Boundary·Unripe Miao Boundary · Miao Territory

——Study on the Title Changes about Miao People’s Settlements in Guizhou during Ming and Qing Period


LIN Qian

Humanities College,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 Miao Boundary is the name for Eastern Guizhou, including part of Tongren prefecture and all of the Qian Dongnan Miao andDongAutonomousPrefecturein Documents of Ming Dynasty while Unripe Miao boundary is the name for the areas without national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inside the Miao Boundary.MiaoTerritoryappeared in documents after Kangxi Period in Qing dynasty, whose core district mainly is along South of Qingshui River. Miao territory is not equated to Miao boundary because the scope of Miao territory is smaller than that of Miao boundary. Miao territory is roughly equivalent to unripe Miao boundary, so it is unfounded reason to call wholeGuizhouas Miao territory.

Key Words: Ming Dynasty; Qing Dynasty;Guizhou; Miao Boundary, Unripe Miao Boundary;MiaoTerritory

在当今许多论及明清西南少数民族历史的论文中,往往用苗疆指称湘西和黔东(包括今贵州省铜仁地区东部和整个黔东南地区)一带“苗民”聚居地区。如伍新福《明代湘黔边“苗疆”、“堡哨”、“边墙”考》[1]认为,湖南西部及湘黔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至元明时代,在这个地区以腊尔山为中心,形成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史称‘苗疆’”;谭必友《苗疆边墙与清代湘西民族事务的深层对话》[2]一文,虽然是探讨清廷对湘西的民族事务,但文中涉及明朝相关事务时,同样以“苗疆”地理概念指代,如文中写道:“一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辰沅兵备参政蔡复一在边哨的基础上修建了一道边墙,从此,开始了围绕边墙长达300余年的苗疆事务对话”;徐新建《苗疆再造与改土归流》[3]则以为“苗疆”一词的出现作出时间界定,认为“明清以降,‘苗疆’的提法主要是中原文献对西南族群的一种泛指和他称……”;在由吴荣臻任总主编的多卷集《苗族通史》中更是营造了一个“史称苗疆”的大概念。该书写道:“苗族主体南移后,逐渐形成了武陵山、苗岭、乌蒙大娄山、南山及云岭东南山区等五大聚居区的新格局。因为这些大山区,本属三苗和楚国疆域‘蛮地’,故史称苗疆”并进一步细化后说:唐黔中道和黔州“元明清皆称苗疆”[4],可知其“史称”确指元明清。上引诸篇论著,显然意言自少从明代起,就有用苗疆一语来指称特定区域及生活其中的居民或族群。

苗疆显然是个地理名词,应有其明确的空间范畴。伍文的苗疆及地理区域,来自于《辨苗纪要》对“苗疆”地理的界定:“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南至麻阳县界,东至辰州府界,西至平茶、平头、酉阳土司,东南至五寨司,西南至铜仁府,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5]《辨苗纪要》所指示区域,相当于今天湖南湘西自治州凤凰、花垣、吉首三市县,贵州松桃自治县、铜仁部分地区和重庆的秀山部分地区;谭文的苗疆及地理区域则引自清《苗防备览》,并解释说“以沅江以西、酉江以南、辰江以北及湘黔交界以东范围之内为苗疆区域。”《辨苗纪要》作者方显,雍正四年任贵州镇远府知府、八年任贵东道。《苗防备览》作者严如煜,清嘉庆初随军镇压苗民起义的叙浦举人,其所著《苗防备览》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刊行。《苗防备览》还绘有“苗疆全图”,其范围主要包括今湘西麻阳、凤凰、辰溪、吉首、沪溪、花垣,贵州的铜仁、松桃,重庆秀山等地,属沅水上游、辰水、武水、酉水诸支流流域。方、严二人分别生活于清雍正、嘉庆朝间。至于徐文所言“明清以降”和多卷本《苗族通史》之“元明清皆称苗疆”,则未能有确凿的文献说明。

实际上,上列论著都是在未严格审度历史地理的实际情况下想当然地使用了“苗疆”一词,模糊了该词的本意。查阅古代文献,就时间范畴,远的不论,有明一代未出现“苗疆”一词,而是用“苗界”指称;就空间范畴,明代的苗界其地理区域远大于清代的“苗疆”。这里,省略对湘西地区的辨析,只就被上引诸论著列为明、清苗疆范围内的贵州地理,从贵州明清时间文献记载稍事勾稽,说明原委。

至清末,历代文献对今贵州的称谓颇多。有三苗、百濮、百蛮、夷、蛮夷、苗夷、苗蛮、苗界、苗疆等不一而足,但共同一点都是泛称。但苗界、苗疆与上述泛称则当有殊异,或许在某一时间是对苗民居聚区地名泛称的历史地名,但更确切的是一个包含有特定时空的实际历史地名。

最早出现在国家视野中的这块多民族聚居区域-----苗界、苗疆,是历代宦黔官员或流寓黔境的文人骚客用汉语描述所构建的地理名称,它们在历史上实际上演化为四种形态:生界、苗界/生苗界、生苗/熟苗、苗疆。生界,是包含着政治文化色彩的地理空间性指称。据明以前的文献,宋元之际泛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生界。在明代,文献上一个较之生界有更为明确地域的地理名称---苗界出现。考诸文献,苗界一词最初出现在明代,主要指今湘西与贵州东部毗连的少数民族——“苗民”生活地区。如刊刻于弘治13年稍后不久的《贵州图经新志》[6]在描述今黔东南黎平一带地区时就称之为苗界[7],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由郭子章所修《黔记》中沿用这种称呼,说“铜仁之苗界,在楚黔……”[8]上两志书大至将生活于今贵州铜仁地区东部与湖南西部毗连地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内的少数民族地区视为苗界。

生界是以汉文化为中心对非汉文化族群生活地区的地理描述,有三层涵义:从政治地理而言,是未曾纳入国家行政区划的地区;从族群而言,主要是“非我族类”的少数民族生活区;从文化上而言,是社会发展相对迟缓末曾“教化”的少数民族地区。因而包含着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正因为“生界”一词具有政治地理色彩,故而源自于“生界”概念的苗界一词又衍生出与之相应的两个名词,即 “生苗”与“熟苗”。生苗,在贵州明代文献中主要指那些尚还未纳入到国家行政区域内、同时也不在属于国家“羁縻”地区即由土司(土府)管辖范围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因此该词指代有双重内涵,从人文地理角度又讲隐含着政治意蕴,它意指那些没有受到国家“编户齐民”或政治上未“王化”的少数民族;反之,凡接受汉文化并纳入国家行政体制内,即所谓“王化”的少数民族居民,则称为“熟苗”。《贵州图经新志·卷七》载:“苗人者,即古三苗遗种也。类有二:曰生苗,曰熟苗。生苗者,自古不知王化。”[9] 明《大明一统志》中称黎平“东连靖州、西控生苗”,嘉靖《贵州通志·经略》中所说贵州“大半生苗”, 在清康熙二十七年贵州巡抚田雯说得更是明细:“何为生苗?定番之谷蔺、兴隆、清平、偏桥之九股苗,都匀之紫姜,夭坝九姓九名(独山)、镇远之黑苗、铜仁之红苗,黎平之阳洞、罗汉苗、侗人是也。”[10] 如上所言即都是指少数民族居民的政治属性而言。

从政治地理的空间范畴讲,对未纳入国家行政区域也不属于“土府”范围内的苗界,相应也衍生一个词:生苗界。如《贵州图经新志·卷八》有古州八万生苗界”记载。明代文献对贵州东部生苗界已有较为明确界限,除《贵州图经新志·卷八》载都匀府“东南到湖广五开卫古州八万生苗界”[11]外,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本《贵州通志》中也讲到,黎平府西山阳洞蛮夷长官司,“古生苗之地”。《大明一统志》曰:“平越卫……宋名黎峨,元名平月,边防卫要之地,苗蛮丛蕞之墟”。万历《贵州通志》载:施秉“南屏苗穴,北障民居。”[12] 明代贵州提学刘日材“修施秉城记”则写道:“……南抵至臻洞司生苗界十五里。西抵容山司生苗界。东南抵莫坡生苗界十里。西南抵臻、容二司生苗界十里……仅隔一江,江以外皆苗穴也。江以内又苗所占种者也。”[13]可见,生活在洪江(舞阳河)内(北)苗界的少数民族是熟苗,郭子章时是用“新疆”一词指代[14]。而江外(南)苗界地区的是生苗,故谓之生苗界;郭子章《黔记》(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本)镇远府载:与洪江[15]生苗接踵”。综上所述, 17世纪初黔东潕阳河以南、平越州(今福泉县)东南、都匀府以东、黎平府西南一线内侧,成为了生苗界的分界线。这一广大地区基本上都在今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版图内清水江流域和都柳江流域广阔地区。值得指出的是,查上述明代文献中生苗界一词,也仅只是在指代今天贵州黔东南区域时才予使用。顺便指出,生苗在国家行为下可转化为熟苗,故生苗界的地理范围有其弹性,即此时为生苗,彼时则演化为熟苗,因此生苗界的区域是随生苗/熟苗的变化而消长,但总的趋势是生苗界随着历史进程而日益缩小。

明亡清兴,文献中继续使用“生苗”来指称贵州少数民族。如康熙二十九年(1690)田雯编写成的《黔书》中也写道:贵州“古称三苗之国……则三楚之间皆苗也。黔僻处西南,穷山深箐,所在无非苗蛮,……爱稽其概,莫大于卢鹿,莫悍于仲家、莫恶于生苗。”[16] 雍正七年贵竹南陈家寨人、进士包祚永上疏言:“……而全黔上下游沿边地界连滇粤湖南,半属生罗生苗……”[17]。这里的上游生罗,地理在贵州贵阳以西地区,而下游生苗,即是本文讨论的苗界区域。与明代所不同的是,指代贵州东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苗界”一词很快为“苗疆”所取代。查现有文献,最后使用“苗界”一词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天柱县志》,其记清水江时称:“发源于黔属苗界,不知几千里……”[18]由于清王朝在雍正、乾隆年间“开辟苗疆”及实施的大规模“改土归流”,过去的生苗界渐次被征服,生苗也渐渐被“王化”,“生苗”、“生苗界”两词便失去其实际意义,其内涵一部分消溶在后来的苗疆一词中,本意很快在文献中便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了,如在乾隆六年(1741)刻本《贵州通志》中载有“古州、八寨,昔化外之生苗”句,这里的生苗、生苗界显然已成为往昔的事了。

取代苗界的苗疆一词,最早出现在雍正四年(1726)云贵州总督鄂尔泰“改土归流疏”中。其疏中有曰:“云贵大患,无如苗蛮。……而苗疆多与邻省相错”、“贵州土司向无钳束群苗之责,苗患甚于土司。苗疆四围几三千余里,千三百余寨,古州居其中。”[19] “苗疆”从此成为朝野上下人们习用的政治地理术语,频繁地出现在皇帝谕旨,朝臣、封疆大吏及在贵州大小流官的各种奏疏中。如雍正六年的上谕中说“朕思内地苗疆之人皆吾赤子”之语。雍正七年至十三年间,有鄂尔泰“全定古州苗疆疏”、贵州巡抚张广泗“议复苗疆善后事宜疏”、“苗疆告竣撤兵疏”、贵州巡抚元展成(雍正十年至十三年)《苗疆积贮疏》等[20];雍正十三年八月还颁诏:“从前经理苗疆,本为乂安民生。乃经理不善,以至逆苗肆出。”[21] 雍正去世第二天,为应对贵州里古州一带“苗乱”,弘历当即指示“目前要紧之事,无有过于西北两路及苗疆用兵者”,谕旨哈元生“带各省镇弁,前进苗疆剿抚,”又命张照为“抚定苗疆大臣”,“办理苗疆事务”[22];同时,苗疆作为自称也出现在地方文献中,如乾隆《贵州通志》撰文中有“苗疆师旅始末”[23]和“汉土苗疆”[24]之称,乾隆55年(1790)修纂的《清江志》则称本地[25]处在“苗疆新开”的局面中[26]。然而,与明代苗界一词指称内涵不同的是,此时所指代的苗疆,其地理空间较之明代的苗界大为收缩[27],明嘉靖二十一年副都御使万镗在其《与中朝人士书》中所记苗界时称:“尔雷公等山峒连接湖、贵、四川,周围千数里”[28],与上引万历年间文献中所载生苗界范围,区域显然就小了许多,再到清同治年间(1872)徐家干著《苗疆见闻录》时,所追记雍正时的苗疆,“……错接于镇远、黎平、都匀各郡属境,周环千里……”显然又略小于万历文献中的生苗界范围[29]。而有一篇颂歌“文端(鄂尔泰)之伟烈”的文献在记苗疆范围时讲到,雍正时“苗疆自八寨始”,包括了今清水江中游东起今凯里、经雷山、台江、剑河南岸、锦屏和黎平西南“里古州”的清水江流域腹地和都柳江流域这一带地区,即相当于万历间郭子章《黔记》中所指的“清水江生苗”地区。直到乾隆时代,汉文献中对这一苗疆地区的指称仍然由一系冠以生苗名称的地域组成,如“上下九股生苗”、“八万里古州生苗”和“牛皮箐”一带生苗 [30]。这些“清水江生苗界”,可谓贵州最后一块苗疆地区。

此时的苗疆局蹙在里古州清水江南岸一线,也可从其它文献得以旁证。作为方显划界出的“苗疆”西南部的铜仁和松桃地区,涉及雍正后的事务已没有苗疆的指代了。在道光十五(1835)所修纂《松桃厅志》不象乾隆《清江志》用“苗疆”自称;凡记“苗民”事,则只用“新疆”或“苗穴”、“苗地”,如有言“松厅前为古苗地”[31]只是当涉古州事务联系时,才出现苗疆指称,如在记嘉庆清水江台拱“苗叛”时才用“苗疆”一词[32]。光绪十八年(1892)刊刻的《铜仁府志》,同样也无苗疆一词,提到苗疆则与古州有关,如载“李文耕松桃论”言:“昔之议苗疆者,首重古州八万,今则以松桃为最要。”[33]两志中共同出现的“非苗疆”书法,说明其“苗民”早已是熟苗,其地也早已“内地化”了。

苗疆由广袤日趋缩小的过程,大致在鄂尔泰的奏折中可寻其蛛迹。在其《剿抚生苗情形疏》中说:黎平、镇远、都匀、凯里等地“生苗搀杂数郡之中,延袤二千余里。”在《全定古州苗疆疏》,言“黔属新开之古州,地方辽阔,延袤几三千余里,民苗稠密,聚处一千三百余寨。”可见,随着“新开苗疆”由“二千余里”扩展到“几三千余里”,这三千余里地区在经过“清理苗疆”后成为清朝版图中的“新疆”地,设立起政府行政机构“新疆六厅”。 于是原苗疆地区便所乘无几了。“新疆六厅”设置,清水江流域腹心那雾霭茫茫的苗疆身影终才在国家的版籍中渐次明朗地标识出来;完成了贵州最后一块苗疆的“王化”,那种在“王化”之外的真正苗疆也只有“残山乘水”了。苗疆的最后消失,则是在1872年“苗疆肃清”之后。“苗疆”从此变成了一个历史地理名词,不惟称今天黔东南地区为苗疆,有时将鄂西、湘西和贵州东部地区都泛称苗疆。



[1] 载《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三期。

[2] 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一期。

[3] 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三期。

[4] 吴荣臻总主编:《苗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二卷,第5页、第169页。

[5] 方显:《辨苗纪要》。

[6] 《贵州图经新志》由沈庠修、赵瓒纂。成书于弘治时期,据贵州学者张新民教授考证,该志成书时间当在弘治13年稍后不久。(《贵州地方志考稿》,第2页,比利时,1992年。)。

[7] 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第76页。

[8] 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2,第50页、75页。此处的“楚黔”,大致范围是今贵州铜仁到今湖南辰溪以西地区,其中的蜡尔山区,即是后来著名的“苗疆”。

[9] 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第76页。

[10]田雯编:《黔书》,载《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

[11] 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1,第93页。

[12] 万历《贵州通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三一八页。

[13] 载郭子章《黔记》;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2,第110页。

[14] 郭子章《开平越新疆疏》:“播州地荡平。……万历三十一年……新添、龙里、瓮安、湄潭、平越、黄平、铜仁为新疆。载乾隆《贵州通志·卷三十四·艺文·疏》,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5,第77页。

[15] 指贵州境内的潕阳河。

[16] 田雯:《黔书》,载《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贵州人民王稼祥1997年版,第16页。

[17] 李宗昉:《黔记》,上引书,第274-6页。

[18] 康熙《天柱县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22 59页。

[19] 载《清史稿》卷二百八十八《列传》七十五。

[20] 均载乾隆《贵州通志·卷三十五·艺文·疏》,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5,第103115118页。

[21] 《清史稿》 卷九《本纪》九 “世宗本记”。

[22] 蒋良骐:《东华录》,齐鲁书社2005年版,第503505页。

[23] 载乾隆《贵州通志·卷二十五·武备》,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5,第108页。

[24] 载乾隆《贵州通志·卷三十五·艺文·疏》,同上,第106页。

[25] 清江:今贵州省剑河县。

[26] 乾隆《清江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22,第421页。

[27] 由于前引谭必友《苗疆边墙与清代湘西民族事务的深层对话》将明、清两朝不同时期的苗界与苗疆混同,结果造成他文中出了一个明显的悖论,即此处言明清两朝苗疆是一至的,而在彼处却又明确不是一回事:如其文本中一处说“大约到嘉靖年间,模模糊糊之中,这个对话开始凝固在当时政府修建的14个边哨(加上41)一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辰沅兵备参政蔡复一在边哨的基础上修建了一道边墙,从此,开始了围绕边墙长达300余年的苗疆事务对话”而在其文本的另一处由写道:“今人讨论苗疆,局限在边墙以外的腊尔山台地及其四周。……而在明代及之前,它的范围则要宽广得多。”产生悖论的原因在于没有明确苗界与苗疆是不同时期的称谓,两者所涵盖的区域本就不同。明的苗界广,至清收缩,清时的苗疆远小于明时的苗界;故才有其文所称“今讨论苗疆,局限在边墙以外的腊尔山台地及其四周”的疑惑。其实,“今讨论苗疆”多是明代苗界内的生苗地区,这些生苗地区在清就成了苗疆,其区域则小于原苗界。

[28] 载乾隆《贵州通志》,载《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府县志辑》,4,第142页。

[29] 该书是对贵州苗疆的细致介绍,其苗疆的地理范围,皆本雍正时之苗疆。参见徐家干:《苗疆见闻录》,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0]  参见吴振棫《黔语》,载《黔书·续黔书·黔记·黔语》,贵州人民王稼祥1997年版,第330-1、339页。

[31] 《松桃厅志》卷二十三 “军功”,贵州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校注本,第281页。

[32] 《松桃厅志》卷二十三 “人物”,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校注本,第283页。

[33] 《铜仁府志》,贵州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点校本,第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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