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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文化自觉,家族文化建设不应忽视
作者:杨桂林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16-01-06 阅读:2804

苗族文化自觉,家族文化建设不应忽视

——以云南省麻栗坡县为例

作者:杨桂林

摘要:古往今来,苗族历史文化无不以每一个家族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最典型的就是宗教习俗,不同的支系不同的姓氏不同的族属,甚至同一支系同一姓氏同一族属在宗教的认同上因地域的不同,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差别,这些差别形成苗族家族文化的多元与灿烂。如何增强苗族文化自觉,家族文化建设不应忽视。

主题词:文化  苗族   家族

 

何为家族文化?笔者查阅相关资料,其基本概念是:“家族文化有其特定的含义,一般是指以家族的存在与活动为基础, 以家族的认同与强化为特征, 注重家族延续与和谐,并强调个人服从整体的文化系统。内容包括宗法、族规、家训等相关行为规范,祭祖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并产生族徽、族歌、宗祠等相关标志物和物质载体,家族的气质、传统等精神特性”。 同时,家族文化又称宗族文化,“是同宗、同族经过千百年的提炼和整理约定俗成的民俗文化,且传承于族人之间,记载于字里行间,有的则铭刻在人们心间。这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它与儒学、礼教文化相得益彰,是民间崇尚的传统文化”。古往今来,苗族历史文化无不以每一个家族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最典型的就是宗教习俗,不同的支系不同的姓氏不同的族属,甚至同一支系同一姓氏同一族属在宗教的认同上因地域的不同,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和那样的差别,这些差别形成苗族家族文化的多元与灿烂。如何增强苗族文化自觉,家族文化建设不应忽视。

本文以家族为单元,简要谈谈苗族家族文化建设在苗族文化自觉中的意识。

一、关于对家族文化的认识

家族文化价值观使家族成员容易形成共同的目标,并对实现目标构成强烈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每一个家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如中国第一家族孔府世家,经历两千多年的历史,两千多年来,孔府世家的“儒”思想与中华文明紧密联系。据有关文献记载,我国数千个姓氏中,每一个姓氏都有其独特的家族文化,这些家族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元素。自古以来“国家修史、地方修志、家族修谱”成为一种传统沿袭至今。其中,作为家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修谱立传成了国人崇尚的立言方式,体现生命价值。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回归,乡愁记忆、乡土文化、家族文化在民间悄然萌发,尤其是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生命尊严的觉醒,民间涌现大量的自由写作者,创作、编著出版个人文集、自传、回忆录、村史、家史、家谱等不同类型的著述,可谓琳琅满目,打破长期以来名人政要出书的精神藩篱,使“百姓立传、家族写史、姓氏修谱”成为一种社会时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的费孝通先生说过:“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的”,这话揭示出中国的家庭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它对亲情延续和民族传统文化合理成分的传承与发展、对当代文化的构建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关注对家族文化的建设,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大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苗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其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苗族人民怎样将自己的家族形成为其他人所推崇的整体意识,是摆在每一个苗族家族面前的历史使命。

二、关于苗族家族文化的开发
(一)家谱的编修

云南《麻栗坡县志》记载,县内苗族共有34个姓氏,其中有100人以上人口的有王、熊、杨、陶、候、李、吴、马、罗、项、张等,只有1户数人的有何、谢、胥、梁、徐等5姓,这些姓氏是其他民族融入苗族后成为苗族人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麻栗坡县的苗族人没有编修家谱的记载,更谈不上有旧家谱的留存。

 20世纪90年代以后,麻栗坡县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一些苗族公务员、知识分子本着“盛世修志”的指导思想,充分认识到编修家谱的重要性,懂得编修家谱是前人对后人进行传统教育的最好方式,吸收汉族的先进文化,开始了家谱的编修。他们采用不同方式召开家族会议,走访知情者,开展调查,广泛搜集资料,先后编修出部分家谱。如杨献才主持编修董干镇马波村民委员会龙树脚村《龙树脚杨氏苗族家谱》;王秀桢主持编修《王氏家谱》;项廷超主持编修猛硐乡《猛硐项氏苗族家谱》;康礼贵主持编修下金厂乡仓房村民委员会坡脚村的《康氏家谱》;陶有文主持编修的八布乡东油村民委员会龙标村的《八布龙标陶氏宗谱》;陶金昌主持编修八布乡和平村民委员会棉花地村《棉花地淘氏苗族家谱》以及董干镇者挖村的《王氏家谱》等。

1997年12月,云南麻栗坡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献才编修出《杨烤家谱》,并打印成册分发族人存阅。《杨烤家谱》由“前言”“主体内容”“习俗”“字辈”等内容构成,记述麻栗坡县马波村民委员会龙树脚村杨姓苗族家族的发展历史概貌。20019月,杨献才退休后,他参阅国内出版的不同形式家谱的同时,又阅读了《中华杨氏通鉴》等书籍,从中吸取精华,以《杨烤家谱》为基础,于2007年编写出《我家的历史变迁》《我家主要成员历史情况》发表在其出版的文集《边地轶事》一书,提供给广大读者和族人讨论,征得一些宝贵意见建议,拟定出《龙树脚杨氏苗族家谱》编修提纲。2008年开始搜集资料试写,2009年编修出《龙树脚杨氏苗族家谱》初稿。20154月,《龙树脚杨氏苗族家谱》由云南速盈(美雅奇)印刷有限公司印制出版。全书共20万字,图片56幅。内容设“前言”“凡例”“开篇”“中华姓氏源流”“龙树脚杨氏苗族”“附录”“后记”“复印件”8部分共132532目及16条构成,采用篇、章、节、目、条体例和述而不议,“详今略古,相近略远”进行编修,较为详细记录了龙树脚杨氏族人的历史变迁,生产生活的发展演变过程。

《龙树脚杨氏苗族家谱》载:20132月征得族人的同意,确定“献桂荣祖耀宗,世代永传兴昌”作为龙树脚杨氏字辈。

《王氏家谱》由中共麻栗坡县委农村部退休公务员、马街乡董浪村茶地人王秀桢编修。王秀桢于2000年开始搜集并积累资料,他通过整理口述资料,查阅考证相关历史文献,抄写墓碑碑文等方式,于2010年完成《王氏家谱》。

《王氏家谱》设“王姓的起源”“王氏家族分支堂号”“王氏家族字辈的兴起与完善”“ 王氏在历史上发展与迁移”“ 王氏人丁演变”“称谓”“禁忌”“烧包书写式样”八章内容和“撰写者的话”构成,较为客观地记述马街乡董浪王氏族人经历400余年十一代人的发展脉络。

《王氏家谱》载:马街乡董浪村茶地王氏苗族禁忌,媳妇禁止上楼,哥不能与弟媳开玩笑,媳妇不得跟公开玩笑,不得从老辈面前过,老人公不能进入媳妇床房,不能同桌吃饭,不能同用一块洗脸帕、洗脸盆、洗脚盆等。魔公看着那天忌脚,必须按时忌脚不出门,碗、筷落地忌出门办事,做梦不吉利忌出门。

2007年10月,麻栗坡县政协经济委员会公务员康礼贵编修出《康氏家谱》,内容设“谱序”“遗像、照片”“家规”“字辈”“中国‘康’氏历史溯源”“麻栗坡西畴文山康氏溯源”“祖氏、康氏各房及世系简况”“康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传统习俗及坟墓地址”“编后记”等内容进行记述。该家谱在《谱序》中载:“本家谱是根据中国康氏相关历史资料、前辈回忆、口碑、康氏迁徙的经过及现状等实际而写,比较系统地记述了麻栗坡、西畴康姓从远祖到迁始祖至现在的历史经过,再现了康姓的历史及其现状,即康姓经济、文化、观念等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书中重点突出了康姓家规、字辈、排行,各世系基本情况、名字、生卒年月、分类、归属、墓地等,并收录了5幅遗像,124幅照片;谱中生卒年月日采用农历记载;从起租‘康丫’开始,各房、各世系均附录有简图。

《康氏家谱》之“家规”部分表述:“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因此,任何一个姓氏宗族,都应该有自己的宗规。康氏家族应该遵循和做到“礼、义、廉、耻、忠、孝、仁、爱”这八个字。经康氏家族商议,族长同意,并结合当前实际,特补充如下宗规:

一是尊重知识,教育为先;二是信以待人,宽以待物;三是遵纪守法,勤劳致富;四是严教子女,敬老扶幼;五是优生优育,提高素质;六是男女平等,不得歧视;七是讲究卫生,美化环境;八是注重社交,文明待客;九是团结互助,共谋发展;十是紧跟时代,开拓创新。

    《康氏家谱》之“字辈”表述:经2007106日(农历八月二十六日)家族大会讨论,决定更新字辈四字句,即原来的十二字辈增加到十六字辈,以书面形式正式载入家谱,望家族按照字辈更名。更正后的字辈为:“启正有礼,成华富贵;生永德顺,朝廷兴盛”。

2014年212日,麻栗坡县政协民族宗教外事委员会公务员陶有文编修出《八布龙标陶氏宗谱》。内容设“龙标村陶氏宗谱说明”“龙标村陶氏家族(黑苗)的来源”“风俗习惯或宗教信仰”“龙标陶氏家族字辈族谱”“后记”等进行记述。

《八布龙标陶氏宗谱》载:按苗族的历史传承九代老祖公八代老祖人的规矩,实行九代转祖,九个字辈相互衔接,以《三字经》的形式记:“知有金,斯富贵,宏华兴”。“知”释为天下大事都知道;“有” 释为天下财富皆富有;“金” 释为金银财宝都归家;“斯” 释为斯文,文化之人代代出;“富” 释为家传万代富贵长;“贵” 释为贵人总是陶家出;“宏”宏伟大业都实现;“华” 释为美丽荣华勤为先;“兴” 释为陶氏家族代代兴。

诸如此类,充分说明麻栗坡县苗族人编修家谱已经初步形成认识,并付诸实施的良好氛围。

(二)地方文献中的家族史料记述

《麻栗坡县志》关于苗族家族史料记述有《项从周传》(一些史料为“项崇周”)《熊世祯传》《杨成富传》。项崇周抗法斗争的英雄事迹,官方文献记载的有民国时期编修的《马关县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编的历史文献《中法战争》《中法战争论丛》《云南现代史料丛刊》《东南亚》《跨国苗族研究——民族与国家的边界》《苗族文化史》《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志》《文山州文史资料》《文山风云人物》《文山苗族》《文山苗学研究》《麻栗坡县志》《麻栗坡县民族志》《麻栗坡县文史资料》《马关县文史资料》等均有专家、学者、文史工作者撰文记述,诸如杨德慧、李坚编著的《抗法英雄项崇周》;龙永行的《项崇周抗法斗争事迹调查报告》《苗族抗法英雄项崇周》;项建康的《南疆英雄》和胡兴义的《苗中豪杰项崇周》。相关部门编著的《文山苗族民间文学集》《云南省麻栗坡县民间文学集成》《文山日报》《文山民族》《含笑花》《老山》文学杂志等报刊发表反映项崇周抗法斗争英雄事迹的文学作品,如姚朝春、陶小保的《三步跳》;杨桂林的中篇纪实文学《项崇周轶事》、游记《边关走笔——寻访项崇周抗法斗争遗迹纪实》。以项崇周抗法斗争英雄事迹为原型改编并嫁接成影视艺术作品的有《铜鼓》《吾土·吾酒·吾神》《虎啸南天》(又名《绝无退路》)。美术作品有连环画《项崇周的故事》。《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有李明德撰写的《项崇周抗法斗争简述》;项朝勋、熊自兴撰写的《记项崇周抗法斗争事迹》(含《附件三则》);项朝宗撰写的《项氏家族与苗瑶械斗》;王义信撰写的《猛洞地区苗瑶械斗经过》;张炽光撰写的《猛洞地区苗瑶械斗调查材料》。《文山报》李明德的《“南天锁钥”“苗中豪侠”——略述项从周的爱国抗法斗争》。《文山报》(198424日)载何文龙撰写的《王伦才致富不忘“五保户”》。《文山报》(19841229日)载杨献才《国境线旁的家庭加工厂——记麻栗坡县政协副主席、苗族农民王伦才》。《麻栗坡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有熊自兴撰写的《项朝宗在猛硐的活动概况》《我在中越边境的活动》。《麻栗坡文史资料》(第三辑)有杨献才撰写的《苗族杨姓禁忌“吃心”的由来》。《麻栗坡文史资料》(第五辑)有李学海、杨开亮、黄文学、侬先搭撰写的《把青春献给家乡的“咪彩”》;康礼方撰写的《第一个劳动模范侯应禄》;陈发碧、田跃撰写的《王咪四和毛主席送给他的枪》;浦正和撰写的《苗族山寨飞出的金画眉》。《麻栗坡文史资料》(第六辑)有县政协撰写的《关于将项崇周墓列为文物保护的建议案》。《麻栗坡军事志》载《项崇周》《陶林周》《王和文》《李正安》《熊咪六》事迹简介。《云南日报》(199096日)载吴德铭撰写的《鲜为人知的苗族英雄项崇周》。《文山日报》(199066日)载骆科才采写的《苗寨有这样一位咪彩》。《云南广播电视报·文山版》(1990年)载杨桂林撰写的《山寨,这二十年》。《文山日报》(1991423日)载王勇、林启会采写的《苗家都夸吴华英》。《英雄的丰碑——云南人民十年支前纪实》载有林发茂、郑明撰写的《“边防民兵英雄”王和文》;杨国保撰写的《“边防模范武装干部”李正安》;吉门撰写的《“民兵战斗英雄”杨昌荣》。又载:杨昌跃、王正林、李国兴、王传科、邓进龙、荣明安、龙召国、王德和、李明文、沈文周、项友明、王德海、何昌平苗族烈士个人事迹简介。《文山日报》(199854日)载林启会、卢玉华采写的《爱岗敬业作奉献——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罗富英的事迹》。 《云南日报》(2000216日)载沈向兴、孙翠芳采写的《世纪情缘——访全国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项朝宗(苗族)》。《大坪镇志》载:王理云事略。又载:上凉水井村民委员会麻栗山,距村委会3公里。以村居麻栗树较多的山而得名。19世纪20年代,杨小瓜由贵州经商来到此地定居。19世纪70年代,熊小五由贵州迁来此开山种地安家创业。1949年王成兴由西畴县清塘迁来杨家上门落户。有杨、熊、王等3姓。上凉水井村民委员会山后,距村委会2·6公里,以村建在磨石山后而得名。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王有春、王有发、王有明3兄弟为了逃兵役从西畴县木梳箐迁来磨石山背后定居,名为山后。另载:大石洞村民委员会大石洞小寨,因村建在大石洞旁而得名,18世纪60年代苗族陶小童由贵州迁来首居开辟建村。《麻栗坡县地方文化研究》载雷丽、项正文撰写的《麻栗坡县苗族文化研究散论》之“关于麻栗坡县苗族文化研究的专家和学者”杨献才、杨桂林、项正文、王正委、项廷祥、陶正萍(女)、陶正芳、吴德华、杨庭书简介;《麻栗坡县苗族“戮灾”活动仪式的文化阐释与教育意义研究——以麻栗坡县董干镇小弄苗族活动仪式为例》《关于猛洞项家“源”与“流”的研究》。

 麻栗坡县苗族百岁老人记述,民国《麻栗坡地志资料》载:第七区攀枝花······百寿人,陶杨氏,光浪人,苗族,现年一百零六岁······王陶氏,龙歪人,苗族,现年一百岁;王四,八布人,苗族,现年一百二十岁。《麻栗坡县志》载:张包,男,苗族,1857年生,卒1978年,享年121岁,六合乡金竹塆村。《麻栗坡县年鉴》(2009年版)载:王正英,女,苗族,19031月生,猛硐乡猛硐村民委员会洒西村小组人。《麻栗坡县年鉴》(2012年版)载:熊世英,女,苗族,19097月生,六河乡转堡村民委员会上董咪村小组人。陶云美,女,苗族,19114月生,麻栗镇下凉水井村民委员会上寨村小组人。《麻栗坡县年鉴》(2013年版)载:熊王氏,女,苗族,1913314日生,董干镇马林村民委员会二蹬村小组人。《麻栗坡县年鉴》(2014年版)载:熊朝清,女,苗族,19135月生,董干镇董来村民委员会马骂村小组人。

(三)个人著述现象的产生

麻栗坡县苗族人进入20世纪末的9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个人出版著述的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增强苗族家族文化的自信。199411月,杨桂林与汉族人苏建华、曹世华共同编著《麻栗坡县县情简明读本》(内部资料)一书,旨在向全县中小学师生认识县情提供便捷的平台。内容设“前言”“地理概貌”“历史沿革”“政区”“友好合作的民族大家庭”“文物胜迹”“自然资源”“边境贸易概况”“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麻栗坡县经济社会发展综述”“人物简介”“后记”共十二部分内容。20039月,杨桂林(红烛)与汉族人高先觉(高星)、刘禹耕(雨耕)共同创作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国门天保》,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国门天保》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详实介绍天保口岸的历史沿革、区位优势,军事要塞和古今中越两国贸易情景,如诗如画书写老山脚下这片神奇和美丽的旅游景观和到越南旅游的感受。内容设“写在书前的话”“开篇”“篇一中国南疆的军事要塞”“篇二中越商贸的重要通衢”“篇三日新月异的口岸”“篇四绿色家园与神秘奇境”“篇五旅游与跨国旅游”“尾语”共八个部分的内容。2006年,杨桂林的小说、散文、纪实文学作品集《边缘叙述》,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该作品集系21世纪中国百部苗学文库作品之一,收录杨桂林1989年——2003年以来创作发表的5个短篇小说、45则散文和11篇纪实文学。这些作品主要描写云南边疆的人文景观、民俗风情,以及作家对故乡麻栗坡和本民族文化深沉的依恋和赞美,将地域文化、民族心理、人文关怀、历史背景、立体社会融为一体,文笔隽永,内容厚重。2007年,杨献才编撰出版《边地轶事》,该书是一部用文学语言表述麻栗坡地区数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进程和社会风貌的文史资料文集,是一部史料、新闻通讯、文学作品的汇编。《边地轶事》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读者关注,反响好,麻栗坡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组织再版该书,杨献才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对文稿再次作出调整,最终形成13万字的再版文集。2010年,仍由文山州国信彩印有限责任公司承印出版,全书图文并茂,内部交流。同年,陶兴安的小说集《山村爱情》,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作品集收录14个短篇小说和7个小小说,作品视点独特,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突出,揭示主题深刻。无论写景状物,还是塑造形象,都力求做到个性化和典型化,语言有诗意,苗族生活气息浓厚,是原汁原味的边地苗族生活真实写照,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20098月,杨桂林(红烛)与汉族人高先觉(高星)合作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大山之子》,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大山之子》全面反映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一位基层苗族领导干部陶金昌成长经历的故事。全书由“在饥瘦与梦幻编织的岁月”“一段苦涩而迷茫的路”“不是句号的尾声”等十二部分组成,故事曲折感人,有深刻的思想启迪,发人深省。同年,杨桂林与汉族人徐小红(女)共同编纂的《永远生活在作品中——麻栗坡地区百年文学艺术文献汇编》,由北京赛尚图文制作工作室出版发行。该书为麻栗坡县首部较为全面展示地方文学艺术活动的历史文献,在编辑的过程中,编者遵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原则,经过反复筛选或对比,选录较有代表性的文献编录。文献收录上至清朝末期,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发生在边境地区历次边防斗争以及与该地区为背景而产生的文学艺术活动资料。是年,陶兴安的散文集《爱笑的苗家女》,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作品集收入39篇散文,外加1篇总序1篇附录和1篇后记,共42篇作品。作品表现的是故乡情故乡事,落脚点都在一个“苗”字,思想深刻,文字朴素、简洁。20155月,项正文编著的中学生作文集《倾听花开的声音》,由上海文汇出版社公开出版,全书26万字。内容设“前言”“编著者作文”“师生情作文”“人生百态作文”“同主题作文”“后记”6部分共262篇作品构成,涉及人、事、景、物,表现亲情、友情、爱情、社会、人生、理想等主题。同年6月,项正文与汉族人雷丽(女)共同撰写的学术专著《麻栗坡县地方文化研究》一书,由北京的团结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书由“序”“经济文化研究”“口岸文化研究”“历史文化研究”“教育文化研究”“苗族文化研究”“体育文化研究”和“后记”八部分内容构成,共35篇文章30万字。该书的出版,填补了麻栗坡县地域文化研究的个人学术专著出版的空白。

三、家谱中的人类学民族学元素

《康氏家谱》第七部分“康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样记述:

“康氏家族历史以来都注重自身发展与建设,尊老爱幼,尊纪守法······严教子女,注重培养,注重学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破除陈规陋习;团结邻里,热爱家乡,建设家乡,帮助困难家庭排忧解难;紧跟时代,与各民族、各姓氏团结协作,共同迈向美好幸福的未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不断繁荣昌盛······康氏家族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家庭经营与外出打工相结合的生产渠道,发展壮大了家庭经济,吃粮不要回销,花钱不用愁,村容村貌发生了较大变化,旧的传统观念(如:婚姻、家庭、习俗、葬礼等)逐步得到改变。”

“历史以来,康氏妇女们用勤劳的双手,自己种麻、纺线、织布、缝衣、挑花、蜡染等民族手工艺世代相传。芦笙(六声)是康氏文化的典型代表,是族人的唯一‘身份证’,它作为苗族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芦笙所扮演的角色大多为悲剧角色,除了在花山节上是喜剧角色以外,其余均出现于丧葬祭祀,其曲调表现为伤感、妻凉。民族民间文艺芦笙舞远远流传,最出名的是老辈的康正寿和康有福两位。据说二位前辈嘴叼盛满50多斤重的水桶,跳起芦笙舞来滴水不荡。如今,康氏家族芦笙舞后继有人,目前有康礼成、康礼方、康礼能、康礼政、康成明等和即将涌现出来的一批新秀,将世代相传。”

“现代科学文化。康氏家族历史以来都重视现代科学文化的培养与发展,努力学习各门科学文化技术知识。20世纪80年代以前大部分属于文盲半文盲状态。20世纪80年代后,世代都有担任生产队队长、村小组干部、村民委员会干部、人民教师、国家公务员和企业厂家领班、主管等职位······总之,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康氏家族也不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重男轻女的求学观念已彻底根除。在康氏家族中,女孩子与男孩子享有同等的求学权利,妇女与男子享有同等的议政议事权利。为此,不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初、中等人才,为家族、为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今后,康氏家族将自强不息,奋斗不止,将继续为幸福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进。”

《康氏家谱》第八部分“主要传统习俗及坟墓地址”的记述:

“历史以来,康氏家族传统习俗很多,与各民族其他家族一样,传统习俗大同小异,除了年逢节日宗族必须敬献、侍奉、祭奠列组列宗外,有祭龙、祭神、叫魂等,这些都由各自家庭自己完成。在康氏宗族中,首先,‘聚火星即砍火星’是最重要的,它需要宗族要人前来才能完成。这集中体现了家族团结议事,和睦相处,齐心协力,共谋发展的共同心愿。其次是婚礼、丧葬等习俗。‘砍火星’即‘驱邪星’,是家族一种议事方式。康氏家族每年的农历八月二十七日这天,都要聚集在一起‘砍火星’。‘砍火星’凡家族中各户户主必须到位,并按各自的人口数一人一布条、三根彩线(红、白、黑均可)、三根芭茅带来。族人到齐后,族长将各户带来的布、芭茅归集起来,把线接成一长条,将族人围在一起,同时,将芭茅、布条扭成绳挂于小夫淹树上焚烧,进行祈祷即‘砍火星’仪式开始(先叫雷神后法咒)。在线条围成的范围外,法师扛着夫淹树,手里端着水,嘴里念着法咒,边念法咒边喷水,边喷水边使用‘法术’且围绕着族人转(左三遍右三圈,循环往复),形似‘梦游天庭’,供奉、祈求神灵,驱魔降妖,希望神灵保佑族人万事平安如意,生活幸福快乐;其后是家族议事交流与座谈,家族团聚,共同吃一餐团圆饭·····这就是‘砍火星’。‘砍火星’是家族的一项民族传统习俗和民族文化交流方式之一,也是康氏家族的一项不是制度的制度。年复一年,族中各户轮流交替,一直延续至今。”

“儆门猪,康氏家族历来都注重养殖业,做‘儆门猪’是为了六畜兴旺。在康氏家族中还延续着一种古老而传统的习俗‘儆门猪’,每逢大年正月初二晚,家族为了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宰杀一头半大猪来祭祖。仪式过程中,凡来参加者一律不准说汉话。在家族中谁做与否根据情况而定,无需向‘砍火星’那样轮流交替······康氏家族做‘儆门猪’是先将一头半大猪宰杀处理干净后,按顺序从头至尾进行分解、煮熟,用9个大盘子,9个小杯子,摆放成相对应的两行,再把分解煮熟后的‘儆门猪’各个部位依次放入9个大盘子里,9个杯子盛汤,轮流9次进行祭祖,俗称:9对(9字)。祈求神灵保佑六畜兴旺,养殖业顺利。满三天数魂吉、餐用。”

“婚姻礼俗,康氏家族实行一夫一妻制的氏族外婚,从恋爱到结婚,一般经过八个环节:1、自由恋爱;2、提亲;3、订亲;4、传送礼金;5、上门接亲;6、迎亲过门;7、拜堂完婚;8、回门。这样,就算完成了一个人的婚姻细节。”

“丧葬习俗,康氏家族丧葬十分讲究礼仪,整过丧葬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八个方面:1、鸣枪报丧;2、为亡灵指路(念指路经);3、入棺起祭(需芦笙师、鼓师);4、停棺祭奠;5、超度亡灵;6、出殡“搭桥”;7、入土安葬;8、复山;9、烧灵。······芦笙、木鼓是家族丧葬仪式中不可缺少的道具,因为它既是古老的而又是近现代的,是苗族文化的传承见证。康氏墓碑是1993年更改的,通过家族成员康有刚倡议,家族同意,为改变之前家族丧葬横式为纵式,康氏在丧葬上更新了观念。1993128日康有金因病告终,由横葬式(不用石头)改为纵葬式(用石头)。这样有利于子孙竖牌立碑,便于后裔管理和扫墓。

    除《康氏家谱》外,《龙树脚杨氏苗族家谱》《八布龙标陶氏宗谱》《王氏家谱》等都对家族的历史沿革、风俗习惯等具有人类学民族学元素的内容作较为客观的记述。如《龙树脚杨氏苗族家谱》设立“始祖传说”“分支”“‘蒙’和‘苗’的称谓”“语言”“宗教及习俗”“迁徙”“支系”“龙树脚杨氏族人状况”“杨氏宗亲会章程”“龙树脚杨氏大事记”等若干章节目内容。《八布龙标陶氏宗谱》设立“龙标村陶氏家族(黑苗)的来源”“风俗习惯或称宗教信仰”等。《王氏家谱》设立“王氏的起源”“王氏家族分支堂号”“王氏在历史上的发展与迁移”“王氏人丁演变”等内容。

    这些人类学民族学的文化元素,闪烁着苗族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思想光芒。

    五、对家族文化建设的思考

首先,继续深化对家族文化建设的认识,切实开展家谱的编修。中国的家谱文化绵亘数千年,贯穿中华文明的发展,早已形成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夫国之史,家之谱,自古然也;国史所以昭贤愚,明得失,著盛衰,家谱所以礼别尊卑,明昭穆,垂锦远;是以国本乎谱,人本乎祖,苟不明其谱,是不知身之从来者何以也,呜呼”,家谱记录一个家族的历史,它与正史互补,道理就在这里。家谱不仅具有寻根问祖的重要依据,而且还发挥道德教化作用,家谱中“家训”“家法”“族规”等等包含传统美德和伦理规范。增强苗族文化自觉,应重视家谱的编修,通过编修家谱,做到正本清源,认祖归宗。

其次,开展姓氏田野调查,挖掘家族历史文化。姓氏文化是一个方兴未艾的事物,同时它又是一项文化惠民工程。自古以来,苗族人慎终追远,不忘祖先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一代代延续到如今,可谓根深蒂固。姓氏文化,是一种关于生命起源的启蒙意识,而家谱是记载每一个姓氏人物世系及事迹的书籍,它囊括同宗共祖的血缘,蕴藏着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思想元素,对开展学术研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对增强民族凝聚力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增强苗族文化自觉,广泛开展姓氏田野调查,从一户人家或是一个家族再到一村一寨做起,采用录像、录音、文字等不同形式记录历史,充分挖掘苗族家族的传统文化。

三是搜集整理家族文献,并立卷存档。家族文献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搜集整理家族文献,并立卷存档既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也是每个家庭生活的需要。家族文献是每个姓氏家庭及家庭成员在生活、学习、工作及各种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归属个人备查的文字、图表、音像、图片及其它各种形式和载体的历史记忆。因此,建立家族文献档案是对国家档案资源的一个重要补充,它丰富完善国家档案资源宝库。搜集整理家族文献的范围包含每个姓氏家庭成员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痕迹资料,如生活日记、工作记录、报刊发表各类文字作品、出版的专著以及各种证书、聘书、奖状、奖牌和邀请函、请柬、信函等等若干内容;家庭生活形成的有形或无形的痕迹资料。如身份证、户口簿和拍摄的生活图片、录音录像及其所编写的家谱、不同类型的个人收藏品等若干资料;家庭建设家庭成员经济活动人际交往等具有保存价值的成痕迹资料,如建房、购物、销售等等若干凭证。增强苗族文化自觉,搜集整理家族文献,并立卷存档势在必行。

综上所述,苗族文化自觉,家族文化建设不应忽视,搞好家族文化建设,必须持之以恒,从点滴做起,本着只争朝夕的态度,一招一式,做一件成一件,天长日久,终究会“涓涓细流汇成大海”,苗族文化必定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而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

 

参考文献:

1、《麻栗坡县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0

2、《麻栗坡文史资料》·政协麻栗坡县委委员会

3、 《麻栗坡军事志》·云南科技出版社·1989

4、《麻栗坡县地方文化研究》·雷丽、项正文·团结出版社·2015

5、《麻栗坡县“猛硐”“南温河”回归考议》·杨献才·文山苗族网·2014

6、《从项崇周墓的保护谈苗族聚居区集镇建设历史遗迹开发》·项廷超  、杨桂林·2014

7、《英雄的丰碑——云南人民十年支前纪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

8、《麻栗坡县年鉴》(2009年版、2012年版、2013年版、2014年版·麻栗坡县年鉴编纂委员会·昆明鹰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制

9、《大坪镇志》·麻栗坡县大坪镇志纂委员会·昆明鹰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制·2008年

10、《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政协文山州委员会文历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4

 11、《康氏家谱》(打印稿)·康礼贵·2007

 

2015年7月23日于麻栗坡

作者简介

杨桂林,文学笔名:红烛,男,苗族,生于19639月,云南省麻栗坡县人,研究生学历,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作家协会理事、苗学会理事,麻栗坡县民族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著有《边缘叙述》《大山之子》《麻栗坡县民族志》《永远生活在作品中——云南麻栗坡地区百年文学艺术文献汇编》《滇南边地文化初探》等文学、地方志专著,曾任麻栗坡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麻栗坡县年鉴》《麻栗坡方志》主编。研究方向,少数民族地方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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