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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苗学研究与人才战略的思考
作者:萧大元 杨德红 萧荷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19-01-18 阅读:533



摘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人们对精神生活需求和渴望也日趋强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纷纷成立了各自民族研究协会,为各自民族文化的挖掘、整理和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苗学协会也应运而生,近几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苗学研究,为我国民族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那么,我们苗学研究的内容、目的是什么?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一目的。与人才战略有怎样的关系?值得大家探讨和理性思考。我也知道,这个题目有点大,不是我们这些草根学者能做好的课题,但愿提出来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关键词:苗学、苗学研究、苗学内容、苗学研究的目的、方法论、人才战略,苗学与人才的辩证关系

苗学研究,是一门新兴学科。苗族历史悠久,内容广泛,加之史料记载甚少,或语焉不详,研究起来的确不易。解放前,苗学研究这一领域几乎是一块空白,一片处女地。解放后,在一部分苗学专家学者的辛勤耕耘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有很多领域值得去探讨和研究,任重而道远。下面笔者就苗学研究和人才战略的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不妥之处,望专家指教、修正。

(一)有关苗学的几个问题

1、什么是苗学,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作者简介

萧大元,男,196610月生,黎族,湖南城步人,中共党员,大学文化,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主要从事苗歌,民俗文化,诗联研究。

杨德红,女,苗族,1978年生,湖南城步人,大学文化,中学语文教师,主要从事苗族文化及对联研究。

    

“苗学”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88年在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召开的“贵州省苗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据李炳泽先生的说法是:“苗学是研究苗族各方面的综合性学科,其中包括历史、语言文学、艺术、民俗等方面”。贵州民族大学中文系康丹灜认为:“苗学是以苗族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兴学科,有关苗族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艺术、科技、人口等各个方面。具有包罗性、交叉性等特征,苗学的优点在于实用性“苗学”,是研究苗族共同体的特点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以上两位先生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只能算是对“苗学”的一个诠释,算不上科学的定义。但有关苗学的定义,我在网上或有关资料查询,尚未得到较满意的答案。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厚且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但有关记载苗族历史文献资料甚少,研究的人员也不多,成果也不显著。可以说在解放前,对于苗学的研究是一块空白,以前的正史或野史,传说只是零星的有一些记载,谈不上有什么大家研究苗学,在苗学研究领域里也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不能不说是我们苗学研究者的悲哀,尤其是苗族后裔的悲哀。尽管解放后,有不少专家学者着手于苗学研究,但成就不显著,也不够全面。但自从1988年在贵州黄平成立了“贵州省苗学研究会”以来,我国西南、中南诸省纷纷成立了“苗学协会”。由于国家重视,苗学研究机构,研究人数,专著论文越来越多,研究成果也明显提升了品位。呈现出成熟的态势,但我国“苗学研究”在国际上地位并不高,含金量也不重,话语权不响。故我们苗学研究的路还很长,任重而道远。

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苗学研究的内容太广泛,大到政治、经济,小到民俗、民风。但我认为不外乎国家民委原副主任周明甫先生所概括的五个字“历史与发展”。作为苗学研究者,首先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我是谁”?是一个定位,我是苗族人或者我是研究苗族的学者,只有把这个调定好,方能明白你要干的是什么事。第二个问题是:“从哪里来”?其实就是我们苗族,苗人的历史,这是一个复杂的研究课题,也是一个很厚重的话题。例如:关于苗族的族源问题,说到苗族,大部分人会想到蚩尤,视作为苗族的祖先,认为他所带领的九黎部落即是如今的苗族。故今重庆彭水县建造了规模宏大的蚩尤“九黎城”以示纪念。有些学者在研究苗族族源时涉及到伏羲、女娲、祝融等;张岳奇先生在《蚩尤能否引作苗族族源》一文中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苗族与蚩尤无关;法国学者萨维那则认为苗族是纪前居住在伊朗高原的都兰人的一部分,后来迁徒到西伯利亚,再才到中国。诸如此类的说法,各执一词,众说纷芸。加之时间久远,又无史书记载,学者们只能从一些资料推测,苗族祖先到底是谁,最先居住在哪里?也没有足够的史实论证,所以这是一个悬而难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论证。至于第三个问题:“到哪里去”?那就是一个“发展”的问题,我们研究苗学就是在传承和发扬我们祖先优秀的文化,为现在服务,利用的历史文化资源更好地发展未来的经济。这就是我们研究苗学的重要目的,总之,研究任何一门学问就是继承与创新,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生活,创新未来发展。

2、苗学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做任何一门学问应该是有明确的目的性,正如做人做事一样,做事无目的,就像无头苍蝇一样瞎撞;做人,人生漫无目的,便是瞎忙,白活。作为苗学研究者,应该具有自己研究方向和领域,而不是瞎搅和,否则就会像“白头翁”虚度年华,一事无成。笔者认为从事苗学研究工作的目的,就是探究苗族发展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不仅需要研究物质性的东西即物质文明,更要研究精神层面的东西即精神文明。精神领域的“意志”、“信仰”才会永远激励苗人甚至整个炎黄子孙奋勇前进。当然每一个研究者可以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研究领域,不可面面俱到。苗族作为中国较大的少数民族,且历史悠久,在炎黄子孙缔造中华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作出过重大贡献。五帝时期,被尊为苗祖先的蚩尤被炎黄二帝联合打败之后,不得不从黄河流域南迁到达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居住在现在的湖北,湖南、江西一带。在春秋战国时期苗族作为主体民族建立楚国。后来秦灭楚,便西迁至贵州、四川等地,以“武陵蛮”“五溪蛮”称,至今为止,我国苗族同胞主要分布在中南、西南诸省,一直受到“异族”的排挤和驱赶。苗族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始终处于受压追和剥削地位,所以政治地位不高,经济环境也不好,也不见哪位苗族领导者创立过什么王朝。不知楚王是否是苗族?故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我们苗族先人在政治、经济地位上始终处于劣势,所以有关正史对我们苗族记载甚少,正史记载较多就是明清时期的苗民起义。尽管如此,这也正是苗学研究的课题和研究的目的。

苗族先民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虽然政治,经济地位不高,但从历史文化、艺术看,创造丰富精神文明,他们顽强进取,开拓创新,匡扶正义,敢于抗争的精神就是我们苗人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从苗族先民经历的五次大规模迁徙足以证明我们苗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

第一次迁徙(五帝时期),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被炎黄二帝联合打败后,大部分苗族先民南渡黄河,定居于黄河以南的长江中下游一带,经过四百多年的发展,建立一个新兴的部落联盟——“三苗国”。

第二次迁徙(尧、舜、禹时期),禹继位后,联合三苗共疏九河,夏禹治水成功后,认为“三苗”对自己的统治地位有威胁作用,于是攻打“三苗部落”,有史记载,战争持续七十天左右,“三苗部落”被打败,只好向南迁徙至江西、湖南,在崇山峻岭中隐居下来。

第三次迁徙(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通过“商鞅变法”之后国力日趋强大,逐步打败了其它六个诸候国,公元前223年灭楚。秦灭楚后,作为楚国的主体民族的苗族向西向南迁徙,一部分迁至贵州、四川等地,以“武陵蛮”、“五溪蛮”称,另一部迁至广西,还有少数去了海南岛。

第四次迁徙(秦汉至唐宗时期),秦汉至唐宋时期,封建王朝对“武陵蛮”、“五溪蛮”采取一系列大规模军事行动,迫使苗族再度向西、向南迁放湘西南和广西,有的又由桂北进入黔南,黔东南。

第五次迁徙(元明清时期),由于战乱和天灾等原因,苗族继续从武陵、五溪地区迁入贵州、广西和四川,并由广西、贵州和川南经过不同路径进入由云南,再由云南、广西迁徙到越南、竂国和泰国。

即使是上世纪的1975年至1984年,东南亚战争又迫使苗族从东南半岛向美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等地迁徙。不知道这小规模的迁徙可不可以算是第六次迁徙。

作为论文阐述,本不该把这些材料罗列于论文中,这五次苗民大迁徙只能作为论据来阐明某种观点,但笔者只所以赘述于文中目的有二。第一,让读者初略了解苗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苦难史。苗族子民自从五帝时期,被炎黄二帝打败蚩尤之后,苗族子民基本就是被“异族”排挤、驱逐、追杀的历史,从蚩尤时代的黄河中下游驱赶到长江中下游,再由长江中下游这块宝地赶到江西、湖南、重庆、贵州等崇山峻岭之山区生活,后来又被驱赶到川南、云南、东南亚等地,每开垦出一片沃土,又被异族所霸占,不得已又迁徙,整个几千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苦难史。过着颠沛流离、灾难深重的生活,其根本原因便是受侵略、受战争,人为灾难所至。不管怎样,苗族先民除了奋勇抗争之外,为了生存不断开辟新的“根据地”。所以学术界把苗族比作是“东方的犹太民族”,与犹太民族的遭遇有惊人相似之处,这也是苗族先民的优秀和伟大之处。对于本民族来说是一场场灾难,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来说,贡献是巨大的。其实也符合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落后挨打”。英国学者达尔文先生在《物种起源》中所阐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的规律一样。我国民间也流传这样一句话,人生有三宝:“丑妻、薄田、破棉袄”。我们苗族先民所开垦的黄河中下游、还是长江中下游,都是我国上等的沃土,是农耕生产最佳的自然环境。还是强者人人都会垂涎三尺,都想占有。古今中外都是一样,譬如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前是世界强国,中国周边国家像东亚、南亚、东南亚都是中国的附属国。鸦片战争之后,清朝政府腐败无能,致使后起之秀的英、法、德、意、俄、美等国无不垂涎中国这块肥肉。尤其是“二战”时期的日本更加放胆放肆,就是要侵占中国,借口什么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一句话,一个民族要侵占另一个民族其目的就是为了“利益和疆土”,这一野性、动物性恐怕很难驯化。几千年来中国儒学的“大同世界”,古印度的佛学的“因果报应”及基督教教义等等,无不想建立一个稳定和谐的“大同世界”,但侵略战争始终难以停息。

第二、从这五次大迁徙过程看,读者可以从中明白一些道理,苗族先民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在政治上受压迫、驱赶、追杀,在经济上尽管做出过重大贡献,但始终处于受剥削的地位。但苗族先民为我们后代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一,是有顽强的生命力,开垦建设一处被侵占,开垦另一地域,“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其二,英勇反抗、屡败屡战,永不言败的精神。五次大迁徙就是战争失败所致,但哪一次是举手投降而没有奋起反抗,苗民起义频繁,故民间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说法。其三,勤劳勇敢,开拓创新精神,其四,为后人留下了文学作品,民俗民风,服饰文化、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物质文明,总之研究苗学的目的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苗族先民为我们创造的优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地激励我们去开创新生活。

3、关于苗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作为一个草根学者,谈论“方法论”问题是否有点大了、过了,不自量力,是不是有班门弄斧之嫌。既然提出来了,只好硬着头皮走下去。前面笔者提到“苗学”的概念,苗学研究的内容,目的,那么要想达到苗学研究这一目的并做出一定的贡献,方法论的问题自然 少不了,只有运用正确的方法、途径才能到达目的。否则就会南辕北辙,永远到了你要想去的地方,就下面几个方面略作分析。

第一、苗学研究要尊重苗族的发展历史,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审视苗族的发展过程,真实客观反映苗族先民在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不能主观臆断,或者从文献资料中断章取义,想当然。更不能听风就是雨,把道听途说的东西当成真理。研究任何一门学问一定要采取严谨态度。

第二、苗学研究应注重辩证否定的治学态度,既要挖掘我们苗族先民给我们创造的留传下来的优秀文化,又要掘弃那些腐朽的东西,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应该是持辩证的否定。如:湘西一带“放蛊”“赶尸”,这些异术是一些负能量的东西,对人类、对社会起到一个危害作用,故我们给予批判,否定,摈弃。而不能把它当成什么“神密”的东西来博取噱头,以致误导我们苗族的传统文化。至于湘西凤凰一带流行的诸如“上刀山下火海”、“开庙吃血”等异术,到底是迷信还是科学,不管如何选择,笔者认为对我们社会发展,人们的生活没有什么益处,只不过是吸引观众,游客的眼球而已,不值得提倡传承。但是在苗族发展过程中流传下的一些优秀的东西,如优秀的文学作品,手工艺品、饮食文化等,既有实用价值、经济价值又具有审美价值,值得发扬光大。例如:城步苗族自治县苗绣传承人伍前金的苗绣,凤凰民族企业家向绣平的苗绣和蜡染。

第三、在苗学研究过程中应注重“继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就是在我们研究苗学的过程中善于挖掘整理苗族历史发展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成为我们后人的精神食粮。在先辈们创造的成果之上不断创新,不断前进,更好地服务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其实也是我们研究苗学文化的重要目的。例如战国时期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是楚国三闾大夫,不管他族别是什么?都是苗族人及至中华民族的骄傲。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他的忠君理念以及他的离騒体文学贡献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因屈原引发出来的“端午节”,“赛龙舟”等民俗和民族体育活动值得大作文章,不管是“继承还是发展”都有丰富的内涵。据说“端午节”还被韩国向世界申请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倒成了一个笑话。随着世界旅游业的发展,全世界各地都在争夺传统文化资源,注重名人效应。我个人认为有好的自然景观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只不过是满足游客的“饱眼福”,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历史文化积淀的作用。我国的“三山五岳”,名山大川无不被佛教和道教等占据,尽管也有文化名人留下只言片语文章,对联或墨宝,但没有真正实现社会教化的作用。我们这些所谓的研究者,不管是研究哪一个少数民族还是研究某个领域的文化现象,其目的是服务现在,发展未来,所以我们务必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第四、我们在研究苗学时要正确处理好“小家庭”与“大家庭”的关系。苗族文化只不过是中华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庭”里的一员,属于“小家庭”,我们苗族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这个大环境,大背景。所以我们不能在研究苗族文化时而去伤害另一个民族,更不能恶意贬低或诽谤别的民族文化。我们研究自己的文化,就要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养料,更好地发展自己的文化,更加促进民族的大融合,从而实现稳定和谐中国的伟大复兴之梦。

(二)关于人才战略的几个问题

1、什么是人才?如何树立正确的人才观?

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简单地说人才就是劳动者。但这种劳动者应具备“能力和素质”这两个要素,其评价标准便是对社会是否有贡献,当然贡献可以不论大小。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的细化,所需的人才也具有多样性,正如俗话所讲的“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人才,有谋事之才、谋略之才、将帅之才、栋梁之才。一个国家人才的众寡优劣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兴衰存亡,一代又一代的人才在各自的历史时期不辱使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推动着社会的发展。我个人认为: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团队,其领导者非常重要,决定其国家、企业、团队的兴衰荣辱,不管是历代封建王朝还是当代社会现实生活无不证明了这一论题。例如:唐玄宗李隆基前期亲政仁民,勤于朝政,关怀自己的子民,开创了“开元盛世”的繁荣局面。后来疏于朝权,宠信奸臣,与贵妃饮酒作乐,结果来个“安史之乱”,唐朝由此走向衰落。原云南红塔集团的掌舵人,领军人物禇时健,把一个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整成一个为国家创了991亿元税收的亚洲烟草大鳄。后来以“经济问题”被判无期徒刑,时年71岁。其唯一的女儿因受牵连被判刑,不久在狱中自杀。三年之后因严重糖尿病保外就医,带着妻子上哀劳山种田,后承包了二千四百亩荒地种橙子。人家的橙子论斤卖,而禇时健的励志橙即“禇橙”按个数卖,多少钱一个,畅销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为他的农民团队创了不少的收入,时年已85岁。一个优秀的领导者,总会让他的企业、团队优秀。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先生,商界巨子、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先生无不景仰他的领导才能和奋斗精神,也完全可以说是中国人的骄傲,我们华夏子民学习的楷模。所以我非常欣赏西方的一句名言:“一头狮子领导的百头绵羊可以打败一头绵羊领导的百头狮子”,说的就是领导者、领军人物的重要性。单就我们苗学研究这一领域来看,20149月,苗学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以来,不管是学术论文的发表还是专著的出版是有史以来的丰产期,苗学研究的团队也逐渐壮大,研究人员近二万人,既有大学教授、专家,也有民间草根学者,苗学发展各方面的资源也得到了充分的整合。但是,不管学术产能,还是学术队伍都有待发展,特别是苗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要不断发现、培养、重用,才会让我们这个苗学研究事业更加兴旺。否则,在国际上没有学术地位,难以形成大气候。

关于正确的人才观树立的问题,其实就是人才即劳动者与社会关系的问题。一个人所生存的时代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不可分割的关系。如何处理劳动者个体(人才)与社会整体的关系,是人才健康成长必须思考的问题。人才个体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要以自己的才智为社会、国家服务为目的,要主动地、积极地融入社会大环境,同时社会、国家也要为有用之才有志之才创造好平台,让其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更好服务于社会,为国家创造财富,为社会作出贡献。像有些人恃才傲物,没有把自己融于社会大环境,玩世不恭,自命清高,这样不仅没有成为社会有用人才,反而会成为社会的绊脚石,甚至是社会的罪人,像那些吸毒败毒分子,那些利用高科技犯罪之人均属此行。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和他的“汪伪集团”便是明证。像古代一些有才学之人,如杨修,学识广博,智商超人,屡屡与曹操斗法,其才能不但没有发挥,对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反而“聪明反被聪明误”,自取灭亡。像历史上曾国藩虽智商不高,情商却发挥到了极致,进退自如,在官场上永远是一个“不倒翁”,且对清朝末年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共产党团队中的周恩来总理,心系百姓,忠于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确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像林彪则不顾国家利益出逃苏联,结果葬身火海,死于异国他乡。所以每个人的才能应放到时代和社会中去考量,把个人才能与社会、国家相融合,真正做到像范公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才能成为社会真正的有用的人才。为自己的祖国和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否则智商再高,学识再广,也只会碌碌无为,干不出什么大事的。

2、人才的发现、培养和任用?

任何一个智力正常、身心健康的人都会成为人才。但人成才是需要一个成长过程的,一方面需要自身努力,另一方面也需要一个好的社会环境。人才就好像是混在沙砾里的金子,需要人去发现打造,否则也难以为社会所用,埋没于尘世间。正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在《马说》里所阐述的一样,“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衹辱于奴隶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这就说明了发现人才的重要性。正如世人所说:人的成长需要遇“贵人”,这里的“贵人”就是发现人才的领导者,韩愈《马说》所说的“伯乐”。自古至今,那些未遇“伯乐”之人才,常常自认为“怀才不遇”,事实上成就大事业的“将帅之才”、“谋略之才”、“栋梁之才”无不与“伯乐”有关。“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个典故说明了韩信之所以成为刘邦的将帅之才,与萧何的发现、培养、重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刘备的“三顾茅庐”成功了诸葛亮的历史地位,左宗棠的成功离不开曾国藩的发现,栽培和包容;姜子牙在未遇文王之前只不过是一个垂钓于渭水磻溪的垂钓者,时年72岁。后来得周文王的器重,委以“太师”,尊为“师尚父”,被后人尊为“百家宗师”。宋朝岳飞少年不思进取只顾愚玩,经周侗启蒙打磨后建立了“岳家军”,让上金兵闻风丧胆。以上事例无不说明了“伯乐”、“贵人”在人才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

在我们苗学研究领域里,也需要更多的“伯乐”“贵人”。在研究苗学的过程中,不断去发现人才,培养和重用人才,给他们创造更好的事业平台,让他们的爱好,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使他们成为苗学研究领域的佼佼者。最好培养出更多的领军人物,让我们苗学研究领域出现更多更好的论文、作品、团队,改变当今苗学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大陆在苗学研究的影响力。力争几年后,大陆的苗学研究达到“国际认同”、“国家认可”、“社会认定”的目的。人才培养,尤其领军人物不断涌现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3、人才的成长与社会环境的关系

大熊猫为什么生存于中国四川,而不是美国纽约;针鼹为什么生于澳大利亚而不是法国;雪莲生存于青藏高原而不是在江南水乡;骆驼刺为什么长在沙漠而不长在珠江平原;荷花为什么要长在淤泥里而不是旱地里。无须问“为什么”,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会有自己的生存环境,否则就难以存活。一棵树能否长参天大树,需要肥沃的土壤,适当雨水和充足的阳光。在温室里是不可能长成参天树的,人的成长也跟动植物一样,需要有好的自然环境,但更需要好的社会环境。社会环境可分为家庭环境,家国环境和历史(时代)环境。家庭环境好比就是人才成长的土壤,土质的好坏优劣就是人才成长的基础,它包括家庭出身,家庭教育和父母素质。在隋朝科举制度没有实行之前,家庭出身是非常重要的。普通的家庭很难进入上层社会,不管那个人有没有能力。家庭教育与父母素质也是人能否成才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母亲对家庭、对后代的影响力更大,历史上有足够的典型事例可以能证明这一论题。“孟母三迁”成就了孟轲在儒家学说里“亚圣”的地位;宋代欧阳修的母亲,家贫无力买得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用荻杆培育出一个北宋文坛领袖;“岳母刺字”刺出一个令金兵闻风丧胆的“岳家军”;范仲淹、宋濂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第二、家国环境。一个国家只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各种人才建立一个好的施展才华平台。像建国初期,中国为了提升自己的军事实力,研究“两弹”及建立“两弹”基地为钱学森、邓稼先等一批优秀科学家打造了一个好平台,也为中国挤身于拥有“核武器”的第三个国家。自从隋朝科举取士制度实施之后,为人才的培养、选拨,重用创造了一个好的平台,为人尽其才创造了一个好条件。清代诗人龚自珍发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格降人才”的呐喊。所以国家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培人,选人、用人的制度,尽可能做到“人尽其才”。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与人才有着重大的关系,尤其是领导人才,将帅之才,谋略之才、栋梁之才在社会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二战”期间,美国在全球抢夺人才资源成就了战后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伟大的科院学院士袁隆平带领他的团队培育了杂交水稻,不仅解决了中国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而且对世界粮食问题的解决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时代(历史)环境。时势造英雄,人才的成长跟历史时代、社会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战争年代造就了许多将帅之才,英雄人物,三国时代曹操、刘备、孙权等,曾国藩要不是太平天国运动,也许打造不出如此著名的帅才,左宗棠、李鸿章亦如此。我们新中国的“十大元帅”,“十大上将”等都是战争打造出来。春秋战国动荡时期,不仅培养出像张仪、苏秦这样谋略家,也培养出像廉颇、白起、孙宾这样军事家,更值得大书特书便是出现了一大批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呈现了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为中国古代灿烂文化写下辉煌一页。每个历史时期都会出现一批与时代相对应的杰出人才,“江山待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万年”,是最好的总结。但是,在历代封建王朝也有压制扼杀人才的时代,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明清时期的“文字狱”就是强有力的证据。

在当今的中国,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谐,是一个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好时代,为学术研究创造了好的环境。也是我们苗学研究大展宏图的好时候,所以我们不能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在我们苗学研究这个小天地里培养更多更好的专业人才,让我们苗学在中国民族学的花园开得更加鲜艳。

(三)苗学研究与人才战略的关系

苗学作为一个学科研究,离不开人才,人才就是生产力。再有价值的学科,如果没有团队去研究也做不出任何成果,更不可能服务社会,所以人才是关键。尤其需要培养,重用一大批德才兼备领军人物,需要一大批教授、专家、学者去辛勤耕耘,才会出成果。另一方面,人才也需要选对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选择错了也许要走不少弯路,有可能一辈子也无收获,所以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参考文献

1、李炳泽《简明华夏百科全书》(1998

2、麻勇斌《苗族民间异术简史》

3、麻勇斌《中国苗学的学前走势与未来预景》

4、《苗族研究概述》

5、张岳奇《蚩尤能否引作苗族族源》

6、百度词条:“苗学”“屈原”“端午节”“人才”“曾国潘”“开元盛世”“禇时健”“杨修”“孟母三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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