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叫石显孝，字少清，一生用名少清，逝世后碑文刻显孝。生于1910年，卒于2002年，享年93岁。逝去后葬在寨勇甲石水井边，与母亲潘玉珍的坟墓并排。

父亲生前常说自己是寡崽出生，爷爷奶奶生下他们三弟兄，大伯石显金，二伯石显义，父亲石显孝。三兄弟很小的时候，爷爷奶奶都不幸病逝了。

听父亲说，大伯石显金，在爷爷奶奶去逝后，却染上了吃鸦片烟的坏习惯，还不到17岁，就生病死了。当时二伯12岁，父亲8岁，两弟兄用稻草把死去的大伯包起，费了很大力气，才抬到寨勇西边的牛滚荡，就抬不动了，挖了一个坑就埋了(1983年，父亲与二伯一道，给大伯垒坟立碑，主碑文刻:石公显金之墓)。

后来，二伯与父亲就各人自寻生路，二伯帮人当长工砍柴，父亲帮人赶鸭子。都是为了讨碗饭吃，为了活命。

父亲从8岁帮人赶鸭子，没想到这就成就了他终身的职业。解放前有一大半时间是帮人赶，一小半时间是给自己赶;解放后先是给高初级合作社赶，然后是给人民公社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给自己赶。从8岁赶到79岁(其中，只间隔几年当抱师，即在抱房用谷子孵小鸭)，基本上就是一生与鸭子打交道，是黄平及周边余庆、瓮安、福泉一带有名的石鸭客。

父亲虽然是农民，但一辈子没犁过田，打过钯，插过秧。
父亲赶鸭到79岁时，我们四兄妹商量，不准父亲再赶鸭了，不愿意看着他再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最担心他摔倒在烂泥田中。

父亲开始非常的不情愿，说什么不让他放鸭子了，就是不要他活了的气话。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我们兄妹的意见，把鸭子卖了，把鸭杆甩了。

从我懂事起，我就没有看见父亲干过一天的农活。在旧州方圆几十公里之内，人们只知道他叫石鸭客，大部分人都叫不出他的真实名字。

父亲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但苗话说得很流利。家谱记载入黔始祖叫石荣，系山东青州府寿光永和村人氏，是明朝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来到贵州的。

我的生母吴氏、继母吴氏和一手把我抚养长大的母亲潘氏都是彻头彻尾的苗族。

我儿时哇哇学说话时，苗语就成为了我的第一母语，汉语反而成了我的第二语言。

回忆儿时，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一些事，自今仍铭刻在我心中。

1957年，父亲带我去石牛小学报名读书，刘氏老师叫我用汉话数一至十的数字，我竟是用苗话来数的。当时老师就对父亲说，先带孩子回去学会汉话，明年再来报名读书。

但后来有个女生没来读书了，空出一个名额，刘老师就跑到我家来。她对我父亲说，让孩子去读书，我一面教他说汉话，一面教他认字。第二天，父亲就带着我去办了入学手续，没过几天还上街帮我买了一个仿皮书包。

有一天，我和二哥去石牛小学上学，可二哥却带我去刘昌坝洗澡玩去了，也就是逃学了。

早放学回家的同寨小朋告诉父亲说我们缺课了，他非常生气，拿着一根竹片在我家门前的河沟边等我们，有人转告我两兄弟，我们不敢回家了。天黑了，我们弟兄躲在离家不远的水井边，父亲打着火把大声地喊：“老金、老四，你们在那里，你们回家来，爸爸保证不打你们。”

二哥用手捂住我的嘴巴，我却挣扎开回答了父亲: “我们在这里。”父亲走到水井边，一句话也不说，便领着我们回到了家，我立即躲在母亲的身后，好怕挨父亲的打。

此时的父亲已没有了怒气。他说：“老金、老四快吃饭，以后不准再逃学了，要好好的读书。”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弟兄俩跟父母赶鸭子三年半多，和父母朝夕相处。虽然没有明确分工，但一般情况是，父亲负责对外，主要是赶场采买，挑鸭蛋上交生产大队，采点搬鸭棚子，编织竹篮卖等。

母亲则负责对内，主要是看鸭棚子，煮饭，采野菜，逢补衣服等。

我和二哥则主要负责放鸭子，一般是父亲带着我们把鸭子赶到一朝田中或水沟边，他嘱咐几句就走了。

由于整天整天的和鸭子打交道，我对鸭子的毛色、习性、爱好等，都有了相当的了解，并给一百多个鸭子几乎都取了名字。

一次，我和二哥赶鸭子在教场坝，我看见犁田的人突然停下来，用油菜杆和泥巴像在盖什么东西。傍晚收鸭子回圈，怎么数都少了一个鸭子，我认认真真的点看了两遍鸭子，我对父亲说：“大麻花不在了，我下午看见犁田的人，好像在田中用泥巴盖了什么东西似的，我们去油菜田找。”

父亲立即和我来到下午放鸭的田边，我下田去把犁田人盖的泥土一抛开，“大麻花”果然就埋在泥土中。

父亲当时非常生气，提着死鸭子要去找犁田人(赶鸭子在教场坝，犁田人也是熟悉的) 。

母亲说：“不要去找了，把鸭子打整来吃了就算了。” 

这之后，父亲对人说：“我家老四很精灵，对100多只鸭子都取了名字，丢了哪一个，他能把丢的鸭子都叫得出名字来。”

又有一次，我和二哥看鸭子时，在田坎边上睡着了，鸭子翻过田坎去把生产队的秧田造了，父亲赶场回来知道后，从我手中抢过鸭杆，追着二哥打。事后给生产队作出一定的赔偿。从此后，我和二哥看鸭子时再也不敢睡觉了。

1963年，我在石牛小学插班读书，1965年，我考上黄平旧州中学，1966年，二哥参加铁路工作。父母就带着小妹赶鸭子了。

我们和父母赶鸭子时，一般在150只左右，有120只属于集体即生产大队的， 有30只鸭子左右是属于自己的(但不能公开，当时是不允许的)。一般在一月左右，父亲就要杀一只鸭子来改善生活，鸭毛和鸭骨头是要挖坑埋掉的，并不准我们对外说杀鸭子吃的事。

父亲是生活中的另类，顾外不顾家。他放鸭子所找的钱，从来不交给母亲，相当一部分是拿来做善事。在旧州、石牛、红梅、浪洞、松洞、平溪坝一带，人们都说: “石鸭客是最喜欢做好事的”。

我读旧州中学时，父亲是很少很少给我钱的。但他却一次性给一户困难人家28只鸭子。这户人家是从很远很远的高山上搬来旧州住的。夫妻俩带着4个孩子，在原旧州车站坎下搭了两间小茅房，又没有职业，4个娃娃饿得像干柴似的。“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说他们是非法流动人口，不顾4个小孩哭叫，硬揪着他们夫妇上街游行批斗。我回家去对父母说到了这件事。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父亲上街去实地察看了这户人家，然后毅然做出决定，把自家的28个鸭子送给这户人家。父亲对他们夫妇说：“我送给你们28个鸭子，好好的赶鸭子来养活你们的4个孩子。”后来，这户人家也成为了旧州一带有名的鸭客。

父亲一辈子最喜欢最常做的一件善事，就是救助五保户，在旧州东门、教场坝、石官坝、老里坝、平西坝，以及红梅、松洞、浪洞等地方，他先后救助过的孤寡老人至少在30人以上，其中有七八是固定救助的。救助方式主要是送钱，送衣，送鸭蛋，有时也送粮食，送蔬菜等。

记得有一年快过年了，家中杀了一头猪，有一半上交给集体生产队，另有一半，父亲让母亲用大部分做成了33碗扣肉。  

我问母亲：“为什么做这么多扣肉”？母亲回答：“你爸自有用处。”母亲对父亲要做的事情，从来都是不反对的。

结果，父亲用箩筐挑了30碗扣肉，亲自上门去逐一送给30个孤寡老人，我们自家只留了3碗。

父亲做善事既慷慨又舍得，对自己家人却不以为然。他从来不主动给母亲一点钱。母亲要买衣服了，他就给母亲买衣服的钱，他有事不能上街采买了，就拿出一点钱来让母亲代为上街采买。

1975年至1978年，我在贵州大学读书三年，父亲没有给过我一分钱。当然，我对父亲没有丝毫的埋怨。

也许是父亲有意让我吃些苦头，让我知道去努力、去奋斗，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吧！

在我的记忆中，父母感情很深很深，从未见他们吵过一次架。父亲偶尔有时生气，母亲就拿着鸭杆走了，或者扛着锄头上坡去了，父亲的无名火也就熄灭了。

父亲生活很有规律，一日三餐，早晨7点，中午12点，下午7点，早了吃不下，晚了又饿得受不了。母亲总是保证他按时就餐。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和我们弟兄吃胡萝卜、野菜和米煮成的半干半稀的饭，可母亲却始终要保证父亲有一小碗尽白米干饭。用母亲的话来说，只要你们的父亲身体不垮，我们一家人就不会饿死。

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母亲一个人承担了家中的责任地，她一点儿也不要父亲帮忙。父亲的鸭棚子也不往外搬了，就近赶放鸭子，鸭子也在逐年逐年的减少。

1986年，父亲不知从哪里得到信息，夫妻双方是少数民族的可以生育两胎。他让满孃打电话给我说：“爸爸叫你们带着小莉 (我女儿) 回家来”。

我问满孃：“有什么事，是不是爸爸生病了”？

满孃说：“不是，可能是爸爸老了，他想你们了。”

第三天，我们向单位请了假，一家三口乘班车赶回到黄平旧州老家，一家人吃完晚饭后，父亲突然叫我们夫妻坐在他的面前。

父亲严肃地说：“你们是吃国家饭的，如果没有政策，我是不敢喊你们再生的，怕你们丢了工作。可现在国家有政策，夫妻双方是少数民族的可以生育两胎，我让你们回来就是为了谈这个问题，不管生男或是生女，你们再生一个。”

我回答父亲：“我们都已经办理了独生子女证了，已经享受独生子女待遇了。”

父亲说：“我不懂什么是独生子女证，也不晓得这个那个待遇的。但我晓得，国家现在有了政策，夫妻双方是少数民族的可以生育两胎。这由不得你们，不管是生男生女，必须得再生一个。”

1988年8月6日，我们生育了第二胎。父亲听说是男孩，他特地上街买了一个猪头，敬供了菩萨。

父亲赶鸭子到79岁时，我们兄妹4人商量，劝他把鸭子全卖了，不要再风里来雨里去。

母亲也对父亲说：“把鸭子卖了你就天天上茶馆，家里的事不用你管。”

父亲终于同意把鸭子卖了。母亲对他说：你只管天天上街，只不过要回来早一点，不要让我老为你担心。

父亲一辈子不喝酒，不抽烟，就喜欢上茶馆，喜欢和一批与自己年龄相当的老朋友，边喝茶边吹牛，什么话儿都谈。

父亲和茶友们一天不见面可以，两三天不见面可不行。79岁不赶鸭子后，他还学会了跟茶友们打一分钱的点点红。有时候会为一张牌，也和茶友争得面红耳赤。

父亲赶了一辈子的鸭子，他属于找多少吃多少，吃不完就送人的那类人，一点儿储蓄也没有。那时候我工资也不高，每个月给他寄150元的茶水钱，有时候大哥、二哥也送他一点。

父亲几乎天天在家吃了早餐后，就走两公里路到旧州街上的茶馆，中午到东门满孃家吃午餐，又回到茶馆玩到下午6点钟，走路1个小时回家准时吃晚饭。

1996年8月，母亲突然病倒了，她从来不去医院的，这次不去不行了。她左上腹长了一个包，吃不下东西，吃了就吐，在医院全靠输液。

据满孃说：母亲痛得汗水大颗大颗的淌，父亲就坐在病床边上哭，哭得很伤心。母亲叫父亲不要哭，哭了她会更加难受。

满孃问母亲：“要不要通知在贵阳的两个哥？” 

母亲说：“不要通知他们，他们工作忙，不要让他们为我担心。”

母亲住院20多天，先是输液，后又是输血，但病情不但不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左上腹的包块越来越大。

母亲逝世的当天上午，她可能预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她才要满孃给我打电话，满孃回答她：“昨天已经打过了，贵阳的两个哥今天就要赶回来。”

但是，母亲没有等到我和二哥回到旧州，她上午9时走了，我们下午4时才回到旧州。我们没有在母亲断气之前出现在她的面前，让她带着遗憾的心情告别了人世，使我感到十分的内疚。

把母亲安葬完后，我返回了单位上班，二哥二嫂暂时留下来照顾父亲，没过几天，他们也返回贵大食堂上班了，满孃和满姑爹就接父亲去旧州东门和他们住。

一天，我突然接到满孃打来电话，她说：“四哥，你快把爸爸接到贵阳去，他说去茶馆，实际上他悄悄的回寨勇妈的坟上去哭，怕要出事的。”

我立即请假回黄平，把父亲接来了贵阳。

我的家就在社科院内，我到单位报到后就回家来陪父亲。  

在贵阳住了4天后，父亲说：“他要回家”。

我说：“我带您去昆明三姐家好吗”？

父亲说：“好”！

我带着父亲乘了一个晚上的火车卧辅，来到了昆明三姐家。

三姐是中间的一个继母生的，继母逝世后，三姐选择在寨勇跟父亲住，父亲培养三姐读书，后来本村的志愿军杨光祖回乡来收亲，经人介绍，三姐和光祖成了家，后来，光祖姐夫哥转业在昆明火车站凉亭货场工作直至退休。

我把母亲逝世父亲难过的事给三姐和姐夫谈了，他们就陪着父亲天天出去玩，让他的心情稳定下来。

我就租了一部自行车，天天到云南社科院查资料，我们在昆明居然呆了11天。

我要回单位上班，三姐和姐夫要留父亲继续在昆明住，父亲不愿意，我又只好带着他回到了贵阳。

回贵阳后，父亲的心情稳定多了，每顿能吃两小碗饭了。他对我说：“老四，你上你的班，不要老是一天陪着我。” 

他在家里一面看电视，一面剥着葵花。两天要剥一斤葵花，两天要吃一斤卤鸡脚，说话的声音又响亮起来了。

当时父亲年87岁，思维清晰，没有落一瓣牙齿，看电视还清清楚楚的。

可能是七八天后，父亲突然不想吃东西了，也不剥葵花了。我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我梦见你母亲了”。并要我送他回黄平老家去。 

老人很固执，认定了要回老家了，怎么劝也不听。

我只得尊重老人意愿，把父亲送回去交给了满孃，但他又常一个人去寨勇。

我和二哥说：“我还在单位上班，你能不能不在贵大打工了，回家去照顾父亲。”

二哥二话没说，就给贵大膳食科写了辞职报告，回老家照顾父亲了。半年后，二嫂也从贵大食堂辞职回去共同照顾父亲。“”

二哥、二嫂对父亲照顾得很好，每天早餐后，二哥即送父亲到旧州街上的茶馆(有时走路，有时坐农用车)。

二哥每天总问老人想吃什么，他就买什么，下午又上街接父亲，或者在飞机场边接。

父亲的中餐都是在旧州街上满孃家吃的，满孃有时候也直接将饭菜送到茶馆去。

我每年的春节回去，父亲总要向我唠叨几句：“你的大哥七个子女，他身体又不好，多亏老金(二哥)照顾我，他很有孝心，又爱弄吃的，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好。”

2002年7月，我出差在云南，突然接到二哥打来电话说：“朝江，你快回家来，父亲绝食不吃东西了。”

我立即买了昆明至贵阳的机票，一下飞机就直奔火车站，坐火车至凯里改乘汽车，当天傍晚8点钟回到家。

我看见父亲有气无力的睡在床上，心里很是难过。我对父亲说：“我帮您老人买了您最喜欢吃的糕点，您吃一点吧”！ 

父亲以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我不吃”。

我说：“您老人为什么不吃东西？您身体好，我在贵阳工作才安心。”

父亲说：“老四你不要劝我了，我不想活了。”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想活了？

父亲说：“我们那一代的人都走完了，剩下我孤零零的。”

我说：“您为什么要这样去想呢？寨上不是还有一个人长您两岁吗？您原来不是说要活到100岁吗？”

父亲说：“你不要劝我，反正我就是不想活了。”

无论我们怎么劝，父亲就是不吃东西，就只喝一点点白糖开水。

我陪父亲坐了3天，看到他不吃东西，我心里实在难过极了，但是又毫无办法。

我对父亲说：“那我接您老人家去贵阳住”。

父亲说：“我哪里都不去了，我就想去会你母亲。”

第四天，单位打来电话有事，我非常难过的离开了家，离开了父亲。

回到单位，我根本没有心思工作，一天至少要给二哥打两次以上电话。

大概回贵阳一个星期不到，二哥打来电话说：“父亲昨天晚上出现了昏迷况态，今天早上起来后，他是横睡在床上的。”

我意识到父亲可能就是最近几天的事了，为了避免出现像母亲逝世时我不在身边那样的内疚，我立即向单位主要领导告假，赶回老家旧州寨勇。

我是下午6时到家的，这时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但还有意识，我喊父亲，他还朝我点头。晚上11点钟，父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从拒绝吃东西直至逝世，历时13天。他是饿死的，不是病死的。

父亲一辈子赶鸭子，风里来，雨里去，身体一直很健壮。他从来不去医院(除有一次被三轮车撞伤住过几天医院外)，从来不吃药打针，至拒绝饮食时止，他身上没有任何疾病。思维是清晰的，眼睛还能和青壮年人一样的看电视，耳朵听力也很好，牙齿还是洁白整齐的，说起话来声音还是响亮的。

至现在我们兄妹都没有完全想明白，父亲为什么要绝食？为什么就不想活了？ 

我想，可能只有一种解释，父母感情很深，母亲一辈子对他照顾得很好，母亲逝世了，对他打击太大了，他完全失去了生活下去的信心。正如父亲自己说的，他想去会我母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