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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作者:石朝江 编辑:张有桥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20-04-29 阅读:4091

我的父亲叫石显孝,字少清,一生用名少清,逝世后碑文刻显孝。生于1910年,卒于2002年,享年93岁。逝去后葬在寨勇甲石水井边,与母亲潘玉珍的坟墓并排。




父亲生前常说自己是寡崽出生,爷爷奶奶生下他们三弟兄,大伯石显金,二伯石显义,父亲石显孝。三兄弟很小的时候,爷爷奶奶都不幸病逝了。

听父亲说,大伯石显金,在爷爷奶奶去逝后,却染上了吃鸦片烟的坏习惯,还不到17岁,就生病死了。当时二伯12岁,父亲8岁,两弟兄用稻草把死去的大伯包起,费了很大力气,才抬到寨勇西边的牛滚荡,就抬不动了,挖了一个坑就埋了(1983年,父亲与二伯一道,给大伯垒坟立碑,主碑文刻:石公显金之墓)。

后来,二伯与父亲就各人自寻生路,二伯帮人当长工砍柴,父亲帮人赶鸭子。都是为了讨碗饭吃,为了活命。

父亲从8岁帮人赶鸭子,没想到这就成就了他终身的职业。解放前有一大半时间是帮人赶,一小半时间是给自己赶;解放后先是给高初级合作社赶,然后是给人民公社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是给自己赶。从8岁赶到79岁(其中,只间隔几年当抱师,即在抱房用谷子孵小鸭),基本上就是一生与鸭子打交道,是黄平及周边余庆、瓮安、福泉一带有名的石鸭客。




父亲虽然是农民,但一辈子没犁过田,打过钯,插过秧。
父亲赶鸭到79岁时,我们四兄妹商量,不准父亲再赶鸭了,不愿意看着他再起早摸黑,风里来雨里去,最担心他摔倒在烂泥田中。

父亲开始非常的不情愿,说什么不让他放鸭子了,就是不要他活了的气话。但最后还是同意了我们兄妹的意见,把鸭子卖了,把鸭杆甩了。

从我懂事起,我就没有看见父亲干过一天的农活。在旧州方圆几十公里之内,人们只知道他叫石鸭客,大部分人都叫不出他的真实名字。

父亲是地地道道的汉族,但苗话说得很流利。家谱记载入黔始祖叫石荣,系山东青州府寿光永和村人氏,是明朝洪武年间调北征南来到贵州的。

我的生母吴氏、继母吴氏和一手把我抚养长大的母亲潘氏都是彻头彻尾的苗族。

我儿时哇哇学说话时,苗语就成为了我的第一母语,汉语反而成了我的第二语言。

回忆儿时,对父亲印象最深的有这么一些事,自今仍铭刻在我心中。

1957年,父亲带我去石牛小学报名读书,刘氏老师叫我用汉话数一至十的数字,我竟是用苗话来数的。当时老师就对父亲说,先带孩子回去学会汉话,明年再来报名读书。

但后来有个女生没来读书了,空出一个名额,刘老师就跑到我家来。她对我父亲说,让孩子去读书,我一面教他说汉话,一面教他认字。第二天,父亲就带着我去办了入学手续,没过几天还上街帮我买了一个仿皮书包。

有一天,我和二哥去石牛小学上学,可二哥却带我去刘昌坝洗澡玩去了,也就是逃学了。




早放学回家的同寨小朋告诉父亲说我们缺课了,他非常生气,拿着一根竹片在我家门前的河沟边等我们,有人转告我两兄弟,我们不敢回家了。天黑了,我们弟兄躲在离家不远的水井边,父亲打着火把大声地喊:“老金、老四,你们在那里,你们回家来,爸爸保证不打你们。”

二哥用手捂住我的嘴巴,我却挣扎开回答了父亲: “我们在这里。”父亲走到水井边,一句话也不说,便领着我们回到了家,我立即躲在母亲的身后,好怕挨父亲的打。

此时的父亲已没有了怒气。他说:“老金、老四快吃饭,以后不准再逃学了,要好好的读书。”

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弟兄俩跟父母赶鸭子三年半多,和父母朝夕相处。虽然没有明确分工,但一般情况是,父亲负责对外,主要是赶场采买,挑鸭蛋上交生产大队,采点搬鸭棚子,编织竹篮卖等。

母亲则负责对内,主要是看鸭棚子,煮饭,采野菜,逢补衣服等。

我和二哥则主要负责放鸭子,一般是父亲带着我们把鸭子赶到一朝田中或水沟边,他嘱咐几句就走了。




由于整天整天的和鸭子打交道,我对鸭子的毛色、习性、爱好等,都有了相当的了解,并给一百多个鸭子几乎都取了名字。

一次,我和二哥赶鸭子在教场坝,我看见犁田的人突然停下来,用油菜杆和泥巴像在盖什么东西。傍晚收鸭子回圈,怎么数都少了一个鸭子,我认认真真的点看了两遍鸭子,我对父亲说:“大麻花不在了,我下午看见犁田的人,好像在田中用泥巴盖了什么东西似的,我们去油菜田找。”

父亲立即和我来到下午放鸭的田边,我下田去把犁田人盖的泥土一抛开,“大麻花”果然就埋在泥土中。

父亲当时非常生气,提着死鸭子要去找犁田人(赶鸭子在教场坝,犁田人也是熟悉的) 。

母亲说:“不要去找了,把鸭子打整来吃了就算了。” 

这之后,父亲对人说:“我家老四很精灵,对100多只鸭子都取了名字,丢了哪一个,他能把丢的鸭子都叫得出名字来。”

又有一次,我和二哥看鸭子时,在田坎边上睡着了,鸭子翻过田坎去把生产队的秧田造了,父亲赶场回来知道后,从我手中抢过鸭杆,追着二哥打。事后给生产队作出一定的赔偿。从此后,我和二哥看鸭子时再也不敢睡觉了。

1963年,我在石牛小学插班读书,1965年,我考上黄平旧州中学,1966年,二哥参加铁路工作。父母就带着小妹赶鸭子了。

我们和父母赶鸭子时,一般在150只左右,有120只属于集体即生产大队的, 有30只鸭子左右是属于自己的(但不能公开,当时是不允许的)。一般在一月左右,父亲就要杀一只鸭子来改善生活,鸭毛和鸭骨头是要挖坑埋掉的,并不准我们对外说杀鸭子吃的事。

父亲是生活中的另类,顾外不顾家。他放鸭子所找的钱,从来不交给母亲,相当一部分是拿来做善事。在旧州、石牛、红梅、浪洞、松洞、平溪坝一带,人们都说: “石鸭客是最喜欢做好事的”。

我读旧州中学时,父亲是很少很少给我钱的。但他却一次性给一户困难人家28只鸭子。这户人家是从很远很远的高山上搬来旧州住的。夫妻俩带着4个孩子,在原旧州车站坎下搭了两间小茅房,又没有职业,4个娃娃饿得像干柴似的。“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说他们是非法流动人口,不顾4个小孩哭叫,硬揪着他们夫妇上街游行批斗。我回家去对父母说到了这件事。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父亲上街去实地察看了这户人家,然后毅然做出决定,把自家的28个鸭子送给这户人家。父亲对他们夫妇说:“我送给你们28个鸭子,好好的赶鸭子来养活你们的4个孩子。”后来,这户人家也成为了旧州一带有名的鸭客。

父亲一辈子最喜欢最常做的一件善事,就是救助五保户,在旧州东门、教场坝、石官坝、老里坝、平西坝,以及红梅、松洞、浪洞等地方,他先后救助过的孤寡老人至少在30人以上,其中有七八是固定救助的。救助方式主要是送钱,送衣,送鸭蛋,有时也送粮食,送蔬菜等。

记得有一年快过年了,家中杀了一头猪,有一半上交给集体生产队,另有一半,父亲让母亲用大部分做成了33碗扣肉。  

我问母亲:“为什么做这么多扣肉”?母亲回答:“你爸自有用处。”母亲对父亲要做的事情,从来都是不反对的。

结果,父亲用箩筐挑了30碗扣肉,亲自上门去逐一送给30个孤寡老人,我们自家只留了3碗。

父亲做善事既慷慨又舍得,对自己家人却不以为然。他从来不主动给母亲一点钱。母亲要买衣服了,他就给母亲买衣服的钱,他有事不能上街采买了,就拿出一点钱来让母亲代为上街采买。

1975年至1978年,我在贵州大学读书三年,父亲没有给过我一分钱。当然,我对父亲没有丝毫的埋怨。

也许是父亲有意让我吃些苦头,让我知道去努力、去奋斗,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吧!

在我的记忆中,父母感情很深很深,从未见他们吵过一次架。父亲偶尔有时生气,母亲就拿着鸭杆走了,或者扛着锄头上坡去了,父亲的无名火也就熄灭了。

父亲生活很有规律,一日三餐,早晨7点,中午12点,下午7点,早了吃不下,晚了又饿得受不了。母亲总是保证他按时就餐。

三年困难时期,母亲和我们弟兄吃胡萝卜、野菜和米煮成的半干半稀的饭,可母亲却始终要保证父亲有一小碗尽白米干饭。用母亲的话来说,只要你们的父亲身体不垮,我们一家人就不会饿死。




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母亲一个人承担了家中的责任地,她一点儿也不要父亲帮忙。父亲的鸭棚子也不往外搬了,就近赶放鸭子,鸭子也在逐年逐年的减少。

1986年,父亲不知从哪里得到信息,夫妻双方是少数民族的可以生育两胎。他让满孃打电话给我说:“爸爸叫你们带着小莉 (我女儿) 回家来”。

我问满孃:“有什么事,是不是爸爸生病了”?

满孃说:“不是,可能是爸爸老了,他想你们了。”

第三天,我们向单位请了假,一家三口乘班车赶回到黄平旧州老家,一家人吃完晚饭后,父亲突然叫我们夫妻坐在他的面前。

父亲严肃地说:“你们是吃国家饭的,如果没有政策,我是不敢喊你们再生的,怕你们丢了工作。可现在国家有政策,夫妻双方是少数民族的可以生育两胎,我让你们回来就是为了谈这个问题,不管生男或是生女,你们再生一个。”

我回答父亲:“我们都已经办理了独生子女证了,已经享受独生子女待遇了。”

父亲说:“我不懂什么是独生子女证,也不晓得这个那个待遇的。但我晓得,国家现在有了政策,夫妻双方是少数民族的可以生育两胎。这由不得你们,不管是生男生女,必须得再生一个。”

1988年8月6日,我们生育了第二胎。父亲听说是男孩,他特地上街买了一个猪头,敬供了菩萨。

父亲赶鸭子到79岁时,我们兄妹4人商量,劝他把鸭子全卖了,不要再风里来雨里去。

母亲也对父亲说:“把鸭子卖了你就天天上茶馆,家里的事不用你管。”




父亲终于同意把鸭子卖了。母亲对他说:你只管天天上街,只不过要回来早一点,不要让我老为你担心。

父亲一辈子不喝酒,不抽烟,就喜欢上茶馆,喜欢和一批与自己年龄相当的老朋友,边喝茶边吹牛,什么话儿都谈。

父亲和茶友们一天不见面可以,两三天不见面可不行。79岁不赶鸭子后,他还学会了跟茶友们打一分钱的点点红。有时候会为一张牌,也和茶友争得面红耳赤。

父亲赶了一辈子的鸭子,他属于找多少吃多少,吃不完就送人的那类人,一点儿储蓄也没有。那时候我工资也不高,每个月给他寄150元的茶水钱,有时候大哥、二哥也送他一点。

父亲几乎天天在家吃了早餐后,就走两公里路到旧州街上的茶馆,中午到东门满孃家吃午餐,又回到茶馆玩到下午6点钟,走路1个小时回家准时吃晚饭。

1996年8月,母亲突然病倒了,她从来不去医院的,这次不去不行了。她左上腹长了一个包,吃不下东西,吃了就吐,在医院全靠输液。

据满孃说:母亲痛得汗水大颗大颗的淌,父亲就坐在病床边上哭,哭得很伤心。母亲叫父亲不要哭,哭了她会更加难受。

满孃问母亲:“要不要通知在贵阳的两个哥?” 

母亲说:“不要通知他们,他们工作忙,不要让他们为我担心。”

母亲住院20多天,先是输液,后又是输血,但病情不但不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左上腹的包块越来越大。

母亲逝世的当天上午,她可能预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她才要满孃给我打电话,满孃回答她:“昨天已经打过了,贵阳的两个哥今天就要赶回来。”

但是,母亲没有等到我和二哥回到旧州,她上午9时走了,我们下午4时才回到旧州。我们没有在母亲断气之前出现在她的面前,让她带着遗憾的心情告别了人世,使我感到十分的内疚。

把母亲安葬完后,我返回了单位上班,二哥二嫂暂时留下来照顾父亲,没过几天,他们也返回贵大食堂上班了,满孃和满姑爹就接父亲去旧州东门和他们住。

一天,我突然接到满孃打来电话,她说:“四哥,你快把爸爸接到贵阳去,他说去茶馆,实际上他悄悄的回寨勇妈的坟上去哭,怕要出事的。”

我立即请假回黄平,把父亲接来了贵阳。




我的家就在社科院内,我到单位报到后就回家来陪父亲。  

在贵阳住了4天后,父亲说:“他要回家”。

我说:“我带您去昆明三姐家好吗”?

父亲说:“好”!

我带着父亲乘了一个晚上的火车卧辅,来到了昆明三姐家。

三姐是中间的一个继母生的,继母逝世后,三姐选择在寨勇跟父亲住,父亲培养三姐读书,后来本村的志愿军杨光祖回乡来收亲,经人介绍,三姐和光祖成了家,后来,光祖姐夫哥转业在昆明火车站凉亭货场工作直至退休。

我把母亲逝世父亲难过的事给三姐和姐夫谈了,他们就陪着父亲天天出去玩,让他的心情稳定下来。




我就租了一部自行车,天天到云南社科院查资料,我们在昆明居然呆了11天。

我要回单位上班,三姐和姐夫要留父亲继续在昆明住,父亲不愿意,我又只好带着他回到了贵阳。

回贵阳后,父亲的心情稳定多了,每顿能吃两小碗饭了。他对我说:“老四,你上你的班,不要老是一天陪着我。” 

他在家里一面看电视,一面剥着葵花。两天要剥一斤葵花,两天要吃一斤卤鸡脚,说话的声音又响亮起来了。

当时父亲年87岁,思维清晰,没有落一瓣牙齿,看电视还清清楚楚的。

可能是七八天后,父亲突然不想吃东西了,也不剥葵花了。我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我梦见你母亲了”。并要我送他回黄平老家去。 

老人很固执,认定了要回老家了,怎么劝也不听。

我只得尊重老人意愿,把父亲送回去交给了满孃,但他又常一个人去寨勇。

我和二哥说:“我还在单位上班,你能不能不在贵大打工了,回家去照顾父亲。”

二哥二话没说,就给贵大膳食科写了辞职报告,回老家照顾父亲了。半年后,二嫂也从贵大食堂辞职回去共同照顾父亲。“”

二哥、二嫂对父亲照顾得很好,每天早餐后,二哥即送父亲到旧州街上的茶馆(有时走路,有时坐农用车)。




二哥每天总问老人想吃什么,他就买什么,下午又上街接父亲,或者在飞机场边接。

父亲的中餐都是在旧州街上满孃家吃的,满孃有时候也直接将饭菜送到茶馆去。

我每年的春节回去,父亲总要向我唠叨几句:“你的大哥七个子女,他身体又不好,多亏老金(二哥)照顾我,他很有孝心,又爱弄吃的,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好。”

2002年7月,我出差在云南,突然接到二哥打来电话说:“朝江,你快回家来,父亲绝食不吃东西了。”

我立即买了昆明至贵阳的机票,一下飞机就直奔火车站,坐火车至凯里改乘汽车,当天傍晚8点钟回到家。

我看见父亲有气无力的睡在床上,心里很是难过。我对父亲说:“我帮您老人买了您最喜欢吃的糕点,您吃一点吧”! 

父亲以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我不吃”。

我说:“您老人为什么不吃东西?您身体好,我在贵阳工作才安心。”

父亲说:“老四你不要劝我了,我不想活了。”

我问父亲为什么要说出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想活了?

父亲说:“我们那一代的人都走完了,剩下我孤零零的。”

我说:“您为什么要这样去想呢?寨上不是还有一个人长您两岁吗?您原来不是说要活到100岁吗?”

父亲说:“你不要劝我,反正我就是不想活了。”

无论我们怎么劝,父亲就是不吃东西,就只喝一点点白糖开水。

我陪父亲坐了3天,看到他不吃东西,我心里实在难过极了,但是又毫无办法。

我对父亲说:“那我接您老人家去贵阳住”。

父亲说:“我哪里都不去了,我就想去会你母亲。”

第四天,单位打来电话有事,我非常难过的离开了家,离开了父亲。

回到单位,我根本没有心思工作,一天至少要给二哥打两次以上电话。

大概回贵阳一个星期不到,二哥打来电话说:“父亲昨天晚上出现了昏迷况态,今天早上起来后,他是横睡在床上的。”

我意识到父亲可能就是最近几天的事了,为了避免出现像母亲逝世时我不在身边那样的内疚,我立即向单位主要领导告假,赶回老家旧州寨勇。

我是下午6时到家的,这时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但还有意识,我喊父亲,他还朝我点头。晚上11点钟,父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从拒绝吃东西直至逝世,历时13天。他是饿死的,不是病死的。

父亲一辈子赶鸭子,风里来,雨里去,身体一直很健壮。他从来不去医院(除有一次被三轮车撞伤住过几天医院外),从来不吃药打针,至拒绝饮食时止,他身上没有任何疾病。思维是清晰的,眼睛还能和青壮年人一样的看电视,耳朵听力也很好,牙齿还是洁白整齐的,说起话来声音还是响亮的。

至现在我们兄妹都没有完全想明白,父亲为什么要绝食?为什么就不想活了? 

我想,可能只有一种解释,父母感情很深,母亲一辈子对他照顾得很好,母亲逝世了,对他打击太大了,他完全失去了生活下去的信心。正如父亲自己说的,他想去会我母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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