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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苗熟苗
作者:石朝江 来源:本站原创 日期:2020-06-08 阅读:1011

从历史上看,苗族被迫离开中原流入南方后,千里苗疆不间断地发生局部的起义和斗争,曾有“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之说。封建王朝“兵剿”与“安抚”相结合,除了进行军事镇压外,还允许“以蛮治蛮”、“以苗治苗”。先是建立羁縻州、府,任用各族首领为刺史,朝廷在各羁縻州、府驻军监守。后土司制度是羁縻州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土司制度最早始于南宋,元代普遍实施,明代发展完善,清初继承,清中叶后实施“改土归流”。




明清时期,苗族被封建统治者分成“生”、“熟”两类,即所谓“生苗”与“熟苗”。“生苗”一词,最早出现于明永乐初年。《太宗永乐实录》卷33载:永乐3年“湖广都指挥谢凤等奏,招谕答意等5寨生苗向化。” “辰州卫指挥佥事龚能等招谕篁子坪等处12寨生苗廖彪等453户向化,廖彪等各遣子来朝,请设官抚治。”《太宗永乐实录》卷37也载:“指挥丁能、杜福等抚谕四川亚坚等11寨生苗,136户向化。”这就是“生苗”之称谓的由来。

“熟苗”相对于“生苗”而言。其最早见于明郭子章《黔记》。他在《黔记》卷59中说:“苗人……近省界为熟苗,输租服役,稍同良家,则官司籍其户口,息耗登于天府。不与其籍者谓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清初陆次云在《峒溪纤志》中也说:“近为熟苗,远为生苗。熟苗劳同牛马,不胜徭役之苦。”清方亨咸在《苗俗纪闻》中说:“自沅州以西即多苗民,至滇、黔更繁,种类甚多……但有生熟之异。生者匿深箐不敢出,无从见;熟者服劳役纳田租,与汉人等,往往见之。”龚柴在《苗民考》中说:“其已归王化者,谓之熟苗,与内地汉人大同小异;生苗则僻处山洞,据险为寨,言语不通,风俗迥异。”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则说:“苗有土司者熟苗,无管者为生苗。” 

总之,处于各建制府州县和土司直接管辖下的苗民谓之 “熟苗”,既未建制设官又无土司管辖的苗民则被称之为“生苗”。即在军事上被征服,政治上经过王化,谓之“熟苗”。反之,在军事上未被征服,在政治上未经过“王化”的,则谓之“生苗”。




唐宋以后,苗族己经散居于我国西南地区,中央王朝“鞭长莫及”。明朝和清初,“生苗”就可能相当多,故郭子章说“生苗多而熟苗寡。”

历史上被中央封建王朝视为“生苗”区的,主要有两大块,即湘黔渝边界的腊尔山区和黔东的雷公山区。此外,还有一些“生苗”分布在其他地区。比如魏源《圣武记》卷7记载:“广顺、定番、镇宁诸边”,就有“生苗”680余寨。特别是望谟、紫云、贞丰、罗甸交界的大小麻山,也是一块较大的“生苗”区。

湘、黔、渝边界的腊尔山区,是夏商周时的“荆蛮”及后来的“武陵蛮”逐步西移,从而形成的一块较大的相对稳定的苗族聚居区。这一地区的苗族,因以腊尔山脉为中心,称为“腊尔山苗”;一部分又因处于“上六里”和铜仁府境内,又常被称为“上六里苗”和“铜仁苗”。以服饰为区别,又称这一带的苗族为“红苗”。从史籍上看,自明初开始,腊尔山红苗聚居区即被视为“生苗”区。




据《明实录》记载,明永乐和宣德年间,多次称箪子坪和铜仁府内答意、治古一带的苗族为“生苗”。明万历年间户部侍郎杨嗣昌奏称:“今川、湖、贵三省除土司外,别有无主生苗,如所称红苗。”《大清一统志·镇远府》载:“生苗,在施秉县,与铜仁府红苗为一类,有吴、龙、石、麻、田姓。”《平苗记》载:“楚、黔、蜀万山之交,皆苗也。种类不一,曰红苗,以其衣带尚红也。曰生苗,以其强悍不通声教,且别于熟苗也。”《神宗万历实录》又载:“红苗者环铜仁、石阡、思州、思南四府,东连楚,西接蜀,周匝二千余里有余,种类殆得十万。”

明万历年间,由西南五寨司地经箪子坪司、镇溪所,东北至保靖司境,半环这一地区筑有一道“边墙”,又称“南长城”。以“边墙”即“南长城”为界,“边墙”之外的苗族属“生苗”,“边墙”之内的苗族属“熟苗”。清方显《辨苗纪略》载:“北至永顺、保靖土司,南至麻阳县界,东至辰州府界,西至四川平茶、平头、酉阳土司,东至五寨司,西南至贵州铜仁府,经三百里,纬百二十里,周千二百里。”

由此可见,以腊尔山脉为中心的“生苗”区,人口众多,地域广阔。

黔东的雷公山区,是秦汉唐宋时,“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的那一支溯江而上,逐渐形成以雷公山脉为中心的另一个苗族主要聚居区。明清时期,雷公山苗族聚居区,也被朝庭视为最主要的“生苗”区。以服饰上划分,这一地区的苗族主要属“黑苗”。“黑苗”中又有所区别,因而又有不同的称呼。如:“黑山苗”、“黑脚苗”、“楼居黑苗”、“九股苗”、“紫姜苗”、“夭苗”、“短裙苗”等。




李宗坊《黔记》载:“黑苗,在都匀、八寨、丹江、镇远、黎平、清江、古州等处,种类甚繁,习俗各殊,衣皆尚黑。”乾隆《贵州通志》(卷7)载:“黑苗,在都匀之八寨、丹江,镇远之清江,黎平之古州。其山居者曰山苗、曰高坡苗,近河者曰洞苗,中有土司者为熟,无管者为生苗,衣服皆尚黑,故曰黑苗。”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载:“黑苗,一名生苗,以黎平、都匀二府为中心,而延至贵州之东南部。”“台拱,昔为生苗巢穴。苗族以九股苗为最著,生齿繁盛,近丹江者曰上九股,近施秉者曰下九股,寨密人稠。”魏源《西南夷改流记》说:“镇远清水江者,沅水上游也,下通湖广,上达黔粤,而生苗居其上游,曰九股河,曰大小丹江,沿岸数百里皆其巢窟。” 

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雷公山苗族聚居区,应包括现在的台江(原台拱)、剑河(原清江)、雷山(原丹江)、丹寨(原八寨)、榕江(原古州)和凯里等县市。以雷公山脉为中心。




为了征服和控制“生苗”区,明朝曾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和屠杀。如对腊尔山区的“生苗”,魏源《圣武记》载:“宣德6年,腊尔苗叛,都督肖授、都御史吴荣率汉土兵12000人讨平之。班师后随叛。诏授等各戴罪进剿,乃冒署夜驰,直捣苗巢,掩杀过半。”嘉靖年间,腊尔山苗民起义,明朝先后派万镗、张岳,统领大军进行残酷镇压。明田英产《平苗议》载:“经大举,计擒斩及冻饿身死者,已洗除过半。其先擒后纵并逃脱复业之苗,不过十之二、三。”

对雷公山区的“生苗”,《明史·土司传》载:“洪武22年,都督何福奏讨都匀叛苗,斩4700余级,擒获6390余人,收降寨洞152处。” 明侯加地《苗缴纪事》载:成化20年,“烂泥苗龙洛道称王,声言犯都匀、清平诸卫……命镇远侯顾溥率官兵80000余人,巡抚邓延瓒提督军务,太监江德监诸军,往征之”,“令熟苗诈降,诱令入寇,伏兵擒之,直捣其巢,凡破110寨。”




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征讨,虽能取得一时成功,但最终未能完全达到全面控制“生苗”之目的。这就迫使朝庭不得不默认这两大“生苗”的自主自立状态。明朝廷对“生苗”区采取的对策主要是:

第一,军事封锁和隔离。明朝统治者在每次较大的军事征讨之后,均注意选择要地,于“生苗”区沿边修筑碉堡哨卡,“扼其险阻”,这就逐步形成了对“生苗”区的军事封锁线,“生苗”被圈锢和隔离起来。这种情况在腊尔山“生苗”区,最为典型。据《明太宗永乐实录》记载:早在永乐3年(1405年),湖广都指挥谢凤即以“答意等五寨生苗”,“出没劫掠”为由,奏请朝庭“于要害之地,筑堡屯兵以御之。”又据《明史·土司传》记载:明永德年间,肖授在镇压“腊尔山苗”时,乌罗知府疏言:“所属治古、答意二长官司石各野等聚众出没铜仁、平头、瓮桥等处,诱胁蛮贼石鸡娘并箪子坪长官吴毕郎等共为乱,招抚不从。缘其地与镇溪、酉阳诸蛮接境,恐相煽为乱。请调官土军分据要害,绝其粮道,且捕且抚。事平之后,宜置卫所巡司以守之。”于是,肖授乃筑湾溪等24堡,“留官兵7800人”,“环其地守之,”从而对腊尔山“生苗”形成圈围之势。更有甚者,湖广参政刘复一,奏请朝庭修筑“边墙”,人为地将腊尔山区的“生苗”同“熟苗”区和汉人区隔离起来。奏文称:“亲历边疆,度其险坦,力陈营所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遏其窥觑,请金四万有奇,筑沿边土墙。上自铜仁,下至保靖,迤山亘水,凡300余里。”这条边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南长城”,正是建筑在由上述各营哨所构成的弧形线上。边墙内为“熟民”,边墙外为“生苗”。




雷公山“生苗”区,明王朝多次用兵征剿,均未能使这一地区的“生苗”归于“王化”,也不得不采取军事封锁和隔离政策。《明英宗正统实录》载:“正统12年(1447年),巡按御史虞祯奏:‘贵州蛮贼出没,抚之不从,捕之不得,若非设策,难以控制。臣观清水江等处,峭壁层崖,仅通一径出入,彼得恃险为恶。若将江外出口尽行闭塞,江内山口并津渡俱设关堡,屯兵守卫,又择寨长有才干者为办事官,庶毋疏虞。’从之。”清水江为雷公山苗族出入的通道,明宣德、正统年间,在清水江和雷公山“生苗”区沿边的镇远、施秉、邛水等县司境修堡设屯,以封锁和控制“生苗”出入,阻断他们同外界联系。

第二,用沿边土司进行防范。明王朝所设置的大小土司,有不少是在围绕“生苗”区的沿边地带。腊尔山“生苗”区周边有保靖宣慰司、永顺宣慰司、酉阳宣抚司、五寨长官司、箪子坪长官司、平茶长官司、石耶长官司、邑梅长官司、平头长官司、乌罗长官司、省溪长官司、铜仁长官司等;雷公山“生苗”区周边有凯里安抚司、八寨安抚司、古州长官司、偏桥长官司、烂土长官史、施秉蛮夷长官司、赤溪楠洞长官司、金容金达蛮夷司等。朝廷赋予这些土司的任务,一是直接统治管理领地内“归顺”的各民族,二是对“生苗”区则负有钳制和防范的责任。诚如同治《保靖县志》载:“明代土司最重,盖借以防苗也。”

第三,置卫所屯兵,进行钳制和镇压。土司的“防苗”作用必竟是有限的,加之,不少土司土官,一方面倚仗自己的势力,“平时不无虐苗情事。”往往成为引起苗民反抗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又常“以窝苗为利薮。”甚至有的“窝苗诱叛”,同苗民里应外合,乘机渔利。鉴于这种情势,明朝在西南地区,特别是在“生苗”区沿边,遂广置卫所,开屯戍守,利用卫所控制土司,同时加强对苗民的弹压。




比如,在腊尔山“生苗”区,早在洪武年间,明朝就派军事力量深入“生苗”区腹地,建置崇山卫(今花垣县地),以杨仲名为指挥佥事,“督将士屯田。”又置镇溪千户所。“割沪溪上五都蛮民,分为十里,置镇溪军民千户所,隶常德卫。置正千户二员,副千户二员,相兼管事。”正德年间,又“添设守备,镇乾州兼制土官。”明朝统治者先后在腊尔山“生苗”沿边设置了九溪卫(今湖南慈利县境)、永定卫(今湘西大庸市)、辰州卫(今湖南沅陵县)、沅州卫(今湖南芷江县)、安福千户所(今湖西桑植县境)等。新置卫所在永顺、保靖土司外围又组成一条防线。它们一方面控制永、保等土司,另一方面随时可对“生苗”区采取军事行动,进行钳制和弹压。

在雷公山“生苗”区,明朝一开始就在贵州境内广泛推行卫所屯田制度,把大批官兵和汉人,从内地迁来开屯戎守。洪武1年(1368年),朱元璋就于邻近“生苗”的清水江下游镇远地区,建筑了清浪、梅溪、相见和柳塘4堡。接着又在清水江上游建柳霁寨和台拱寨,驻军戍守。洪武年间,明将汤和、周德兴、唐胜宗等又分别在铜鼓(今锦屏)、思州、黄平、镇远等地实行“屯田定边。”从明初始,明朝先后在现今贵州地区共建26卫、165所,计安屯军165000人。在26卫中,位立于雷公山“生苗”沿边的就有:清平卫(今凯里市炉山镇)、兴隆卫(今黄平)、偏桥卫(今施秉)、清浪卫(今岑巩)、平越卫(今福泉)、新添卫(今贵定)、镇远卫、平溪卫(今玉屏)、铜鼓卫(今锦屏)、五开卫(今黎平)、古州卫(今榕江)等10余卫。这些卫又各辖若干千户所、百户所和堡。所有这些众多的卫所、堡寨,同邻近的大小土司犬牙交错,形成一个对雷公山“生苗”区进行防范、钳制和弹压的军事网络和包围圈。

明朝对“生苗区”采取默认、封销、屯兵、钳制这一政策,从一定程度上讲还是比较有效的。在明王朝统治的276年间(公元1368—1644年),在两大“生苗区”,也是苗族的两大聚居区,虽然也发生少数苗民的反抗与斗争,但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起义。苗民们只要求最简单的安居与乐业,自耕自食、自织而衣,只要不是官兵逼得他们无法生活下去,他们乐见自己的农耕或游耕生活。





(完)


石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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