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下叶，朝廷对南方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即变土官统治为流官统治，以武力开辟千里苗疆，从而引爆了三次苗民大起义。即“雍乾起义”、“乾嘉起义”和“咸同起义”。

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灭亡。如前所述，清初沿袭土司制。由于当时清朝的统治还尚未巩固，要以主要力量对付汉族人民的反抗，对明设置的土司不能不采取笼络迁就的政策，除了对参加抗清的土司进行镇压和裁革外，其余的只要表示归附，就一律准予袭职。自李定国抗清斗争失败和“三藩之乱”削平后，国内已不存在大的反抗斗争了。从康熙中年起，就开始采取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削弱和消灭土司的政策。特别是强行推行“改土归流”，用武力征讨和开发苗族“生苗区”，在苗族聚居的腊尔山区和雷公山区，先后引暴了3次苗族大起义。

一、雍乾苗民大起义

清代苗族人民的第一次大起义，因发生在雍正、乾隆之交，故称“雍乾起义”。它是清朝用大兵强行“归流”而引爆的一次苗民大起义。

清朝取代明朝后，从康熙42年（公元1703年）起，清朝廷在西南各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以流官统治代替土司统治。康熙死后，雍正即位。雍正4年（公元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建议全面实行改土归流。雍正接受了这个奏议，并任命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以便其全权行事。

鄂尔泰上奏改土归流时指出： “苗患甚于土司”，故归流“非用大兵不可”^【1】。清廷在黔东南用兵镇压6年，归流后设立了6个厅，即雍正6年设立八寨厅（今丹寨县）和丹江厅（今雷山县），雍正7年设立古州厅（今榕江县），雍正8年设立清江厅（今剑河县），雍正9年设立都江厅（今三都县），雍正11年设立台拱厅（今台江县）。总称“新设6厅”或“新疆6厅”。

雍正13年（公元1735年）3月，官府乘征收粮钱之机，任意地对苗族人民进行敲诈勒索，大肆骚扰，穷凶极恶。古州八妹、高表、寨蒿等寨苗族人民忍无可忍，在包利、红银领导下，首先竖起了起义大旗。他们用木头刻上联络信号，在苗族地区到处传递，相告“苗王出世”。顿时六厅内外，“群相附和”，“妇人女子，群起若狂”^【2】。 

苗族起义军势如暴风骤雨，横扫清军，摧枯拉朽，在千里苗疆攻城夺地，纵横驰骋。仅经过四十多天的战斗，接连攻占邛水司、柳罗营、凯里、重安江、黄平、岩门新司、岩门旧司、黄平旧州、余庆、排略等州、县、营、汛，几乎席卷整个黔东南地区。

清朝廷组成了以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尚书庆复、张照等13人的“办理苗疆事务5大臣会议”，统筹策划对苗族义军的镇压。调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7省兵力数万人，派湖广总督张广泗为7省经略兼贵州巡抚，率领七省官兵张牙舞爪地向贵州苗族起义军扑来。张广泗对苗族义军采取各个击破和血腥屠杀战略。他以精兵4000人，进攻丹江一带义军；再以精兵4000人，进攻台拱、凯里地区苗寨；自己亲自统率精兵5000千人，进攻清江下游各寨。清军这种重点进攻，逐步推进战略，目的在于迫使各地义军退守自保，“莫能相救”。

乾隆1年（1736年）5、6月，在清军不断缩小包围圈的情况下，义军和敌人逐山逐岭的周旋，展开了英勇的争夺战，杀得敌军死尸枕藉，血流遍野，但因敌人太多，最终没有冲出重围。义军大部战死，最后包利及其400余名大小首领被俘，解到贵阳全部杀害。起义主力失败后，同年6月，张广泗再把屠刀指向黄平一带起义苗族，杀了17600多人，俘虏25000多人。这25000多人中，后来又杀了一半。^【3】

清朝廷镇压苗族雍乾起义，苗族人民被杀被围困饿死者“不下30万”；被烧毁的有1224寨，占总寨数的百分之75%；被赦免的仅有388寨，占百分之25%。“杀戮十之七八，数十寨无一人”^【4】。大批义军男女骨干及其家属，被强迫迁往他乡^【5】。还有13600多义军家属，被发配为奴^【6】。还有许多人流离失所，四处逃亡。

二、乾嘉苗民大起义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1795—1797），湘黔川腊尔山区的苗族人民因不满流官统治和满汉地主兼并土地，发动了一次大暴动。这是清代苗族人民的第二次大起义，因发生于乾隆、嘉庆之交，故称“乾嘉起义”。

如前所述，腊尔山区是被朝廷视为最主要的“生苗区”之一。实施“改土归流”后大批满汉文武官吏、地主和商人接踵而来，他们掠夺苗族人民的土地和财物。乾隆中期以后，这种掠夺就更加疯狂，土地迅速集中，使广大苗族农民陷入贫困破产的境地。

乾隆55年（公元1787年），凤凰厅官吏诬陷勾补寨苗民偷牛，借此向全寨勒索赔款，苗族青年石满宜率众反抗竟遭到残酷杀害。这一震骇人心的事件，激起了苗族人民的怒火，成了大起义的催化剂，各寨苗族都发出“要为石满宜报仇”的吼声，即开始酝酿起义。58年(1790年)，湘、黔交界连遭旱灾，而各种捐税徭役有增无减。59年，四川秀山县青垄屯农民因不堪土司的租税压榨，起来反抗。黔东北松桃厅苗民石柳邓立即带领当地苗族农民前去支援，捣毁了土司衙门。同年12月，石柳邓和苗族妇女乜妹去湖南凤凰厅鸭保寨苗族百户吴陇登家中，参加了永绥、凤凰、乾州等厅100多苗民的聚会，商讨起义暴动，为七年前遭到惨杀的石满宜报仇^【7】。

会上，大家歃血为盟，约定乾隆60年1月18日，以贵州松桃厅石柳邓、湖南永绥厅石三保、凤凰厅吴半生、吴陇登、乾州厅吴八月等为首，在各地同时举行起义。并提出了“逐客民，收复地”的日号，以及“穷苦的人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的战斗号召。正当各地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的时候，石柳邓的活动被汉族地主杨芳探知告密，只得被迫于1月16日在松桃大寨提前起义。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等在各地立即响应。“穷苗闻风，无不攘臂以从”^【8】。湘黔边区苗族大起义至此爆发。

在贵州，石柳邓率领起义军迅速占领了松桃厅大溏汛，进攻正大营、嗅脑营和松桃厅城。思南、印江及镇远四十八溪地方的苗族人民纷纷起来响应，起义队伍达万人以上。

在湖南，永绥厅石三保起义后，同清军激战于鸭酉，击毙镇箪总兵明安图、永绥副将伊萨纳和同知彭凤尧，全歼清军近2000人。凤凰厅吴半生、吴陇登起义后，分别在苏麻寨和鸭保寨与清军激战，并围凤凰厅城。乾州厅吴八月起义后，吴廷举起兵响应，攻克乾州城，击毙乾州同知宋如椿。义军所到处，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夺地除害斗争，从满汉地主手中夺回了自己的田地。平时作恶多端的百户和那些依附清朝廷的苗族地主，也受到了严厉的惩办。义军很快占据了川、黔、湘交界的大片地区和其中的一些城汛。当地清军被打得“兵不顾将”，一见义军“即纷纷溃去”，“临阵逃散”。^【9】

湘黔边苗族的起义暴动，震动了整个满清朝廷。乾隆皇帝“宵旰萦怀”，“切心焦忙”^【10】。立即调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林和近卫军统领额勒登保等人，以福康安为统帅，领兵十余万分别向苗族义军进攻。福康安带领云贵兵丁，自南向北；和琳带领川军，由西向东；福宁带领湖广诸军，自北向南。三路大军向苗族义军扑来。

在强敌威逼下，苗族义军主动撤出对松桃、永绥、凤凰等厅城的围攻，分路阻击敌军。石柳邓率领所部大胆出击清军后方，深人四川秀山和贵州印江等地，还配合湘西义军围困正大营，驻守正大营的贵州提督彭廷栋忧愤交迫，死于军中。吴半生所部在凤凰厅的乌巢河一带，阻止福康安主力的进犯，相持半年之久。石三保所部在永绥战场上，杀得海南提督刘君辅“体无完肤”。吴八月所部在乾州厅狗拜岩歼灭福宁主力6000多人，福宁落荒出逃，“仅以身免”^【11】。

尽管苗族义军在各个战场上都打了一些胜仗，但必竟清王朝已经下了最大赌注，在七省官兵的基础上又源源不断增兵。清军采用了极其残暴的手段，大肆烧杀。不分男女老幼，格杀勿论。起义军奋起阻击，战斗日益惨烈。同年夏天，各路义军被迫退到坪垅。为了形成统一指挥，避免各自为战，分散兵力，义军共推吴八月为“王”，以石柳邓为开国将军，石三保为护国将军。^【12】

在吴八月的领导下，义军以坪垅为根据地，分兵把守，继续打了一些胜仗。同年秋冬，形势又进一步恶化。清朝廷一方面源源不断增兵，加强军事镇压，乌巢河、高多寨等处相继失守，青年骁将吴半生被俘；另一方面，敌人积极向起义军中的苗族地主进行诱降，使义军中出现了一股投降逆流。乾州义军石上进、石大贵、吴廷举和永绥义军张廷仲父子相继叛变。同年12月，吴陇登叛变并诱擒了吴八月。吴陇登出身地主，起义前为清朝廷“百户”。

义军在处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依照石柳邓的策划，推吴八月的勇敢果断的儿子吴廷礼继称为“王”，继续战斗。其间，义军为了打击苗族地主们的猖狂气焰，攻入鸭保寨和三岔坪，狠狠打击了叛徒吴陇登、吴廷举等地主武装。嘉庆元年（1796年）3月，清军向义军发起猛攻，并将吴八月杀害于军营，遭到义军的狠狠反击。5月，福康安因愁病交加死于军中，由和琳继任统帅。6月，石三保被叛徒陇子贵等诱骗至坳溪被俘。8月，和琳病死于军中。9月，清朝廷委任顽固死硬的额勒登保继为统帅。10月，额勒登保集中了10多万兵力，分兵五路猛攻坪垅。义军凭险抵抗，使清军伤亡惨重，但义军伤亡也不少。11月17日，清军攻陷坪垅大寨，义军退守贵鱼坡。嘉庆2年1月3日，清军猛攻石隆，起义军殊死作战，石柳邓不幸头部受重伤，壮烈牺性。义军大部分战死，少数被俘，没有一人投降。后来石三保、吴半生等重要义军领袖，被押到北京杀害。至此，历时两年的湘黔边区苗族大起义逐告结束。

这次起义波及13个厅县，前后抗击清军18万人，击毙清军总兵、参将、都司、游击等高中级将领220余名，使清朝廷三易主帅。大起义失败后，清朝廷以“善后”为名，强夺苗族人民田地安设屯军、屯田，永绥、凤凰、乾州、保靖、古文五厅县，设立营汛、屯卡、碉楼、关厢1100多座，驻绿营军10000多人，屯军7000多人，苗兵5000多人，练勇1000多人，比起义前驻军4900多人，增加了3倍以上^【13】。

屯田又名“均田”，从嘉庆2年到15年，先后在永绥、凤凰、乾州、保靖、古文、沪溪、麻阳七厅县大量“均田”。永绥厅“寸土归公”，凤凰厅“均七留三”，乾州厅“均三留七”，苗族农民大多失去土地。

清朝廷在镇压了乾嘉起义之后，一方面大量“屯田养兵，设卡防苗”，大量集中土地，严格控制苗族人民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某些攻策。比如，抛弃了改土归流以来实行的“以汉治苗”的政策，采取湖广总督毕沅“以苗治苗”的建议。当时在永绥、凤凰、乾州、保靖、古丈五厅县，守备以下外委以上的苗官共有486名^【14】。松桃厅有土守备7名，土千总和土外委179名^【15】。

尽管清朝采取了以上强硬措施，但苗族人民小规模的起义斗争仍然不断。比如，嘉庆7年（1802年）湖西永绥龙六生领导苗民起义。嘉庆9年（1804年）永绥石宗四、石贵银（均为吴八月部下将领）领导苗民再次起义。起义规模虽然不太，但此伏彼起，断断续续又进行了10多年。

三、咸同苗民大起义

成丰1年（1851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金田村爆发，极大地鼓舞了苗族人民的斗志。咸丰5年（1855年），终于爆发了张秀眉起义，点燃了苗族农民大起义的火把。柳天成潘名杰、岩大五、陶兴春等，接着在各地起事，形成了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苗族农民革命风暴。这是清代苗族的第三次大起义。因发生在咸丰、同治年间，故称为“咸同起义”。“咸同起义”包括张秀眉领导的黔东南苗民起义、柳天成领导的黔南苗民起义、潘名杰领导的黔中苗民起义和陶兴春领导的黔西北苗民起义等，其中，以张秀眉领导的黔东南苗族起义规模最大，起义斗争的时期更长。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廷更加腐败无能，对帝国主义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巨额的战争费用和赔款，只有转嫁到全国人民身上。如前所述，雍正、乾隆和嘉庆年间，两次苗民起义，使得清朝廷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宣布“尽豁新疆（指黔东新设6厅）钱粮，永免征收，以杜官胥之扰，其苗讼以苗俗处分，不拘律例”^【16】。以暂时缓和矛盾。

可是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苗生齿繁，仅存产不足给，屯军或复侵之，官员不敢公言征粮，或巧设名目相戈取”^【17】。。清朝廷于是改“豁免钱粮”为“采买军米”。每年秋收，清政府规定米价，强迫苗民卖粮存仓以供养清军。采买军米一般按一石谷一两三钱银，可是苗族人民实不得价，且大斗量进，“各乡市斗实溢省斗之三，加之尖量，每斗溢二、三升，是买乡谷一石，已得省斗二石，实合京斗三石”^【18】。“采买”较原先粮赋之伤民，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后又干脆变为固定粮赋，由无制的勒索变成法定的赋税。到咸丰初年，“只责苗民照常纳米，不结银钱”^【19】。之后，清朝廷为了填补白银外流赤字，进一步改纳银代交白米，银粮互相折兑，苗民交一两银不只需一石米，而是数倍。

1855年春，台拱、黄平一带的苗族农民要求减免赋税。黄平知州杨承照到台拱查办，不但不答复苗民的要求，反而声称“剿灭尔类”，拔刀威胁三个农民代表书写“照旧纳税服役”的甘结^【20】。消息传出，几千名愤怒的农民冲进台拱城寻杀杨承照，杨承照闻讯逃往镇远，并组织地主武装团练5000余人，扬言100000大团，遍贴“灭苗清户，安屯设堡”告示，想先发制人，借军事恐吓来迫使苗民屈服。

苗族人民一见告示，人人怒火万丈，个个义愤填鹰，纷纷聚集在一起相互商议，“今乃欲殄灭我苗，岂能束手以待”，“天时人事，势不容己”^【21】。正如列宁说的“农民不自觉地发动了起来，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忍不住了，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不声不响也不反抗就死掉”^【22】。

咸丰5年（公元1855年）3月15日，在张秀眉的领导下，台拱苗族人民以“议榔”的形式在掌梅尼誓师。接着甘保玉响应于赛头（今三穗县境），杨大六起事于丹江，九松、高禾起事于乌结……“千里苗疆，莫不响应”^【23】。一场轰轰烈烈的苗族农民大起义，就这样暴发了。

起义以后，张秀眉采取了“扫清小据点，孤立大城镇”^【24】的策略，迅速攻克了许多城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清江、台拱、古州、施秉等。使义军控制的区域连成一片。从这时起，义军一方面休整练兵，一方面把夺得的土地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鼓励群众精耕细作，开辟荒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苗族义军在攻克台拱厅后，张秀眉就下命令“不准杀一个好汉人，也不准放走一个苗奸”^【25】苗汉两族劳动人民之间，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苗汉两族人民，同样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义军对苗、汉地主一律予以坚决镇压，财产概行没收；对汉、苗劳动人民群众则一律保护，并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他们耕种。很快整个黔东南地区已完全控制在苗族起义军手中。

同治3年（公元1064年），太平天国革命在清朝廷和外国侵略者的伙同镇压下失败了。同治8年（公元1869年）春，清朝廷集中湘、黔、川三省兵力，向张秀眉义军发起了总攻。东路，由席保田率领湘军20000多人，依仗洋枪洋炮，攻占了邛水、镇远、施秉；北路，由唐炯率领川军20000多人，攻占了黄平、重安江、清平；西路，由张文德率领补充后的黔军10000多人，攻占了贵定、麻哈、都匀，形成了对苗族义军的战略包围。

同年3月，趾高气扬、傲气十足的荣维善，率领黄润昌、邓子恒等部湘军，从施秉烧杀到谷陇，企图取道黄飘西出黄平与川军会师。起义军大将包大度集合了施秉、黄平、凯里一带义军数万人，埋伏在黄飘峡谷地带的山上，然后派少量义军诱敌落网。等湘军主力进人峡谷中，苗族义军伏兵突起，“前阻后截，中间乘高滚木石下去，木石如雨，合围数重”^【26】。打得湘军鬼哭狼嚎，争道相挤，坠死悬崖不少。荣维善、黄润昌、邓子恒均被打死。这一仗，只激战一昼夜，歼灭湘军20000余人^【27】。

“黄漂大捷”后，苗族义军军势大振，可惜此时华北捻军失败，清军不久以更凶猛的攻势向苗族义军扑来。英帝国主义分子麦士尼亲自率领其教练的“安定”、“果毅”两营清军，参加了屠杀苗民的黄平新、旧两城和重安江争夺战，亲自开枪开炮杀害了250多名苗族义军^【28】。同治9年3月，湘军在付出了极大代价之后，攻占了义军要地施洞口，使得湘、川两军联成一气。接着向台拱进犯。激战半年后，10月25日，台拱陷落。

同年4月，5000余名起义军和群众据守叫乌大洞，清军用柴草、硫磺向洞内熏烧数天，无一人投降。火熄烟消后，洞内“坐者，立者手持枪炮，行列不乱，而已气闭矣”^【29】全部壮烈牺牲。

同治10年3月，丹江厅城失守。4月，义军最后的一个城镇——凯里也落人敌手。张秀眉、杨大六、九大白、包大度等率部退守雷公山。6月，清军攻占雷公山，张秀眉退居黄茅岭。11月，清军攻陷黄茅岭，义军退守乌鸦坡后，粮秣空绝，将士们以草根、蕨菜、树皮、树叶、粮秕充饥，但他们仍在张秀眉的领导下坚持战斗，誓不投降。同治11年初乌鸦坡失守，义军再退乌东山。经过一场又一场悲壮的血战，杀得敌人尸横遍野，但义军也伤亡殆尽。包大度、九大白、九松、岩大五、潘老冒、姜老拉等将领先后牺牲。张秀眉、杨大六和清军在乌东山进行了一次惨烈的肉搏战，最后失败被俘。这两位苗族起义领袖被湘军押往湖南长沙，受尽了残酷的肉刑，英勇不屈，于同年5月25日就义。

苗族人民三次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深重地打击了清朝官府的黑暗统治，表现了苗族人民誓与封建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战斗篇章。

参考文献：

【1】《雍正朱批谕旨》第25册。

【2】乾隆《贵州通志》卷36《艺文》。

【3】乾隆《贵州通志》卷36张广泗《苗疆告竣撤兵疏》。

【4】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张广泗》。

【5】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

【6】《贵州通志》卷36。

【7】《钦定平苗纪略》卷7《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474)。

【8】和琳奏《苗疆善后章程六条》，参见《苗疆屯防实录》卷14。

【9】《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471。

【10】《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472。

【11】魏源：《圣武记·乾隆湖贵征苗记》。

【12】南炳文《清代的苗族起义》。

【13】《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

【14】《苗疆屯防实录》卷36《屯苗条件》。

【15】《松桃直录厅志》卷3《经费》。

【16】魏源《圣武记》卷7。

【17】《平黔纪略》卷7。

【18】《平黔纪略》卷12。

【19】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22)。

【20】“甘结”即保证书。

【21】韩超《苗变纪事》。

【22】《列宁全集》第1卷第445页。

【23】韩超《苗变纪事》。

【24】中国科学院湖南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58年调查资料《张秀眉起义》。

【25】《清代贵州各族人民的五次起义》

【26】凌锡安《咸同贵州军事史》(6册)。

【27】《黄平县志·大事记》。

【28】转引自《贵州民间文学资料》第27集。

【29】《咸同贵州军事史》(6册)。

石朝江

我国资深的苗学研究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巡视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学术顾问(原副理事长)，贵州省苗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