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中下叶,朝廷对南方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即变土官统治为流官统治,以武力开辟千里苗疆,从而引爆了三次苗民大起义。即“雍乾起义”、“乾嘉起义”和“咸同起义”。
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灭亡。如前所述,清初沿袭土司制。由于当时清朝的统治还尚未巩固,要以主要力量对付汉族人民的反抗,对明设置的土司不能不采取笼络迁就的政策,除了对参加抗清的土司进行镇压和裁革外,其余的只要表示归附,就一律准予袭职。自李定国抗清斗争失败和“三藩之乱”削平后,国内已不存在大的反抗斗争了。从康熙中年起,就开始采取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削弱和消灭土司的政策。特别是强行推行“改土归流”,用武力征讨和开发苗族“生苗区”,在苗族聚居的腊尔山区和雷公山区,先后引暴了3次苗族大起义。
一、雍乾苗民大起义
清代苗族人民的第一次大起义,因发生在雍正、乾隆之交,故称“雍乾起义”。它是清朝用大兵强行“归流”而引爆的一次苗民大起义。
清朝取代明朝后,从康熙42年(公元1703年)起,清朝廷在西南各民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以流官统治代替土司统治。康熙死后,雍正即位。雍正4年(公元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奏,建议全面实行改土归流。雍正接受了这个奏议,并任命鄂尔泰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以便其全权行事。
鄂尔泰上奏改土归流时指出: “苗患甚于土司”,故归流“非用大兵不可”【1】。清廷在黔东南用兵镇压6年,归流后设立了6个厅,即雍正6年设立八寨厅(今丹寨县)和丹江厅(今雷山县),雍正7年设立古州厅(今榕江县),雍正8年设立清江厅(今剑河县),雍正9年设立都江厅(今三都县),雍正11年设立台拱厅(今台江县)。总称“新设6厅”或“新疆6厅”。
雍正13年(公元1735年)3月,官府乘征收粮钱之机,任意地对苗族人民进行敲诈勒索,大肆骚扰,穷凶极恶。古州八妹、高表、寨蒿等寨苗族人民忍无可忍,在包利、红银领导下,首先竖起了起义大旗。他们用木头刻上联络信号,在苗族地区到处传递,相告“苗王出世”。顿时六厅内外,“群相附和”,“妇人女子,群起若狂”【2】。

苗族起义军势如暴风骤雨,横扫清军,摧枯拉朽,在千里苗疆攻城夺地,纵横驰骋。仅经过四十多天的战斗,接连攻占邛水司、柳罗营、凯里、重安江、黄平、岩门新司、岩门旧司、黄平旧州、余庆、排略等州、县、营、汛,几乎席卷整个黔东南地区。
清朝廷组成了以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尚书庆复、张照等13人的“办理苗疆事务5大臣会议”,统筹策划对苗族义军的镇压。调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7省兵力数万人,派湖广总督张广泗为7省经略兼贵州巡抚,率领七省官兵张牙舞爪地向贵州苗族起义军扑来。张广泗对苗族义军采取各个击破和血腥屠杀战略。他以精兵4000人,进攻丹江一带义军;再以精兵4000人,进攻台拱、凯里地区苗寨;自己亲自统率精兵5000千人,进攻清江下游各寨。清军这种重点进攻,逐步推进战略,目的在于迫使各地义军退守自保,“莫能相救”。
乾隆1年(1736年)5、6月,在清军不断缩小包围圈的情况下,义军和敌人逐山逐岭的周旋,展开了英勇的争夺战,杀得敌军死尸枕藉,血流遍野,但因敌人太多,最终没有冲出重围。义军大部战死,最后包利及其400余名大小首领被俘,解到贵阳全部杀害。起义主力失败后,同年6月,张广泗再把屠刀指向黄平一带起义苗族,杀了17600多人,俘虏25000多人。这25000多人中,后来又杀了一半。【3】
清朝廷镇压苗族雍乾起义,苗族人民被杀被围困饿死者“不下30万”;被烧毁的有1224寨,占总寨数的百分之75%;被赦免的仅有388寨,占百分之25%。“杀戮十之七八,数十寨无一人”【4】。大批义军男女骨干及其家属,被强迫迁往他乡【5】。还有13600多义军家属,被发配为奴【6】。还有许多人流离失所,四处逃亡。
二、乾嘉苗民大起义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1795—1797),湘黔川腊尔山区的苗族人民因不满流官统治和满汉地主兼并土地,发动了一次大暴动。这是清代苗族人民的第二次大起义,因发生于乾隆、嘉庆之交,故称“乾嘉起义”。
如前所述,腊尔山区是被朝廷视为最主要的“生苗区”之一。实施“改土归流”后大批满汉文武官吏、地主和商人接踵而来,他们掠夺苗族人民的土地和财物。乾隆中期以后,这种掠夺就更加疯狂,土地迅速集中,使广大苗族农民陷入贫困破产的境地。
乾隆55年(公元1787年),凤凰厅官吏诬陷勾补寨苗民偷牛,借此向全寨勒索赔款,苗族青年石满宜率众反抗竟遭到残酷杀害。这一震骇人心的事件,激起了苗族人民的怒火,成了大起义的催化剂,各寨苗族都发出“要为石满宜报仇”的吼声,即开始酝酿起义。58年(1790年),湘、黔交界连遭旱灾,而各种捐税徭役有增无减。59年,四川秀山县青垄屯农民因不堪土司的租税压榨,起来反抗。黔东北松桃厅苗民石柳邓立即带领当地苗族农民前去支援,捣毁了土司衙门。同年12月,石柳邓和苗族妇女乜妹去湖南凤凰厅鸭保寨苗族百户吴陇登家中,参加了永绥、凤凰、乾州等厅100多苗民的聚会,商讨起义暴动,为七年前遭到惨杀的石满宜报仇【7】。

会上,大家歃血为盟,约定乾隆60年1月18日,以贵州松桃厅石柳邓、湖南永绥厅石三保、凤凰厅吴半生、吴陇登、乾州厅吴八月等为首,在各地同时举行起义。并提出了“逐客民,收复地”的日号,以及“穷苦的人跟我走,大户官吏我不饶”的战斗号召。正当各地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的时候,石柳邓的活动被汉族地主杨芳探知告密,只得被迫于1月16日在松桃大寨提前起义。石三保、吴半生、吴八月等在各地立即响应。“穷苗闻风,无不攘臂以从”【8】。湘黔边区苗族大起义至此爆发。
在贵州,石柳邓率领起义军迅速占领了松桃厅大溏汛,进攻正大营、嗅脑营和松桃厅城。思南、印江及镇远四十八溪地方的苗族人民纷纷起来响应,起义队伍达万人以上。
在湖南,永绥厅石三保起义后,同清军激战于鸭酉,击毙镇箪总兵明安图、永绥副将伊萨纳和同知彭凤尧,全歼清军近2000人。凤凰厅吴半生、吴陇登起义后,分别在苏麻寨和鸭保寨与清军激战,并围凤凰厅城。乾州厅吴八月起义后,吴廷举起兵响应,攻克乾州城,击毙乾州同知宋如椿。义军所到处,立即展开了大规模的夺地除害斗争,从满汉地主手中夺回了自己的田地。平时作恶多端的百户和那些依附清朝廷的苗族地主,也受到了严厉的惩办。义军很快占据了川、黔、湘交界的大片地区和其中的一些城汛。当地清军被打得“兵不顾将”,一见义军“即纷纷溃去”,“临阵逃散”。【9】

湘黔边苗族的起义暴动,震动了整个满清朝廷。乾隆皇帝“宵旰萦怀”,“切心焦忙”【10】。立即调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林和近卫军统领额勒登保等人,以福康安为统帅,领兵十余万分别向苗族义军进攻。福康安带领云贵兵丁,自南向北;和琳带领川军,由西向东;福宁带领湖广诸军,自北向南。三路大军向苗族义军扑来。
在强敌威逼下,苗族义军主动撤出对松桃、永绥、凤凰等厅城的围攻,分路阻击敌军。石柳邓率领所部大胆出击清军后方,深人四川秀山和贵州印江等地,还配合湘西义军围困正大营,驻守正大营的贵州提督彭廷栋忧愤交迫,死于军中。吴半生所部在凤凰厅的乌巢河一带,阻止福康安主力的进犯,相持半年之久。石三保所部在永绥战场上,杀得海南提督刘君辅“体无完肤”。吴八月所部在乾州厅狗拜岩歼灭福宁主力6000多人,福宁落荒出逃,“仅以身免”【11】。
尽管苗族义军在各个战场上都打了一些胜仗,但必竟清王朝已经下了最大赌注,在七省官兵的基础上又源源不断增兵。清军采用了极其残暴的手段,大肆烧杀。不分男女老幼,格杀勿论。起义军奋起阻击,战斗日益惨烈。同年夏天,各路义军被迫退到坪垅。为了形成统一指挥,避免各自为战,分散兵力,义军共推吴八月为“王”,以石柳邓为开国将军,石三保为护国将军。【12】

在吴八月的领导下,义军以坪垅为根据地,分兵把守,继续打了一些胜仗。同年秋冬,形势又进一步恶化。清朝廷一方面源源不断增兵,加强军事镇压,乌巢河、高多寨等处相继失守,青年骁将吴半生被俘;另一方面,敌人积极向起义军中的苗族地主进行诱降,使义军中出现了一股投降逆流。乾州义军石上进、石大贵、吴廷举和永绥义军张廷仲父子相继叛变。同年12月,吴陇登叛变并诱擒了吴八月。吴陇登出身地主,起义前为清朝廷“百户”。
义军在处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依照石柳邓的策划,推吴八月的勇敢果断的儿子吴廷礼继称为“王”,继续战斗。其间,义军为了打击苗族地主们的猖狂气焰,攻入鸭保寨和三岔坪,狠狠打击了叛徒吴陇登、吴廷举等地主武装。嘉庆元年(1796年)3月,清军向义军发起猛攻,并将吴八月杀害于军营,遭到义军的狠狠反击。5月,福康安因愁病交加死于军中,由和琳继任统帅。6月,石三保被叛徒陇子贵等诱骗至坳溪被俘。8月,和琳病死于军中。9月,清朝廷委任顽固死硬的额勒登保继为统帅。10月,额勒登保集中了10多万兵力,分兵五路猛攻坪垅。义军凭险抵抗,使清军伤亡惨重,但义军伤亡也不少。11月17日,清军攻陷坪垅大寨,义军退守贵鱼坡。嘉庆2年1月3日,清军猛攻石隆,起义军殊死作战,石柳邓不幸头部受重伤,壮烈牺性。义军大部分战死,少数被俘,没有一人投降。后来石三保、吴半生等重要义军领袖,被押到北京杀害。至此,历时两年的湘黔边区苗族大起义逐告结束。

这次起义波及13个厅县,前后抗击清军18万人,击毙清军总兵、参将、都司、游击等高中级将领220余名,使清朝廷三易主帅。大起义失败后,清朝廷以“善后”为名,强夺苗族人民田地安设屯军、屯田,永绥、凤凰、乾州、保靖、古文五厅县,设立营汛、屯卡、碉楼、关厢1100多座,驻绿营军10000多人,屯军7000多人,苗兵5000多人,练勇1000多人,比起义前驻军4900多人,增加了3倍以上【13】。
屯田又名“均田”,从嘉庆2年到15年,先后在永绥、凤凰、乾州、保靖、古文、沪溪、麻阳七厅县大量“均田”。永绥厅“寸土归公”,凤凰厅“均七留三”,乾州厅“均三留七”,苗族农民大多失去土地。
清朝廷在镇压了乾嘉起义之后,一方面大量“屯田养兵,设卡防苗”,大量集中土地,严格控制苗族人民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重新调整自己的某些攻策。比如,抛弃了改土归流以来实行的“以汉治苗”的政策,采取湖广总督毕沅“以苗治苗”的建议。当时在永绥、凤凰、乾州、保靖、古丈五厅县,守备以下外委以上的苗官共有486名【14】。松桃厅有土守备7名,土千总和土外委179名【15】。
尽管清朝采取了以上强硬措施,但苗族人民小规模的起义斗争仍然不断。比如,嘉庆7年(1802年)湖西永绥龙六生领导苗民起义。嘉庆9年(1804年)永绥石宗四、石贵银(均为吴八月部下将领)领导苗民再次起义。起义规模虽然不太,但此伏彼起,断断续续又进行了10多年。
三、咸同苗民大起义
成丰1年(1851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在广西金田村爆发,极大地鼓舞了苗族人民的斗志。咸丰5年(1855年),终于爆发了张秀眉起义,点燃了苗族农民大起义的火把。柳天成潘名杰、岩大五、陶兴春等,接着在各地起事,形成了以云贵高原为中心的苗族农民革命风暴。这是清代苗族的第三次大起义。因发生在咸丰、同治年间,故称为“咸同起义”。“咸同起义”包括张秀眉领导的黔东南苗民起义、柳天成领导的黔南苗民起义、潘名杰领导的黔中苗民起义和陶兴春领导的黔西北苗民起义等,其中,以张秀眉领导的黔东南苗族起义规模最大,起义斗争的时期更长。

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廷更加腐败无能,对帝国主义采取屈辱求和的政策,巨额的战争费用和赔款,只有转嫁到全国人民身上。如前所述,雍正、乾隆和嘉庆年间,两次苗民起义,使得清朝廷不得不采取怀柔政策。宣布“尽豁新疆(指黔东新设6厅)钱粮,永免征收,以杜官胥之扰,其苗讼以苗俗处分,不拘律例”【16】。以暂时缓和矛盾。
可是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苗生齿繁,仅存产不足给,屯军或复侵之,官员不敢公言征粮,或巧设名目相戈取”【17】。。清朝廷于是改“豁免钱粮”为“采买军米”。每年秋收,清政府规定米价,强迫苗民卖粮存仓以供养清军。采买军米一般按一石谷一两三钱银,可是苗族人民实不得价,且大斗量进,“各乡市斗实溢省斗之三,加之尖量,每斗溢二、三升,是买乡谷一石,已得省斗二石,实合京斗三石”【18】。“采买”较原先粮赋之伤民,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后又干脆变为固定粮赋,由无制的勒索变成法定的赋税。到咸丰初年,“只责苗民照常纳米,不结银钱”【19】。之后,清朝廷为了填补白银外流赤字,进一步改纳银代交白米,银粮互相折兑,苗民交一两银不只需一石米,而是数倍。

1855年春,台拱、黄平一带的苗族农民要求减免赋税。黄平知州杨承照到台拱查办,不但不答复苗民的要求,反而声称“剿灭尔类”,拔刀威胁三个农民代表书写“照旧纳税服役”的甘结【20】。消息传出,几千名愤怒的农民冲进台拱城寻杀杨承照,杨承照闻讯逃往镇远,并组织地主武装团练5000余人,扬言100000大团,遍贴“灭苗清户,安屯设堡”告示,想先发制人,借军事恐吓来迫使苗民屈服。
苗族人民一见告示,人人怒火万丈,个个义愤填鹰,纷纷聚集在一起相互商议,“今乃欲殄灭我苗,岂能束手以待”,“天时人事,势不容己”【21】。正如列宁说的“农民不自觉地发动了起来,只是因为他们已经忍不住了,只是因为他们不愿意不声不响也不反抗就死掉”【22】。
咸丰5年(公元1855年)3月15日,在张秀眉的领导下,台拱苗族人民以“议榔”的形式在掌梅尼誓师。接着甘保玉响应于赛头(今三穗县境),杨大六起事于丹江,九松、高禾起事于乌结……“千里苗疆,莫不响应”【23】。一场轰轰烈烈的苗族农民大起义,就这样暴发了。

起义以后,张秀眉采取了“扫清小据点,孤立大城镇”【24】的策略,迅速攻克了许多城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清江、台拱、古州、施秉等。使义军控制的区域连成一片。从这时起,义军一方面休整练兵,一方面把夺得的土地和财物分给贫苦农民,鼓励群众精耕细作,开辟荒地,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苗族义军在攻克台拱厅后,张秀眉就下命令“不准杀一个好汉人,也不准放走一个苗奸”【25】苗汉两族劳动人民之间,没有根本利害的冲突,苗汉两族人民,同样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义军对苗、汉地主一律予以坚决镇压,财产概行没收;对汉、苗劳动人民群众则一律保护,并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他们耕种。很快整个黔东南地区已完全控制在苗族起义军手中。

同治3年(公元1064年),太平天国革命在清朝廷和外国侵略者的伙同镇压下失败了。同治8年(公元1869年)春,清朝廷集中湘、黔、川三省兵力,向张秀眉义军发起了总攻。东路,由席保田率领湘军20000多人,依仗洋枪洋炮,攻占了邛水、镇远、施秉;北路,由唐炯率领川军20000多人,攻占了黄平、重安江、清平;西路,由张文德率领补充后的黔军10000多人,攻占了贵定、麻哈、都匀,形成了对苗族义军的战略包围。
同年3月,趾高气扬、傲气十足的荣维善,率领黄润昌、邓子恒等部湘军,从施秉烧杀到谷陇,企图取道黄飘西出黄平与川军会师。起义军大将包大度集合了施秉、黄平、凯里一带义军数万人,埋伏在黄飘峡谷地带的山上,然后派少量义军诱敌落网。等湘军主力进人峡谷中,苗族义军伏兵突起,“前阻后截,中间乘高滚木石下去,木石如雨,合围数重”【26】。打得湘军鬼哭狼嚎,争道相挤,坠死悬崖不少。荣维善、黄润昌、邓子恒均被打死。这一仗,只激战一昼夜,歼灭湘军20000余人【27】。

“黄漂大捷”后,苗族义军军势大振,可惜此时华北捻军失败,清军不久以更凶猛的攻势向苗族义军扑来。英帝国主义分子麦士尼亲自率领其教练的“安定”、“果毅”两营清军,参加了屠杀苗民的黄平新、旧两城和重安江争夺战,亲自开枪开炮杀害了250多名苗族义军【28】。同治9年3月,湘军在付出了极大代价之后,攻占了义军要地施洞口,使得湘、川两军联成一气。接着向台拱进犯。激战半年后,10月25日,台拱陷落。
同年4月,5000余名起义军和群众据守叫乌大洞,清军用柴草、硫磺向洞内熏烧数天,无一人投降。火熄烟消后,洞内“坐者,立者手持枪炮,行列不乱,而已气闭矣”【29】全部壮烈牺牲。
同治10年3月,丹江厅城失守。4月,义军最后的一个城镇——凯里也落人敌手。张秀眉、杨大六、九大白、包大度等率部退守雷公山。6月,清军攻占雷公山,张秀眉退居黄茅岭。11月,清军攻陷黄茅岭,义军退守乌鸦坡后,粮秣空绝,将士们以草根、蕨菜、树皮、树叶、粮秕充饥,但他们仍在张秀眉的领导下坚持战斗,誓不投降。同治11年初乌鸦坡失守,义军再退乌东山。经过一场又一场悲壮的血战,杀得敌人尸横遍野,但义军也伤亡殆尽。包大度、九大白、九松、岩大五、潘老冒、姜老拉等将领先后牺牲。张秀眉、杨大六和清军在乌东山进行了一次惨烈的肉搏战,最后失败被俘。这两位苗族起义领袖被湘军押往湖南长沙,受尽了残酷的肉刑,英勇不屈,于同年5月25日就义。

苗族人民三次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深重地打击了清朝官府的黑暗统治,表现了苗族人民誓与封建统治阶级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战斗篇章。
参考文献:
【1】《雍正朱批谕旨》第25册。
【2】乾隆《贵州通志》卷36《艺文》。
【3】乾隆《贵州通志》卷36张广泗《苗疆告竣撤兵疏》。
【4】民国《贵州通志·宦迹志·张广泗》。
【5】贵州民族研究所编《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
【6】《贵州通志》卷36。
【7】《钦定平苗纪略》卷7《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474)。
【8】和琳奏《苗疆善后章程六条》,参见《苗疆屯防实录》卷14。
【9】《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471。
【10】《大清高宗皇帝实录》卷1472。
【11】魏源:《圣武记·乾隆湖贵征苗记》。
【12】南炳文《清代的苗族起义》。
【13】《苗族简史》,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
【14】《苗疆屯防实录》卷36《屯苗条件》。
【15】《松桃直录厅志》卷3《经费》。
【16】魏源《圣武记》卷7。
【17】《平黔纪略》卷7。
【18】《平黔纪略》卷12。
【19】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22)。
【20】“甘结”即保证书。
【21】韩超《苗变纪事》。
【22】《列宁全集》第1卷第445页。
【23】韩超《苗变纪事》。
【24】中国科学院湖南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1958年调查资料《张秀眉起义》。
【25】《清代贵州各族人民的五次起义》
【26】凌锡安《咸同贵州军事史》(6册)。
【27】《黄平县志·大事记》。
【28】转引自《贵州民间文学资料》第27集。
【29】《咸同贵州军事史》(6册)。

石朝江
我国资深的苗学研究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巡视员,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学术顾问(原副理事长),贵州省苗学会原常务副会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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